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是从中国农村启动的，而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从包产到户起步的。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农民秘密实行包产到户，吹起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春风，时至今日，已经过了20个年头，我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经济已逐渐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并且，在这20年的农村改革过程中，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将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大了农业的投入，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农业连年丰收，粮食高产，形成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共同高速发展、生产多样化的局面，谱写了我国农业发展史的新篇章。
改革20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时期，广大农民受益最多的时期，同时也是农业发挥基础作用最显著的时期。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不仅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而且某些地区已达到了小康。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明显加强，发挥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性的作用，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改变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趋向合理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建设的步伐。
我国农村的改革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在生产领域，国家首先在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通过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把农民的利益同农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调整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农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是显著地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业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并严格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强了其自我发展能力。在流通领域，国家首先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直接增加了收益。与此同时，国家还连续多次压缩平价收购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又使得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国家通过流通环节从农业“挖资源”的强度减弱了。
经过改革，我国农村已经突破了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况，经过商品经济阶段的发展，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1)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2)经营方式，改变了人民公社大一统模式，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多种责任制，广大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按市场需求变化组织生产经营。(3)运行机制，改变过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事实上的分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承包制调动了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改善了资源条件，增加了生产资料投入，扩大了就业和发展领域，使农村财富有了巨大增长。(4)产业结构，由以往偏重种植业的格局转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全面启动，农、工、商、运、建、服务等部门综合发展。(5)城乡关系，强化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联系、渗透与融合，发展了一批农、工、商和贸、工、农联合体。(6)农产品购销制度，改变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生产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7)分配制度，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相分离的分配制度，转变为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紧密结合的按劳分配制度，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
第二，改革开放给农村注入了强大的活力：(1)农产品大幅度增长。1978年产粮3.04亿吨，1997年产粮4.93亿吨，增长1.89亿吨；油料，1978年为521.8万吨，1997年为2150万吨，增加了2.93倍；猪牛羊肉，1978年为856.3万吨，1997年为5140万吨，增加了5倍。改变了由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短缺，困扰整体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局面。农业生产已经由单纯追求数量、解决温饱型，转变为改善城乡居民的食物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型农业。(2)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许多地区农村住房、交通及文化娱乐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兴建了一大批新兴城镇，逐步向农村生活城市化方向迈进。(3)改善了生态环境。三北防护林建设已有相当规模，总面积达406.9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42.4%，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面积为2000万公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绿化工程；沿海防护林工程，北起鸭绿江河口，南至广西北仑河河口，全长1.8万公里，新造林面积355万公顷，使沿海地区森林面积达900万公顷以上。绿化了祖国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增加了自然资源。(4)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提高。全国农村的机械总动力，已由1978年的11750万千瓦提高到1996年的38547万千瓦；拖拉机拥有量已由1978年的193万台（其中小型137台）提高到1996年的986万台（其中小型919万台）；灌溉面积已由1978年的4496万公顷扩大到1996年的5038万公顷。
