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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出现在西欧。14—15世纪,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西欧的一些先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以剥夺农民和掠夺殖民地为基本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完成增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进步。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一种剥削制度,它是伴随着少数资产者对本国和殖民地广大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和恣意掠夺而来到人间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旦确立,其自身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就暴露出来了。因此,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日起,人们就开始尖锐地批判其矛盾和弊端,并执着地追求一种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终于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

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它产生于16世纪初叶,经过了300多年的发展,到了19世纪初期,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家的学说为标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三大空想家不仅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而且为了实施其理论,还历尽艰辛地进行了各种试验。这些试验虽然都以失败告终,然而,他们的思想理论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第一节 第一次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15世纪前后,西欧大部分国家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当时,社会生产力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长期辛勤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在纺织工业中,13世纪出现了手摇纺车,15世纪末,又出现了集纺纱和卷线功能于一身的自动纺车。与此同时,更加先进的卧式织布机逐渐取代立式织布机,大大提高了纺织品的产量。在采矿、冶金和金属制造等行业中,也先后发明了各种机械装置,除使用人力外,畜力、风力和水力也得到了利用。

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日臻细密。在15世纪的呢绒制造过程中,具有各种专门技术的手工业者至少有20种。随着手工业专门化的发展,各种行业的数目也不断增加。14世纪末,德国的法兰克福有92种行业,到15世纪中叶,已增至107种。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工业中心的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而且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是通过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手工业从属于商业资本而逐步实现的。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各种行会规章客观上限制了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和分化。但是,一旦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手工业者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一部分生产条件较好的手工业者富裕起来,变成了企业资本家;而帮工、学徒和那些在激烈竞争中破产的手工业者则沦为受剥削的雇佣工人。这就产生了最初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过程中,商业资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从小商品生产者分离出商人阶层。他们定期向小生产者收购生产品,运到较远的市场去出售。这种商人逐渐变成了包买商。贫困的工匠因缺乏资金,不得不求助于包买商。包买商则以低价购买其成品为条件,向他们提供现金、劳动工具、原料等。这样,很多小生产者就在经济上依附于商业资本,最后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而包买商则变成了工业资本家。

随着商品经济在农村中的发展,农业中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趋严重。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成了出卖劳动力的农业雇佣工人;少数生产条件较好的农民上升为富农,形成了农村中的资产阶级。

封建社会内部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成长着。但是,这个自发的发展过程显得过于缓慢,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便采用暴力手段,人为地加速了这个过程,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运用各种手段,从国内外榨取、掠夺大量财富,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积累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为此,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通过发行公债、增加赋税等办法,大肆搜刮国内劳动人民;与此同时,随着远洋航海和探险事业的发展,西欧列强通过征服殖民地,进行海盗活动,从事贩卖黑奴和鸦片等罪恶勾当,从海外掠夺巨额财富。其二是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迫使他们成为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为发展资本主义提供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在英国,从15世纪末叶开始,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圈地运动”。大批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而国家则颁布一系列血腥法律,用鞭打、烙印、割耳朵和处死等残忍手段,禁止农民流浪.迫使他们充当雇佣工人。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时深刻地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829页。)

资产阶级正是通过这种充满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大力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提供了最初的和必要的前提。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才能实现。

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能够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但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了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行会特权和地方特权的存在,使统一的民族市场难以形成,严重阻碍着商品的流通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经济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广大劳动人民更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宗教神学体系和各种封建思想也限制了资产阶级人文科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因此,只有解除种种封建桎梏的束缚,才能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在历史上,多数国家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的。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西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尼德兰爆发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长达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640年到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大国中推翻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次革命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新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欧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发生。18世纪后半期,北美殖民地人民掀起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斗争,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8世纪末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推向了高潮。这次革命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广泛发展开辟了新阶段。它“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①(①《列宁全集》第2版(下同)第36卷第354页。)。马克思在谈到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时曾强调指出,这“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②(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继法国大革命之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俄国先后爆发了革命运动或民族独立战争。30年代,法国的七月革命,英国的国会改革运动,以及波兰、比利时、意大利和德意志等国的革命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48年爆发的全欧性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席卷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但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而且为产业革命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

