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银行是花旗集团下属的一家零售银行，其前身是1812年6月16日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City Bank of New York），历经两个世纪的潜心开拓，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也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声誉最响的全能金融集团。
作为“世界上最赚钱的机器”、“全球第一家不睡觉的银行”，花旗银行总是能够在竞争最为残酷的金融战场上出奇制胜，总是成为众多后来者竞相效仿和追随的对象，总是轻易就能俘获所有人的视线和注意力，总是如谜一般耐人回味。
花旗银行不单为遍及56个国家的5000万消费者提供服务，也在近100个国家为跨国、跨区及当地的企业客户服务，包括零售银行及信贷、企业及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经纪及资产管理。除了花旗银行，没有哪家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资源足以在如此之多的地方，应付如此之多的需要。
花旗成立于1812年，进入中国亦逾百年。它起先是一家为大股东管理个人资产的私人银行，规模十分有限。由于最初的几任总裁富于进取，不断开拓业务领域，上世纪初即已成为纽约颇具实力的金融机构了。然而真正使花旗成为全球银行业霸主的是被称为20世纪最杰出的CEO之一的沃尔特·瑞斯顿。当他1967年升任花旗银行总裁的时候，花旗还在与大通银行力拼老二的位置，排名第一的则是意大利人贾尼尼创建的美洲银行。但到1984年瑞斯顿卸任时，花旗已远远地把美洲银行和大通银行甩在了后面。
沃尔特·瑞斯顿生于1919年，他的父亲亨利·瑞斯顿是颇具影响的历史学和政治学专家，曾担任过美国长春藤名校之一布朗大学的校长。奇怪的是，这位历史学教授和他的妻子露丝，在新生儿沃尔特的摇篮旁边放着一部装帧考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如果他们有心要儿子继承父业，放在摇篮边的更适合的书应该是希罗多德的《历史》才对。沃尔特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一生的成就是在美国的银行业。
大学时代瑞斯顿学的是化学专业，大二时发现兴趣转变而改学外交和历史。二战期间，瑞斯顿是个陆军下士。战后瑞斯顿通过父亲的关系，进入美国古老而华贵的银行——花旗银行。起初瑞斯顿只是审计科的一名初级审计员，不过他的才华很快得到了管理层的赏识，被先后调入信贷部门和海外部，均做出不俗业绩。于是在不到20年间，瑞斯顿跃升为花旗总裁，并且执掌花旗银行达17年之久，而且具有决定意义地提升了花旗的国际地位和品牌价值，不仅为美国银行业所瞩目，也经常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瑞斯顿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创新斗士，其最早的创新提出于50年代初。根据传统的信贷方式，银行发放贷款更多地考虑借款人的品德、能力和抵押物（即3C，character，capacity，andcollateral），而很少考虑借款所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从而限制了油轮等一类大型设备的贷款门类。瑞斯顿则突破限制，设计了一种新的信贷方式，即由银行先行买断油轮，然后将油轮出租给船舶公司，以船舶运营获得的现金流，而非借款者的其它收入来偿还贷款本息的方式。这种融资租赁的方式一经推出，立即风行。瑞斯顿又把这一融资方式推广到飞机和火车的信贷方面，使融资租赁蓬勃发展起来而成为一种产业。花旗银行的这一创新后来被其它银行纷纷模仿，有力地改变了国际航运业的面貌。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商业银行被1933年银行法Q条列限制了存款最高限，不能支付较高的市场利率。因而大公司的财务主管为了增加临时闲置资金的利息收益，纷纷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好同时又具收益的货币市场工具，如国库券商业票据等等。这种情况后来造成银行存款的急剧下降，出现了“脱媒”现象。
针对存款下降的形势，1961年，时任花旗银行副总裁的沃尔特·瑞斯顿推出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业务（简称CD业务）。瑞斯顿的构思大胆而巧妙，他设计的这种可背书转让的大额存单，其性质介乎存款和证券之间，因而可以避开Q字条例利率上限的限制。CD的成功连瑞斯顿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最初估计CD的市场总量只在20亿至30亿美元之间，但1961年花旗银行推出第一笔大额存单后，到1967年商业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已达到185亿美元。