第三，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大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迅速减少。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57元，1985年达到397：6元，几乎是1978年的3倍，1996年达到1926.07元，比1978年增长了13.4倍。到199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5800万，年均减少1067万。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的相应比例已由70年代的1/4减少到目前的不足1/20.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酝酿和起步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通常所说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建立和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中国农民在集体经济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上经济建设轨道，揭开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篇章，这一新篇章的序幕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讨论了我国的农业向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25项农业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措施，将农业问题提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党的农业政策成了中国农村工作的中心。历史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三中全会之后，安徽凤阳县委领导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决定草案过程中，发动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凤阳县建国以来各历史阶段发展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了农业合作化后各时期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找出了农业长期落后农民不得温饱的根本原因，针对凤阳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低下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的意愿，当机立断采纳了农民群众的建议，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了以“大包干”到组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79年全县3710个生产队，当年实行“大包干”到组的就有3098个，占生产队总数的83.5%。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同时，这个县最小最穷的一个由18户农民组成的小岗生产队，由于划分4个生产组搞不好，划分8个组也搞不好，最后生产队长实在走投无路了，就召集全村社员讨论确定背着公社和大队秘密地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的改革办法说来极其简单：将全村517亩土地按人口包到户：10头耕牛统一作价后，每两户包一头；国家派给小岗村的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偿还贷款的任务，公社大队提取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补助的钱粮数，都按人头分包到户；完成包干任务后，剩余多少全归个人。小岗农民认为这套办法公平合理简便易行。他们称赞“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春风吹拂下，凤阳成了包产到户的故乡，小岗成了全国包产到户的典型。中国农村改革的春风从凤阳吹起。
实行了大包干的凤阳县，1979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49.1%，油料比过去最高年产量增长3倍；征购任务超额完成54.4%，纯调出粮食4000万斤，集体积累比上年增长82：6%，社员人均收入增长48.7%，达到99元多。群众称赞说：“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社员都想搞，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大包干，是个宝，干部社员都会搞，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赶快盖仓库。”包产到户前的小岗，每年人均只有100～200斤，人均分配收入只有15～20元。实行包产到户，使小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全队粮食总产13.2万斤，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油料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家庭副业也大发展，生猪饲养量当年到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过去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食，这一年却破天荒地向国家交粮3万斤，油料24933斤，填补了油料征购项目的空白，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社员分配人均200元，一跃成为全县的冒尖队。
1979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由于整个改革环境的改善，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广开来。到1980年8月，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生产队总数的30%，贵州省达到50%，甘肃、云南、内蒙古等也发展起来。1981年，包产到户不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推进势如破竹，而且铺天盖地地涌向中间地区。到7月份，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到总数的32%。浙江省6月份达到20.6%，9月份则达到了37.4%；10月底，全国达到45.1%，其中包干到户占总队数的71.1%，包产到户的达84.5%，基本完成了包产到户向包干到户的转化。
1982年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会议纪要＞》下达以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文件肯定了“双包”：“目前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到1982年6月，全国农村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已达到71.9%，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总数67%，包产到户缩小到49%，包干到户家庭承包几乎完全取代了包产到户，已经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流。
1982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充分肯定了以“双包”为主的农村家庭承包制。1982年秋，全国农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双包”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威力。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比例由上一年的50.8%上升到78.8%。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伟大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从而完成了对“双包”的理论总结。这一文件发表之后的1983年，成为我国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一年，包产到户迅速发展成为农村的主要形式。1983年末，全国有1.75亿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村双包到户的比重达到94.5%。
