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轿车一驶出机场，便飞驰起来。坐在前座的副官长谭海侧着身子，扭过头来小心翼翼地问：
“副司令，回金家巷吗？”
张学良略微踌躇了一下：“先去南院门。”南院门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他要立即将一〇九师在直罗镇被红军歼灭的事儿问个明白。是谁大胆妄为，违抗他的命令，使他在南京丢尽了脸，倍受蒋介石、何应钦的奚落和冷眼。
离南院门还隔着一条街，就听见从那里传来一阵阵海潮般的喧闹声，在哭声、口号声里还夹杂着阵阵歌声，乱成一片。汽车一拐弯，只见总司令部门前的广场上黑鸦鸦挤满了上千人，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拄着拐棍。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操着东北口音嚎哭着、咒骂着……
小车“吱嘎”一声停在路边，张学良走下汽车，把皮帽儿压低，向人群中走去，谭海和刘海山紧跟其后。由于他穿的是便衣，没有人能认出来。经四下里观察，张学良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由。原来这些妇女、老人，皆是同官、耀县一带来的东北军家属，她们的男人、儿子在前线作战，有的被俘虏，生活失去了依靠，家庭生活和结构遭到了破坏，所以聚集到西安来请愿，一是要求部队打回东北去，重建家园，二是要求解决衣、食、住等生计问题。
这是东北军存在的不同于别的部队的特殊问题。“九一八”以后，东北军退入关内，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统治，使东北人民无法生存下去，纷纷逃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少东北军官兵的家属乃至亲戚最后无路可走便跑到军营跟着他们的亲人一起度难，不少中下级军官，一般都把眷属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西安等大城市，而下级军官和士兵眷属，只能跟着军队一起行动。这样不但给部队的供给带来了问题，也给部队的行动增添了累赘。队伍中夹杂着老头儿、老太婆，还有怀抱着婴儿的妇女，实在不成体统，一旦她们的亲人被俘或战死，这些眷属立即就陷入了绝境。此情各级长官包括张学良本人都是清楚的，眼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它，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没有个难处呢？
张学良在哭哭啼啼的人群里走着，望着妇女们一张张挂满泪水的脸和她们怀中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听着哀婉泣诉的乡音，他的内心发出一阵阵的隐痛。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啊！这到底是谁的罪过啊！这些年来，自己因为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丑名而耿耿于怀，可是老百姓经受的磨难，不是比自己更加深重吗？一时，愧疚、愤懑的感情在他胸间交炽着、翻腾着……突然，人群中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
开始是请愿的群众唱，接着，围观的西安市民也同情地跟着高唱。歌声慷慨激昂，悲凉凄楚，此起彼伏有如山呼海啸。张学良平日只要听到这支歌，心里就涌起一丝乡愁。今天再次听来，仿佛有人拿着老虎钳子夹他的心，正起劲地拧绞，泪水禁不住籁籁地往下流，他实在不忍心目睹面前的惨状，正夺路往外走，突然听见前面的一降骚动，请愿的妇女一齐往前涌去。人群挤到“剿总”大门前不远的地方，只见一排卫兵手挽着手堵住大门，不让请愿的群众进去，秘书长吴家象站在一张桌子上，面向大家讲话：“诸位大嫂、大婶、大叔、大伯，乡亲们！请不要吵闹了，里面正在办公，你们有什么要求可在这里对我陈述……”
“我们要求见张副司令，有些事情想不通，请他给我们解答！”一个妇女大声喊道。
张副司令还在南京开会，没有回来，你们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讲，我一定负责转呈。”“我们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现在我们的男人有的被俘虏，有的被打死，剩下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住没往的，你们当官的知道不知道？管不管？”
带头的妇女讲罢，其他妇女便你一句、我一句嚷嚷开了：
“我们不明白，放着占领家乡的日本鬼子不去打，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打中国人？”
“我们要问问张副司令，什么时候领我们打回东北去！”
“红军与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非要和人家作对？”
“少帅不要忘了张大帅是怎么死的！”
“……”
