◆原文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像鹰隼袭击食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从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新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人才非因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没有兵卒，不必过于忧虑；没有粮饷，也不必痛哭。只是举目看如今世界，要找一个有利不争先、杀身成仁惟恐落后、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一时之间难以找到，这正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专门在危难的时候，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人才不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原文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为政之道，必须将获取人才和治理好事务两者并重。获取人才须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广泛收罗人才，二是用人必须谨慎，三是要经常对人才加以教育，四是对他们的过错要严加责罚；处理事务也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经分，二是纶合，三是详思，四是约守。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待到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详解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列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就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磬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仅千里马常有，那些慧眼识人、看重贤才的伯乐也世代皆有。先说说周代的伯乐们。
商末，周族的势力大增，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后来西伯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他的儿子姬昌即位。姬昌为了替父亲报仇雪恨，开始积蓄力量，图谋灭商。商纣王昏庸无道，整日淫逸玩乐，不听群臣劝谏，甚至杀死自己的兄长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有一次纣王又开杀戒，正在殷都的周侯姬昌闻听后悲叹，也被纣王网罗罪名禁闭在羑里城（今河南汤阴县北部）。直到周人闳夭、散宜生进献美女宝器，姬昌才被放了出来，还被纣王授予了征伐诸侯的特权。
姬昌回到周地后，自己称王，即周文王。文王尊老爱幼，礼贤下士，赢得了不少诸侯的拥护，前来归降投奔的贤人志士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劝谏过纣王75次的商朝贵族辛用大夫。周文王还出游访查人才。一次，他在渭水南岸遇见了老人姜尚，即太公望，又名吕尚。姜尚向文王陈述了治国安邦的见解，正中姬昌的心怀。自此，太公望辅助文王治理周族，训练军队，准备灭商纣王。因为周文王本是贤能之士，冶国又尽力委任于吕尚等贤能之士，所以周族迅速强大起来，在诸侯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周文王虽然早死，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却为儿子周武王消灭商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距今三千年前，中国处于夏朝。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荒淫无度，残忍成性，使得民不聊生，夏王朝日趋衰落。
此时，夏王朝的一个属国——商却日趋强盛起来。商国国君成汤胸怀大略，贤明能干，广施仁义，礼贤下士，注重农耕，使百姓安居乐业，商国也越来越强大富庶。
成汤每年要向夏王朝纳贡。沿途他听到夏王朝百姓怨声载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夏王朝哪一天结束啊？我们情愿与你一起灭亡！成汤看到桀王把国家搞成这样，非常不安，他四处寻访贤才，想推荐给夏王，使他纳贤从谏，治好国家。
成汤听说伊尹是贤能之士。伊尹每日耕作桑田，细心养蚕，还潜心读书，研究尧、舜、禹等英明先王的治国之道。
成汤派使者带着重礼前去聘请伊尹。伊尹婉言谢绝说：“我只是一个农夫，自耕自食，不懂国家大事，多谢商王。”
成汤对伊尹的一请不就并不灰心，派使者带更多的礼品，再次去请伊尹。伊尹对于成汤的再次聘请虽有些惶恐，但仍推托道：“我只是一个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么能无故受商王的礼物，坦然受任呢？”
成汤对伊尹的两次拒绝既不灰心也不恼怒，认为自己有真心有诚意，定能打动伊尹。就派人再次带着更珍贵的礼品去请伊尹。
伊尹早听说成汤宽仁大德，礼贤下士。现在看到成汤能够屈尊来聘请自己这个农夫，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伊尹于是欣然从命，随使者来到商都亳。成汤非常高兴，亲自出迎，并想留下伊尹帮助自己治理国政。但伊尹认为：桀虽然暴戾跋扈，却是夏朝的君主；成汤虽然贤德，却只是臣子，他不能舍君而辅臣。于是伊尹来到夏都。
桀见到伊尹，并不很看重他，仍每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淫无道，实在无可救药，料定夏灭亡已成定局。于是他仔细考察了夏朝朝廷内外的形势，离开了夏都。
成汤见伊尹没被重用，就把他聘请到商为相。伊尹帮成汤发展农业，屯集粮草，铸造兵器，加紧操练亲兵。
公元前71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夏王桀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兵败被俘，夏朝灭。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后，伊尹又帮助成汤安定了天下。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其祖先是西汉的宗室，以后支系疏远，家世没落，到了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贩鞋为生。
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统一全国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怀大志的刘备为了扩充实力，也在注意访求人才。
起初，刘备始终没有机会扩充实力，无固定的地盘，没有多少兵力，辗转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四处奔命，寄人篱下，前程渺茫。
刘备为了摆脱力单势孤的困境，迅速扩充实力，必须得到有智谋的人辅佐自己。于是，他注意访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物。
刘备得知诸葛亮是当时的俊杰，很想见到他，便让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这样的人不能采取召见的办法，将军应该亲自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接待，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三顾茅庐”。
渚葛亮字孔明，琅玡阳都县人。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年，这期间，他并没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常把自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相比，表明他立志要兼有将相的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汉朝崩溃，群雄混战，权臣控制朝廷，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大义干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汉朝的统治。但由于才疏德薄，智术短浅，屡遭失败，至今一无所威。不过，我的壮志并未因此减退，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希望你能为我出谋划策。”
刘备谦恭诚恳、礼贤下士的态度，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他便将天下形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时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割据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后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是由于客观形势对他有利，而且也因为主观努力。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确实不可以同他争。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他联合，而不可去谋取他。”
接着，他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刘备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历史上的伯乐们为了得到千里马，不是光靠诚心就能成功的，有时还需略施小计。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冶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被他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并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荐的。为了境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蚨，即青蚨，是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安徽入，是方宗诚推荐人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曾追随理学名家唐镜海、倭仁学习，而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我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曾国藩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提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他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八十九人。
曾国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军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汝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