1983年以后，以大包干为主的承包制迅速向农村非种植业领域扩展，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囊括了农村经济所有领域，林、牧、副、渔、工业等纷纷采取承包制，使这些产业迅猛发展，兴旺发达。1984年以后，在农业总产值中，非种植业所占比重逐渐超过了农业产值，直线上升；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工、商、运输、建筑等非农业所占比重开始超过农业，扶摇直上，并成为农村经济的台柱。如果说，种植业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那么，农业中非种植业，农村中的非农业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各种承包责任制，加上党的经济开放政策，则使亿万农民很快富裕起来，农村积累如滚雪球般地迅速增长。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农村经济结构，农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那种囿于农耕和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场景，早已荡然无存，成为历史的记忆。
以大包干为主的承包制扩展到了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中，农业承包制在适应范围上有了一个质的突破。最先把农业承包责任制引入乡镇企业管理的是江苏省的无锡县。1983年，无锡县的堰桥乡试用承包制的办法，创造了“一包三改”的经验。一包就是企业职工或厂长经理联系利润实行全额承包；三改就是改干部任免为聘任制，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实行这一办法后，经济效率明显提高。1983年全乡实现利润率比1982年增长72.8%，上缴税金增长74.5%。1984年又比1983年增长利润41.2%，两年中利润就翻了两番。之后，承包制风靡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通过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逐渐地大体上定型为两大类：一类是家庭或个人承包，可谓地地道道的“包产到户”；一类是厂长经理承包。到1985年，全国90%以上的乡镇企业都推行了“一包三改”为主的经营管理责任制，随着经济开放应运而生的农村新兴的集体所有的运输、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更是从兴办到营运，全盘采取承包的办法。承包制使农村企业雄风大振，一跃而成为农村的支柱产业，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5%，全国农业总产值的58%，从而把农村经济推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由于符合亿万农民的意愿，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农业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不仅使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农产品供给的全面好转，给我国农业生产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使农业发展出现了连续6年的高速增长。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5.4%，每年平均递增7.6%，其中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而化肥增加的贡献为32.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1978～1984年间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2.2%，农产品提价的贡献为15.69%，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农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6年时间里，粮食产量增长跨越了两个台阶（每个台阶5000万吨），总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371万吨，年均增长5%；棉花年产量由216.7万吨增加到625.8万吨，年均增长19.3%；油料产量由521.8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年均增长14.8%。受种植业高速增长的影响，这一阶段畜牧业和水产业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发展速度。
第二，农业改革的成功与高速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同时，它还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迅速提高。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上升到355.3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上增长了130.7%，年均递增15.1%，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农村的贫困人口减少2/3，以年均16.4%速度减少。1984年农村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33.3%下降到11%。1978年我国的贫困人口有2.5亿，到1984年降到1.25亿，1993年降到8000万，1996年降到5800万，改革20年，我国消除贫困人口近2亿。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政府为帮助最落后的农村地区摆脱贫困作了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努力要成功得多。”
第三，农民收入迅速增长给国民经济带来两大影响。一是农村消费品市场急剧扩张，对工业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形成了强大的需求拉动。农民收入增加后，为了改善生活，他们首先将一部分收入用于食品消费方面。但是，在非食品消费方面的支出则更多。1978～1984年，农民用于穿住用等非食品消费支出增长近两倍，占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由32%上升到41%。随着农民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非食品消费方面，农村对日用工业品消费需求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仅对传统四大件工业品消费量变化分析便可说明问题。这一期间，农村居民每百户购买的自行车增加了1.4倍，缝纫机增加了1.5倍，收音机增加了2.5倍，手表增加了3倍。农村日用工业品消费需求的迅猛增长，大大拓宽了工业产品在农村的市场，这为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刺激了农村非农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伴随收人的不断增长，农民手中开始出现并逐渐积累起了一部分剩余资金。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数以万计的农民携带着资金走向非农业领域，轰轰烈烈地办起了乡镇企业。
农产品供给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52～1978年期间，国民收入年均递增5.98%，其中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28%。而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1988年，国民收入年均递增9.22%，其中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3.65%。