人群中的每一句话，好象一把把利剑，刺痛着张学良的心。张学良低下头，痛苦地责问自己：“我对不起众乡亲，对不起家乡的父老兄弟，对不起这些孤儿寡母，是我的怯懦造成她们背井离乡，流落四方；是我把她们的丈夫、儿子领到西北来送死，这完全是我的错，为了蒋介石的脸面，为了一个错误的政策，我如此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断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我是千古罪人……”
他实在缺乏勇气在请愿群众面前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灰溜溜地从义愤填膺的人群中钻出来，垂着头赶到停车地方，朝司机一挥手：
“回金家巷！”
当天晚上，金家巷西楼二楼会议室“剿总”召集处长以上军官开会，张学良听取代理参谋长谢珂、参谋处长徐方关于一O九师在直罗镇被红军歼灭的情况汇报。
原来张学良参加国民党“五大”期间，“西北剿总”的日常工作由代理参谋长谢珂负责处理，张学良虽然亲自到庆阳嘱咐五十七军代理军长董英斌，要部队暂缓前进，但却没有把这一意图向谢珂交待清楚。
张学良去南京后，董英斌因部队给养发生困难，听说富县囤粮很多，就想按原计划东进，加之六十七军有一个团被红军围困于甘泉，该军军长王以哲也多次来电催促董英斌东进以加强自己防区的力量，同时蒋介石也命令五十七军急驰甘泉解围。在这种情况下，谢珂和徐方即向五十七军下达了“全部东进，解甘泉之围”的命令。董英斌即以一〇九师为先锋，一〇六师居中，一一一师殿后，成一字长蛇阵，沿着子午岭葫芦河向富县进发。
这时，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到陕北，和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于富县东村一带。会合之后的红军力量大增，士气大振，得到东北军进攻富县的情报后，毛泽东当即决定集中各路红军于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用胜利结束长征，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一个奠基礼。
一O九师于11月22日下午抵达直罗镇宿营，翌日拂晓即遭到红军的包围。战斗不到两小时，红军便占领了直罗镇，歼灭一O九师两个团，俘虏官兵两千多人。师长牛元峰带领残兵溃逃至直罗镇东山头一个小寨子，连连发报要求董英斌解围。董英斌即令一O六师前往，部队刚走到黑水寺就被红军歼灭了一个团，其余部分见事不妙紧缩了回去。牛元峰待援无望，便趁黑夜率领残部往西突围，红军分头追击堵截，断其退路于直罗镇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山头上，残兵全部被歼，牛元峰被迫自杀……
听完情况介绍，张学良半晌无语，勾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宽大的会议室里出现了难言的沉默。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大气也不敢出，只是用怯生生的眼光盯着面前这位严肃、英武的副司令长官。他们等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张学良并没有发火，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很快把烟缸里掐灭，然后抬起头来扫视了大家一眼，阴沉地说：“一〇九师失利，董英斌有直接责任，赴南京前，我专程前往五十七军驻地，要部队不要行动，他违抗了我的命令，现在我决定撤消他代理军长的职务。剿总的责任应由我来负，因为我没有把意图告诉谢代参谋长，我应作深刻检讨。”
接着他用忧郁的口吻说：“我们这支东北军，曾经东征西讨，久经沙场，论武器装备，在全国是最精良的，我自信不是包、软蛋，可是，和各方面处于劣势的红军作战，我们却一败再败，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损失了将近三个师。要是照这样打下去，用不了一年，我们全军便会消耗殆尽。队伍打光了，剩下我们这些光杆司令，还拿什么‘抗日复土’？‘打回东北老家’到那时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张学良的语气虽然平缓，却字字句句敲击着每个人的心，处长们一个个低下了头。
“在座诸位都是追随学良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职位虽分上下，实则情同手足。在这关键时刻，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继续和红军打下去，还是另辟新路？若是另辟新路，这条新路又在哪里？”
张学良没有让大家马上作出回答，但一个个全都陷入了沉思。