瑞斯顿是位具有战略眼光与创新意识的银行家，在他领导下的花旗银行，其发展可用“金融创新”一言以蔽之，这也是花旗直至今日在竞争中制胜的最有力的法宝。瑞斯顿本人则经历了从创新斗士到创新教父的全过程。作为最高领导，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花旗也因而被誉为名副其实的创新银行。
有一则广为人知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70年代初的《美国银行控股法》禁止银行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从事证券业和保险业以及“与金融业无必然联系的业务”。但该法也有意无意留下一个漏洞，即并未将只拥有一家银行的所谓单一银行控股公司列入监管范围。花旗银行迅速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了单一银行控股公司——花旗公司，而把花旗银行置于该控股公司控制之下。这个花旗公司纯粹是块招牌，但花旗银行通过它却实现了向证券、保险及“与金融业无必然联系的业务”的渗透，饶过了1934年大萧条时期美国仓促通过的G-S法所严格分业经营的隔墙。这本身已是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新。瑞斯顿更是再接再厉，发动全体员工为拓展银行业务范围献计献策，共征集到可进一步开展的业务建议数十项。随即，花旗银行向联储局提出大量的新业务申请，有时甚至多达每天一项。花旗银行从此成为美国银行业的带头人，令其它银行瞠乎其后。瑞斯顿领导下的花旗银行在创新方面的奋进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把金融服务业和美国经济从30年代形成的政府严格监控的桎梏下解脱出来这方面，没有一位银行家或金融机构的贡献比得上瑞斯顿和花旗银行。瑞斯顿无疑是一位拓荒者，通过发明诸如可转让大额存单之类的新金融工具，在市场中引入新的金融思想以及发现法规上新的漏洞，瑞斯顿一步步扫除了陈旧的定价模型、过时的金融产品以及地域上的障碍，并且把商业银行解救出来，让它们相互自由竞争，同时与那些不受银行业法规限制、竞争力很强的非银行类金融服务组织竞争。
创新过程中，失败总是在所难免的。作为一名创新的银行家，瑞斯顿能够大度地容忍失败，这使得瑞斯顿周围常常聚集了一群创新斗士和执行斗士。约翰·瑞得是当今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瑞斯顿的嫡传弟子，他曾帮助花旗摆脱90年代初的困境，并一手促成了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瑞得的风格是积极大胆、勇于创新，但有时也容易冒进，这使他在早期的技术开发及后来的业务拓展中曾犯不少错误，给花旗银行带来了一些损失。要不是瑞斯顿宽容大度，瑞得这样的金融奇才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不仅是花旗银行的遗憾，而且是整个金融界的遗憾了。
在1967和1984年瑞斯顿任总裁与董事长期间，花旗银行进一步国际化。1982年底的资料显示，花旗银行已经在全球94个国家拥有1490多个分支机构，当年海外职员约占花旗银行全部职员的49%，海外机构资产和收益占全部资产收益的60%。不仅如此，瑞斯顿领导银行业还战胜了战后许多次重大金融危机。这包括：宾州中央公司、赫斯塔特事件、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事件以及纽约市政府破产事件等等。
1984年8月31日，瑞斯顿在任的最后一天，花旗银行股票以17.31美元收盘。根据一家银行证券公司基夫·布鲁亚特·伍德公司所编制的一项指数，与他17年前出任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时的6.75美元股价相比，花旗银行股票价值增值156.5%，优于148%这个大银行股票的平均增值率。
1995年，在瑞斯顿从世界金融舞台上隐退时，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界留下了一个没有人愿意或能够填补的真空。实际上，在纽约市政府90年代再次陷入金融危机时，再也没有一位银行家有能力或有兴趣去帮它渡过难关了。
在一个很难发现一位公众人物没有沾染个人丑闻或金钱丑闻的时代，瑞斯顿以他个人的诚实而与众不同。尽管作为花旗银行董事长，他变成了一个富有的人，但是，绝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所做的业务决策带有任何个人私欲，尽管这些决策有时出些差错。
2005年伊始，美国银行家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悄然辞世了。如果想要定义瑞斯顿留给花旗银行真正的遗产的话，那就是，他使它变成了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际性银行，一个通过在世界各地获利最终回报了股东的银行。
今天，瑞斯顿的思想，还时时重现于全球金融界。花旗集团如今依然坚守的“沉着而进击”的创新文化理念，那是瑞斯顿奠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