最后，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农村经济体制先行改革，率先在农村产生了农户和乡镇企业等具有良好机制的经济主体，为发展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为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到先锋突破和示范作用。
二、粮食高产，全面丰收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和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也正在进行。但是同前者的轰轰烈烈相反，人民公社经过几年改革，不事声张地在中国大地上悄悄消失了。摆脱人民公社，实行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农村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伟大的变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深刻的伟大变革，不仅迅速地改变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而且还强烈地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改变着整个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
农村改革彻底取消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五位一体”的旧体制；结束了多年来对农村基层生产单位的层层平调和无偿占有；铲除了“瞎指挥”的根源；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集体经济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保障了农民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经济事业经营中的自主权；使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农民得到了解放，真正成为了生产条件和生产成果的主人，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这是农村改革的首要成果。改革后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粮食高产，农林牧副渔全面大丰收的大好形势。
改革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呈波动性增长，粮食高产，粮食总产量连创历史最高纪录。粮食总产量1978年只有30475万吨，农业进行改革后的第一年，即1979年，产量就达到了33211万吨，比1978年增长9.0%。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落实，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第一次创历史最高水平，产量达到40712万吨，比1978年增长10237万吨，增长3.36%；1990年达到44624万吨；1995年高达56657万吨；1997年达到49250万吨，比1978年增长近2万吨，增长6.16%。从而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粮食总产量占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1/5左右。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也从1949年的319公斤提高到了1994年的373公斤，超过了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我国自1961年变为粮食进口国，但从1985年起，又重新成为粮食净出口国。
1978年农村经济进行改革至今，我国粮食高产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978～1984年为第一阶段，我国粮食连年高速增长。粮食总产由30475万吨增至40712吨，6年总增产10237万吨，年均增产1706万吨；亩单产由168.48公斤增至240.54公斤。
1985～1990年为第二阶段，我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出现了连续5年徘徊的局面。1989年农业有了某种转机，粮食总产略超过1984年的水平，但棉花、油料、糖料等产品的产量仍未达到1984年的水平。
1991～1995年为第三阶段，我国粮食出现第二个高速增长期，这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八五”期间，我国粮食总产约22.35亿吨，比“七五”时期增加1.9亿吨，增长9.4%。1995年的粮食产量46662万吨，比1990年增加3000万吨。
1996年至今，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从1996年和1997年来看，呈良好的发展趋势。1996年粮食产量50454万吨，比1995年增长5.0%，达到历史上粮食产量的最高点；1997年49250万吨，比1996年虽有所减少，但仍是历史上粮食产量的第二高产年。粮食生产仍保持高产的势头。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林牧副渔等各业都得到了贯彻与推行，我国农业不仅粮食出现高产，而且林业、牧业、渔业、和其他种植业也获得了全面的大丰收。农村改革后的198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为3612亿元，比1978年的1459亿元增长148%；棉花产量607.7万吨，比1978年的216.7万吨增长181%；油料产量1185.2万吨，比1978年的521.8万吨增长127%；糖料产量4795万吨，比1978年的2382万吨增长101%；水果和茶叶分别比1978年增长49.8%、54.5%；肉类总量为1755万吨，其中猪牛羊肉产量达到1540.6万吨，比1978年的856.3万吨增长79.9%；水产品产量为619万吨，比1978年的466万吨增长32.8%；各业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改革20年来除棉花因受天气影响而出现产量大的波动之外，其余均呈现高速增长趋势，糖料、水果、茶叶、猪牛羊肉和水产品的产量逐年增长，并且产量居高不下。
我国是林木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对林木的滥砍滥伐，已使中国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改革开放以来，基本扼制住了林木覆盖率下降的趋势，我国的林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开展的世界最大的人工防护林建设，沿海人工防护林建设，均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到1992年，我国已有561个县达到绿化标准，实现林网化农田面积4.3亿亩，占宜林面积的73.5%。同时，林副产品综合利用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八五”期间是我国造林绿化事业发展最快的5年。5年间，全国共植树造林4.4亿多亩，为计划的140%；封山育林4亿多亩，为计划的5倍。全国森林覆盖率比“七五”末提高近1个百分点。继三北、长江、平原防护林工程之后，“八五”期间，全国又启动了沿海防护林、太行山绿化和防治荒漠化工程。这六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构成了我国林业生态体系的主要骨架。三北防护林工程提前一年完成二期工程规划任务；长江防护林工程“八五”期间造林5100万亩，为规划任务的170%；沿海防护林工程到1995年底，1.8万公里海岸基干林带已基本合扰，形成了绿化的万里海疆；平原绿化工程到1994年底，已有724个县市达到绿化标准；太行山绿化工程自1994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造林1780万亩，两年迈出两大步；防治荒漠化工程5年共治理开发沙漠、沙漠化土地3360万亩。
“八五”期间，我国还抓了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全国森林火灾受害率由1987年的8%下降到0.459‰。全国已有25个省、区实现了森林资源生长量大于消耗量。到1997年底，全国已建成各类森林公园710个，建立森林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类型及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518个。