三、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远影响

产业革命也称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首先发生在英国,随后扩展到欧美其他先进国家。它是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过程。产业革命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产业革命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随着15世纪到16世纪初期航海业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日益扩大,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要求广泛采用新技术,扩大机器生产。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工场手工业的长期发展,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密,劳动工具日趋专门化,为产业革命准备了科学思想和技术条件。第三,长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和巨额的货币资本。最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扫除了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为这次产业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前提。

第一次产业革命发轫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这绝非偶然。当时的英国,不仅具备了进行产业革命的一般条件——劳动力和资本,而且拥有进行产业革命的技术条件。

英国的产业革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飞梭的发明提高了织布的速度,使棉纱供不应求。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1769年,阿尔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缪尔”纺纱机。上述纺纱机的使用,大大加速了纺纱速度,反过来又促进了织布技术的改进。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把织布效率提高大约40倍,从此出现了大规模的织布厂。与此同时,织布的其他工艺,如漂白、印染等也有所改进,产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随着纺织技术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解决动力问题。水力的利用,虽然是一大进步,但以水力作为原动力的工厂,必须建在江河沿岸,既受地点的限制,又受季节的影响。因此,创造新的发动机,已成为产业革命的当务之急。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机械师瓦特。1769年,他发明了蒸汽机,1784年,又把单式蒸汽机改造成实用性更强的联动式蒸汽机。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现代化大工厂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成就。1784年,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蒸汽纺纱厂。不久,织布、冶金和采煤等其他工业部门也相继采用蒸汽机作为原动力。

机器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产业的进步。首先,机器的大量制造,增加了对金属原料的需求,从而推动了采矿和冶炼业的发展。其次,机器的制造和使用,还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革新。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汽船。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逊发明了机车,实现了用蒸汽发动的铁路运输。交通运输业的革新又转而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

在英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欧美的其他国家也先后发生了产业革命。美国和法国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30—40年代都进入产业革命时期。这些国家利用了英国的技术成就和经验,因而产业革命的进展比较迅速。同英国一样,各国产业革命一般都从纺织工业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轻工业,然后再发展到重工业。

由于各国具体条件不同,完成产业革命的时间也不同。英国到19世纪30—40年代,各基本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均占据了优势,产业革命基本完成。19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60年代末的法国、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德国和80年代末的俄国也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

第一次产业革命既是一次深刻的技术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首先,产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实现了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从而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加上其他机器设备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业革命最早发生的英国,成为世界上资本主义工业最先进的国家,从1770—1840年的70年中,英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大约20倍。

其次,产业革命巩固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能够战胜封建的生产关系,是因为它适合于新的社会生产力,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而产业革命的完成,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和工厂制度的建立,正显示了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腐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从而巩固了刚刚从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

第三,产业革命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这次革命是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既是技术的变革,又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列宁说:“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阴暗面的加剧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使劳动大量社会化。”①(①《列宁全集》第3卷第415页。)总之,随着大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终于在工业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第四,产业革命促进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产业革命所产生的最主要的社会后果就是社会分裂为两个明显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

最后,产业革命还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具体化,它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决定和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一切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产业革命的发展和工厂制度的出现,使成千上万的雇佣工人集中在同一个工厂里,共同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社会分工变得更加精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依赖更加紧密;社会产品成为许多人甚至许多企业的共同劳动成果,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变得更加剧烈。其结果是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1825年,英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盲目扩大生产和劳动者日益贫困化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总之,产业革命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也使它的内部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剧烈。

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医治其自身的痼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

第二节 西欧近代空想社会主义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通常也包含“空想共产主义”在内),也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独立运动的理论表现,同时也是一种不现实的改造人类社会的思想体系。它产生于16世纪初,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从产生到终结,经历了300多年,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通常称为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和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一书(该书的全称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又有趣的金书》)的出版,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标志。意大利的康帕内拉比莫尔晚了大约一个世纪,他受过莫尔的《乌托邦》的影响,并在某些问题上发展了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1623年,康帕内拉出版了自己在监狱中所写的《太阳城》一书。