“大家都看到了吧，上千名妇女、老人到‘剿总’来请愿，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他们不堪日寇的蹂躏，千里迢迢从东北逃入关内，受尽千辛万苦，到队伍里来寻找亲人，寻求庇护，可是他们的亲人却战死了。生活失去了支柱，太可怜了，太悲惨了！谁见了都要掉眼泪。这次在南京，我向蒋委员长提出，请中央政府拨专款抚恤受难同胞，却没有得到批准。”说到这里，张学良的火气冒了上来，用手敲击着面前的茶几，“人家不管，而我们是不能不管的！我决定倾其所有，将我个人的积蓄捐出来，在西安、平凉两地修建难民新村，尽量安置这些衣食无着的骨肉同胞。即使这样，也只能解决一下暂时的困难，以后呢？以后怎么办？所以请大家认真考虑，想出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散会后己是深夜，张学良回到三楼寝室，墙上的壁钟正敲了十二响。躺在床上，张学良怎么也睡不着，孤清的冷月似笑非笑地弯着嘴，挂在窗前，张学良皱着眉头，想起白天的情景，心里一片感动和酸楚。“九一八”以来，张学良代蒋受过，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到处挨骂；东北军虽然装备精良，但眼看自己的家乡遭敌践踏，亲人被日寇蹂躏，有力量用不到抗击日寇的侵略上，却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中，从华中又到西北，颠沛流离，受人驱使，身不由己，到西率后和红军交锋，上无斗志，连连败北。
想到上次去南京，倍受冷落，原因就是因为和共军作战吃了败仗。将军打下败仗，那是奇耻大辱，是比什么都丢脸的事儿，五年来的经历就象一个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这国耻家仇不报，还要在国内自相残杀，一想到这，张学良心头便如压了一块巨石。和共产党的仗早就不想打了，但蒋介石态度坚决。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张学良眼前突然浮现出上次和杜重远见面时的情景来。
“如果继续剿共，对东北军来说只能是自取灭亡；对于你个人来说，将是千古罪人！”杜重远很坦率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东北军唯一的出路，是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一是联合共产党。你刚才看了他们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中央红军现在己经到达陕北，可以联合起来，壮大力量。二是联合杨虎城。杨将军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有许多进步人士，无论是从哪方面讲，杨将军都是可以信赖的人。三是联合新疆的盛世才。他是东北同乡，过去又是你的部属，他在新疆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和他联合以后可以打通国际关系，求得苏联的帮助。如果东北军能和以上三方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那么日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总之，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唯有联合才是一条抗日的出路。”……
第二天，张学良约会了从苏联回国不久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自从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入苏联国境以后，就同中共党的组织有了联系，回到上海后仍然准备取道苏联返回东北去抗日。张学良向李杜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够同共产党的负责人商谈，现在正苦于无法取得联系。李杜当即接受了张学良的委托，表示在找到关系后，就设法尽快通知他。
在上海停留的最后一天，张学良又专程去访了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他向这位伟大的女性尽情地倾诉了自己一时无法解脱的苦闷。孙夫人听后，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中央大员们的态度截然不同，鼓励他要振作起精神，积极投入抗日的洪流，用实际行动洗刷掉自己蒙受的“不抵抗”的污名。
宋庆龄语重心长的鼓励，给了张学良极大的启示和鼓舞。这位刚强的汉子是噙着泪水离开宋庆龄的寓所。
张学良在上海停留了四天，就乘坐他的“搏鹰”号专机匆匆返回西安。和来上海时的心境大不相同，这时他己经理顺了自己的思路，可是怎样才能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呢？
这天，张学良从“剿总”办公地点南院门回到金家巷公馆。脱下戎装，穿上宽松的便服，躺在沙发椅上，正待闭目养神，就听得门口传来一声：“报告！”
“进来。”张学良漫不经心的语调中透着不耐烦。
“报告副司令，王军长急电！”机要参谋将译好的电文递到张学良手上，他看着，看着，愣住了。只见上面写着：
……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已经被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王以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