改革以来我国的渔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水产品总产量由1978年的466万吨，发展到1997年的3561万吨，增长了7.64倍；人均占有量，在人口成倍增长的背景下，到1995年约达19公斤，超过了世界人均约17.7公斤的水平。水产品总产量占世界的1/5，以较大的优势稳居世界渔业之首。
改革前的几十年水产养殖虽有发展，但产量一直未能突破120万吨，占水产品产量的比例在1/44上下徘徊。
1978年以后在生产、流通等领域进行了改革。养殖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增长点。1994年海、淡养殖水面为7625万亩，比1978年增加了3390万亩。养殖产量达1131万吨，比1978年增加1010万吨，占同期渔业总增长量的60%以上；年均增加养殖产量达63万吨，年均增长15%，相当于平均每年靠养殖渔业增加1978年半年的水产品产量。而从1950年到1978年养殖产量只增加了113万吨，仅占同期总增加量的30%，年均仅增长4万吨。
快速发展使养殖渔业在渔业中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八五”期间养殖占水产总产量的比例达51%，1994年，这一比例为52.8%。与此同时，生态渔业方兴未艾。以鱼畜禽结合和种养加配套为代表的综合生态养殖方式不断扩大，大大提高了产出比。近海人工养殖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91年放流人工对虾苗270多亿尾，回捕对虾5万吨。
养殖渔业带来了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据调查，1993年仅对虾、海带和池塘养殖三项上缴国家、集体税费分别达2419、5561、1715元。在1994年出口创汇12.5亿美元的水产品中，养殖产品占很大比例。
我国渔业实现了从捕捞向养殖的转变，既是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的趋势，也有渔业自身的特点。
我国城乡居民原有的膳食结构处于低水平，1979～1994年动物类食品的消费年均增长12%，相当于每年增加猪肉消费420万吨。养殖渔业的自身特点使其承担起弥补副食品供应缺口的任务。我国有内陆可养殖水面675万公顷，海水和浅海滩涂可养殖面积502万公顷，有着巨大的潜力。从生态角度看，渔业养殖与种植业、畜牧业处于能量循环的不同环节，能共同构成生态体系，使能量以更合理的方式流动，以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达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对水产业放宽了政策，生产上实行渔业联产承包制。流通上逐步放宽水产品购销政策，最终于1985年实现价格完全放开。在政策的推动下，各方面对渔业投入大量资金。1980～1991年国家投入水产业的资金达40多亿元，1983～1.988年还引进外资5亿美元用于发展渔业生产。全国新建水产养殖基地投入资金60亿元。
我国在鱼类遗传育种研究上取得进展，先后育成异育银鲫等鱼种；对虾工厂化育苗技术、大水面养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科技的推动下，我国对虾养殖面积发展到15万公顷以上，年产量达8.8万吨左右。河蟹天然海洋和人工工业化育苗均获得成功；在海蜇生活史及育苗技术、海水大型珍珠人工育苗和插核育珠技术获得成功。90年代初，黑龙江松花江地区实践表明稻田养鱼每公顷增收部分等于1.4公顷大豆的纯收入，比种1.5公顷的玉米纯收入还多，这一技术的推广扩展了水产养殖水面，稻田养殖水面发展到1249万亩，增加养殖产量约30万吨，作为北方省份的黑龙江1994年稻田养鱼面积达150万亩，产量近2万吨。政策、科技和投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50～1978年28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0.4%，1978年到1984年6年间明显加速，年增长率达到12.4%，1984年到1994年的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上升到16.6%。
我国农林牧副渔等各业之所以能够在20年里保持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不仅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且是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粮食品种结构的优化，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我国在坚持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了林业和畜牧业水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同时，在大农业内部，提高了种植业与林牧渔业之间的多层次综合利用水平，实现了农牧结合、农林结合、牧渔结合，更加集约地利用各种农业资源。这对促进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还大有潜力。我国通过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不仅经济作物产值有了很大增长，而且林、牧、副、渔等业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农业结构日趋合理。1988年在种植业内部，经济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8.40%，比1978年提高6.5个百分点，粮食作物产值的比重下降到58.2%。农作物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76.7%下降到1988年的55.9%，林、牧、副、渔产值的比重则相应地由23.3%提高到44.1%。1996年农、林、牧、渔各业的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80%下降到57.82%，3.44%下降到3.33%，14.98%上升到29.71%，1.58%上升到8.37%，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牧业和渔业。在种植业结构上，逐步实现了有粮食作物一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作物一经济作物一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转变，实现了饲料作物生产的独立化。
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府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连续制定了稳定农业增长、促进农业增长的政策，在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时，加大了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这也是农业经济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政府从80年代开始在农村实施了“星火计划”，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星火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农村体制改革及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期批准实施的第一个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指导性的科技计划。截止到1994年，全国共组织实施星火项目5.8万项，覆盖了全国85%以上的县（市），已开发技术装备400多套，建成43个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培育了100多个产值超亿元、利税超千万元的区域性支柱性产业。仅1994年产值达1700亿元，投入产出比1：4.9，实现利税370亿元，创外汇10多亿美元，培训农民2000多万人次，提高了我国农业技术人员的科技素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农业科技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实力，为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农业科技在实现农业增长诸因素中所占份额已达到35%左右，比过去有大幅度增加，但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这说明，我国农业依靠科技增长的潜力巨大。