莫尔和康帕内拉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初步发展时期。然而他们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有所不同。莫尔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他目睹了资本原始积累给千百万贫苦人民所带来的一幕幕惨状,并在《乌托邦》一书中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羊吃人”的现象提出了控诉。他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①(①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6页。)康帕内拉出生于意大利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他生活的年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政治上四分五裂。封建的西班牙入侵者的统治,使广大人民陷入苦海之中。意大利人民不断展开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战斗。康帕内拉不但亲眼看到而且亲自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在长期的监牢生活中,以无比坚强的毅力从事写作。黑暗的现实和令人窒息的监狱生活,使康帕内拉非常渴望光明,热爱太阳,因此,他把自己所向往的理想国家称为“太阳城”。他在《太阳城》一书中,指责当时社会上“游手好闲的富人为懒惰、****、疾病、财富、浪费等等所腐化”,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掠夺者”。莫尔和康帕内拉的共同特点是,从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早期基督教的传说以及当时的人文主义著作中吸取思想素材,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虚幻地描写未来理想社会的情景。所以恩格斯说:“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描写。”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

除了莫尔和康帕内拉之外,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英国的杰纳德?温斯坦莱和法国的德尼?维拉斯等,也是这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

第二个时期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都是法国人。其中最主要的有摩莱里和马布利。摩莱里的代表作是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马布利的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和1789年出版的《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18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启蒙运动的兴起,成为影响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重大事件。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再像以前那样,采用文学的形式来描绘理想的社会制度,而是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把他们的理想社会法律化、制度化。摩莱里曾经提出经济法、土地法、城市规划法、公共秩序法、政府法和行政管理法等等,想以此来安定社会,治理国家。马布利也主张制定土地法、取缔豪华法、限制财产出卖和转让法等,以打击大地产所有制,限制富人的奢侈贪欲和反对财产的继承与集中。其二是,他们都利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武器,直接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必要性。例如,启蒙学者普遍使用的“理性论”,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武器。在他们看来,违背人类理性的不仅是宗教和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同样也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审判。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私有制度。只有公有制,才是唯一符合理性的制度。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然而由于受历史所限,他们的学说还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摩莱里要求在生产领域取消分工,所有社会成员共同负担繁重艰苦的各种体力劳动任务。在消费领域,绝对平均地分配消费品。马布利提倡清心寡欲,禁绝一切生活享受。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初期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三大空想家:法国人昂利?圣西门(1760—1825)和沙利?傅立叶(1772—1873),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

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和英国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的。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两大事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深刻、彻底和影响巨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但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体系,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新时期。英国的产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了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大工厂的过渡。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和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锐化。客观社会条件的这种变化使19世纪的三大空想家比以往任何时期的空想家都能更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因而也使他们的学说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表述形式上,都超过了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三大空想家已经摆脱了小生产主义、复古主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束缚,开始从现代化大生产上寻找出路;其次,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不再采用虚幻的文学描写和具体的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而是采用直接的理论论证的形式,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三大空想家毕竟还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仍然没有能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四个时期是19世纪30—4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史上最后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和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和他的《布朗基文选》;德奥多?德萨米(1803—1850)和他的《公有法典》;威廉·魏特林(1808—1871)和他的《自由与和谐的保证》等。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出现在具有空想社会主义传统的法国。他们在理论上分别继承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两种传统。以卡贝为代表的一派继承了从莫尔和康帕内拉直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而以布朗基和德萨米为代表的一派继承了16世纪闵采尔和18世纪末期的巴贝夫的暴力革命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无产阶级试图通过革命斗争实现自身解放的愿望。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虽有一些积极的、值得肯定的见解,例如提出了要革命就必须建立严密的革命组织的思想,以及提出并论证了什么是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和任务等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理论没有什么新建树,甚至赶不上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6页。)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经过300多年的漫长过程,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落后、保守的思潮。19世纪初期,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理论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值得认真研究。

二、19世纪初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理论

19世纪初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的欧文,生活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法英两国。他们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不满和失望,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美好的社会制度。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弊端。

