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一、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形势
1978年底，全国性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基本结束，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正确观点的确立接近尾声，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一度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
人民的愿望，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工作、提出新任务的时候，必须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战略抉择一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最先提出作出这种抉择的正是邓小平同志。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就提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建议很快在全党上下得到了积极响应，同时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得到了一致赞同。但在如何实现转移的具体途径上，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所提出的。他们主张，要以工作重点转移为契机，结束两年徘徊前进的局面，全面展开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导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另一种是华国锋、汪东兴等同志所提出的。他们虽然也赞同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但他们的赞同，是在不纠正长期“左”倾错误的前提下，为了尽快实施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急于求成的高指标而做出的。这就表明，中央高层在如何进入新时期的重大问题上，尚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二、三中全会的全面准备——中央工作会议
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下，为了准备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同志的设想，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因此，他在开幕会上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同时又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述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并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显然，这一中心思想大大突破了三个议题的范围。三个议题仅仅局限于经济工作，而这一“关系全局”的“中心思想”所涉及的则首先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用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但是在华国锋同志的讲话中，他既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也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仍然坚持“左”的错误，企图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时，如果按照华国锋同志的设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分清思想理论是非，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解决“文革”及“文革”以前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也不可能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而这样的结果又是与党和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也是与会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所要极力避免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老一辈革命家再次发挥了中流低柱的作用。他们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冲破了华国锋同志宣布的议题范围，扭转了会议方向，把原定的单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变成了一次拨乱反正、提出新的指导思想的重要会议。
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了当时党内外都比较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列举了应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几大问题，即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的问题，陶铸等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要求审查康生的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到要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关键问题。因而问题一提出，就立即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提出了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迅速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要求。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大家的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对“文革”及其以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一案平反，撤消中央关于“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的文件，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撤消中央专案组，审查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问题，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地方性重大事件等八个方面的内容。
在这些决定的积极推动下，会议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对许多重大问题展开了认真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从全国范围看，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取得了重大胜利，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很适当。如果不及时果断地实现转移，就会贻误时机，脱离群众。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是一个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的决策，它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必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与会的许多同志还大胆地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样，华国锋同志原来设想的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就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与会同志经过认真讨论，逐步统一了思想，基本明确了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闭幕会，根据大家所提的问题和会议讨论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讲话中，邓小平同志首先对中央工作会议作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来，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促进作用。接着，邓小平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意义。这四个方面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在党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带动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既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高度概括，实际上也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在这里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就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围绕着纠正“左”倾错误，端正党的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议题，作出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决策。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全会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正确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着重指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要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决定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样就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关于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全会恢复和肯定了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提出的关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移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的正确观点，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动员起来，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全局性的战略转变，它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
关于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全会决定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要求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同时，为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建设，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就从组织上创造了条件，有效地保证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也就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
关于党的工作方针问题。全会提出了实行改革、推进开放的重要策略。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这也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针对当时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严重缺点，提出要有计划地大胆下放权力，以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要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要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要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教育工作。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是党摆脱经济建设中“左”倾思想影响，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都标志着党在现代化建设指导方针上的重大转变。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结束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促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端。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往开来的转折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奋发腾飞的伟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