星火计划仍在继续实施，预计从1996年到本世纪末，将建立健全100个星火密集区，培育300个区域性支柱产业，实施10万个星火项目，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和管理人员3000万人次，培育一批与国际接轨的星火示范企业，形成一批行业性的星火企业集团，开发一批在国内外市场有一定占有率的星火名牌产品，实现产值5000亿元，创汇100亿美元。农业科技在实现农业增长诸因素中所占份额达到50%左右，这将会把我国的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农村流通体制改革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生产领域和流通分配领域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自70年代末，对农村生产经营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改革是一个更广泛领域的利益调整。自1978年至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979年至1984年是我国农业流通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减少统派统购品种是本阶段的主题。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决定，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粮食、棉花等18个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为24.8%。提高收购价格的同时，对完成粮食以及棉花、油料、茶叶、糖料、烤烟等统购任务的超购部分，实行加价政策。此外，从1979年开始，逐步恢复粮食、油料等农产品的议价收购，加价幅度为15%～30%。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初步改变了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不合理状况，激励了农业发展，扭转了农业低速增长态势。在提高农产品价格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1983年和1984年，国家又逐步放宽议购议销商品范围，下放了一些品种的价格管理权限。1979～1984年农产品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明显缩小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给农民带来显著利益。1984年与1978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升53.7%，农村工业品价格仅上升7.8%，剪刀差缩小29.9%，年均缩小5.75%。市场功能的扩大与农业生产资料产权的清晰化，激发了农民劳动热情，优化了资源配置，充分发挥了农业发展的潜在力量，使我国农业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1985年以后我国农村流通领域的改革进入了以粮油等主要农产品合同制代替统购统销制度的阶段。以粮、油等重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农产品流通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支持了社会稳定和传统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所有制单一化、经济运作实物化、经济管理集中化、分配关系平均化为特征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运作提供了基本生活资料保障。但从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角度看，便不难发现，这种体制不仅把农村排除在工业化过程之外，从而强化了二元经济，而且严重违背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影响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因此，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规定，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少数重要的农产品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农民完成合同任务后，可以自由购销；一部分农产品如生猪、木材、茶叶等实行国家指导价；结束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这样，农村改革的重点进入以培育农村市场、进行市场制度建设为重点的流通领域改革阶段。
从1988年开始，我国进行了为期3年的治理整顿。为了克服农业连续徘徊及主要农产品一度出现的有效供给不足，政府在坚持既定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同时，推行向农业倾斜政策，即在财政、信贷对农业发展给予支持，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强化价格对发展农业的激励。政府继1988年调高粮食、棉花、油料、糖料收购价格之后，1989年和1990年又两次上调主要农产品价格。以1990年为例，该年棉花、油料、甘蔗、甜菜等收购价在上年调高的基础上又上调26.9%、28.3%、12%和10.7%。
农产品价格的调整激励了农业生产，成为推动农业摆脱徘徊局面的重要因素。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73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9年增长6.9%。其中，种植业增长8.3%，是改革以来除1984年外增幅最高的年份；粮食达到4.35亿吨，比1989年增长6.7%，再次创历史新水平；棉花、油料、甘蔗、甜菜分别增长18.1%、24.7%、17.4%和57.2%，增长幅度都颇为可观。农副产品的丰收，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社会有效供给，对抑制物价上涨、保障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农村经济流通领域的改革和农业政策的实施，促进了80年代农业的发展：(1)农业生产突破了长期缓慢增长的局面。从1980年到1990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6.4%，粮食及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和猪、牛、羊肉及水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按可比口径年均增长6.4%，基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丰富了城市居民的“菜篮子”。(2)农村经济结构突破了长期以来比较单一的状况。林牧渔业比重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逐步改变了过去30多年农村经济就是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基本是种植业，种植业基本是粮食生产状况。(3)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突破了长期缓慢提高的状况。1980～1990年，中央、地方、集体和农民累计投资1519亿元，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大江大河大湖的防洪能力；改造中低产田2670万公顷左右，开荒250万公顷；建设了一大批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林牧渔业良种繁育基地；森林覆盖率由12%上升到12.9%；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和预报能力提高，减轻了农业的损失；各种适用的农林、畜牧、水产种养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应用；全国粮、棉综合生产能力由80年代的3000亿公斤和250万吨左右，提高到90年代初的4250亿公斤和450万吨左右，肉类、水产品等综合生产能力也都有明显提高。