圣西门指出:“现代的社会真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的写照。”在这个社会中,“游惰者”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劳动者”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①(①《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75、35、283页。),“利己主义”已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②(②同上。),“专横、无能和阴谋”是“现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③(③同上。)。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加尖锐有力。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相互矛盾的,每个人都处在同集体不断战斗的状态之中。一部分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的。医生希望病人增多;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梦想起大火,烧毁半个城市;玻璃匠梦想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裁缝和皮匠希望大家的衣服和皮鞋很快穿坏,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意。他认为雇佣劳动制是“复活了的奴隶制”,工厂是“温和的监狱”。他还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④(④《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6页。)。

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圣西门对“黑白颠倒的世界”的批判,傅立叶对文明制度的批判,都不乏深刻精彩的见解,然而他们都没有批判私有制。欧文生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比圣西门和傅立叶更加深刻。他认为私有制、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是“三位一体的祸害”,尤其私有制,“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⑤(⑤《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4、13页。)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对人类为害极大,以致往往把富人变成两脚兽”,即“衣冠禽兽”⑥(⑥同上。),并使穷人失业、贫困、饥饿与无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欧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时认为,欧文等人猜到了“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7页。)。

第二,设想并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远景规划。

19世纪初期三大空想家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弊端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远景作了一番设想和描述,其中包含着不少很有价值的思想和理论。圣西门把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实业制度或科学和实业制度。他深信在未来的社会中,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将要消亡,对人的政治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他认为,在实业社会里,“人们消灭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而联合起来共同去影响自然界”。②(②《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80、211页。)他给未来政治学下的定义是:“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目的在于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的科学。”③(③同上。)他主张未来的社会权力集中于两个机构:“最高科学委员会”和“最高行政委员会”。前者由科学家组成,主管科学和文化;后者由实业家组成,主管行政和经济。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圣西门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指出:“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④(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300页。)此外,圣西门还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一切人都要劳动”等很有价值的思想。

傅立叶把自己的理想社会叫作和谐制度。它是以自愿参加为原则的组合或协作社的总和。这种组合或协作社叫作法郎吉。按照傅立叶的设想,法郎吉的正常规模应当是1620人,占地1平方法里。这显然是一种空想。然而,在傅立叶的著作中,透过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空想杂质,显露出来的却是闪闪发光的思想理论。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应该是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分配、消费相结合,劳动、学习、生活相结合;竞争将为竞赛所代替,劳动不再是一件痛苦的负担,而将成为乐生的一大要素。傅立叶非常重视教育问题。他积极提倡早期教育、义务教育、劳动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傅立叶的教育观点是教育思想史上的“精华”,“包含着最天才的观测”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7页。)。傅立叶对于妇女的解放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②(②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9—250页。)

欧文关于未来社会的方案比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方案更加先进和切实。他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社。他认为公社是“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细胞”③(③《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318页。),是“人类社会整个组织的基石”④(④同上。)。如果说,在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未来社会中还存在着私有制的话,那么,在欧文那里,私有制已荡然无存。欧文所设想的社会,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阶级、以公社为基层组织、实行按需分配的社会制度。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欧文理想社会的基础。他说:“在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将不再存在。”⑤(⑤《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20页。)因此,在新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也不再存在。欧文在社会主义史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思想。他说:“公社将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家庭,每个成员各尽所能”①(①《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20页。),“每个人都随便到公社的总仓库去领取他所要领的任何物品。”②(②《欧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47页。)此外,欧文和傅立叶一样,也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思想,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在教育方面,欧文最珍贵的思想是注意人的全面发展。他主张,社会应特别关心使所有的人一出生下来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好地培养他们的智、德、体、行方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③(③《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3—134页。)。

19世纪三大空想家不仅在理论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原则和某些细节进行了论证和描绘,而且还在实践上进行了许多大胆的试验,企图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然而,他们所有的试验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三、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及其原因

近代社会主义从莫尔的《乌托邦》问世到圣西门等三大空想家的出现,大约经历了300年。这期间,首先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活动。他们著书立说,宣传布道,制造舆论。直到19世纪20—30年代才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将理论诉诸实践,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三大空想家及其信徒们所搞的社会主义试验。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不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要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搞一点一滴的试验,建立起一个一个的社会主义据点,然后从点到面,逐步推广,就可以取得全面胜利。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国度、时间和其他具体条件不同,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所从事的试验的规模和方式也有所不同。然而,相信通过试验能从资本主义的此岸到达社会主义的彼岸,却是他们的共识。

圣西门比傅立叶和欧文年长十来岁,他于1825年逝世时,法国还处于反动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无法进行他的社会主义试验。他生前奔走呼号,希望能得到统治者的帮助,以便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他除了被拿破仑皇帝斥之为“疯子”外,一无所获,遗憾终身。在圣西门死后,他的信徒们才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先后进行了一些试验。

比起圣西门来,傅立叶显得更自信。他认为如果有人赞助的话,他的社会改造计划只要4—5年便可大功告成。“改造工作只要从一平方法里和一千八百人的小范围的试验做起”①(①《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页。)。为了实现自己的试验计划,他东奔西走,呕心沥血,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比圣西门幸运的是,傅立叶生前得到了一次试验的机会。1832年,他的一个信徒、众议院议员、富翁博德一杜拉利,表示愿意献出他的一块地,供傅立叶建立“法郎吉”之用。傅立叶喜出望外,亲自筹集资金。但筹资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傅立叶原以为能得到富人的支持,但结果入股者连一个富人也没有,几乎都是工人。预定要筹集120万法郎股金,结果只筹到31万8千法郎。由于资金不足,准备建立法郎吉的计划无法实现,勉强搞了一个农场和一些建筑物。傅立叶亲自主持的这次试验,只经历一年多时间,1833年秋便宣告失败。这次试验的失败,对傅立叶是一个沉重打击。然而,他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千方百计地策划第二次试验。他或上书国王,或游说富豪;时而静候家中,时而奔波户外,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开明的达官显贵主动走上门来,支持他的伟大计划。但是,他再次试验的愿望没有实现,便于1837年10月10日抱憾而终。傅立叶死后,他的部分门徒继承先师遗愿,从40年代到50年代,在美国先后建立了40多个法郎吉,继续从事试验。这些试验自然都以失败告终。

在三大空想家中,欧文一生从事的试验最多。1800年29岁的欧文从岳父手里接管了拥有两千名工人的新拉纳克纺织厂,这使他比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有更好的条件进行试验。他在工厂里实行了一些改革,以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他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这家工厂,虽然曾经成为名噪一时的“模范工厂”,但终因难以抗拒厂内外的巨大压力而失败。1824年,壮志未酬的欧文跨越重洋到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创办了新和谐公社。1829年,惨淡经营了5年的公社瓦解了。这次失败,几乎耗尽了欧文的全部财产。1832年,年逾花甲的欧文单枪匹马返回英国,在伦敦创办“劳动产品交换所”,继续从事社会主义试验。1858年,87岁高龄的欧文在宣传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讲台上,因心力交瘁而昏倒,经抢救无效而以身殉道。

纵观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把他们的空想计划变为现实,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从工厂到农村,从欧洲到美洲,殚精竭虑、百折不挠地进行试验。这些试验,有些曾经在短时期里取得了一些成绩,甚至在社会上轰动一时。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所有试验,全都以失败告终,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充分暴露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弱点及其学说的局限性。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早在西欧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就能以锐利的眼光看到它的阴暗面,并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此同时,他们还以无比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一幅幅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试验,反映了人类追求理想社会制度的愿望,在社会主义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错误。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本质,不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找不到埋葬旧社会、建设新制度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途径。他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看成是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反对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包括暴力革命在内的一切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主张由他们这样一些“天才”人物,根据理性和正义的原则来制定未来社会的具体方案,然后通过宣传、示范,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达官巨富的施舍,使这种理想社会得以实现。这显然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性的根源,除了由于受到他们自己的唯心史观的限制之外,还由于受到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

在空想社会主义家们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方兴未艾,其固有矛盾尚未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自发的阶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①(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充分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才能为无产阶级指出一条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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