(4）农业经济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格局，商品化、专业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80年代，中央和地方联合投资近50亿元，建设了一批粮、棉、肉、菜等农副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农产品的商品率由54%提高到63%；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创汇额增长了1.5倍。(5)农业开发突破了单项开发的模式，开创了农业综合开发的新局面。改变了过去单一搞粮食生产的不合理的生产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逐步形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合理的生产结构。从1988年开始，国家筹集大量资金，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以增产粮、棉、油、肉、糖等主要农产品为重点，按照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业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的原则，先后在全国设立了41个农业综合开发区，对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增强农业发展后劲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在流通领域原来改革的良好基础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收入构成发生变化，收入分配关系局部理顺，居民消费心理趋向成熟，消费结构继续改善，生活水平接近小康。
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农民收入增幅喜人。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4377元，比1991年增长1.8倍，平均递增23.2%，低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增速适度。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1926元，比1990年增长1.4倍，年均增长53%。从总的收入增长情况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此，1995年起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得以提高，特别是1996年比1995年提高了9%。
居民储蓄增势攀高不下。1996年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高达38520.8亿元，是1990年的5倍。其中，农村居民存款增长了4.2倍。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1996年全国居民消密水平为267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近1.7倍，平均增长8.8%，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相比，保持了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1996年为1718元，是1990年的1.6倍，年均增长89.1%。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在农民消费支出中，食品、衣着、居住等传统消费的支出比重较1990年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增加的支出主要在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和服务、交通、运输和医疗保健等方面。这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使消费结构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八五”期间，全国住宅竣工面积11.1亿平方米，比“七五”期间的6.3亿平方米增1.75倍。从人均住房面积来看，1996年农村为21.7平方米，比1990年增加3.9平方米。
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87.97台（其中彩电22.91台）、洗衣机20.54台、摩托车8.45辆。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物质生产部门，是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因此，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是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只有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业的稳定增长，改善农村产业结构，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长期既快又好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此，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是我国农业、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基本政策。我国经过20年的农村经济改革，已经证明，坚持和实施这一基本政策，我国的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连年丰收，充分发挥了农业的基础作用。
20年来，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营体制改革，我国农村已经广泛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包括集体统一经营和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通过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解决了种植业内部的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之间、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等业之间，农业与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农业生产综合能力明显提高；通过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重点加强了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相结合的投资体系；通过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实施以加强农业科技振兴农业为宗旨的“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燎原计划”，开发出了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通过积极培育农村市场，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建立和完善了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机制，初步形成了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紧密相连的产业体系；通过贯彻“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乡镇企业在农村改革中异军突起，吸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快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农村向小城镇的转化，使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60%，工业总产值的30%。
改革开放20年，我国农业生产向生产的产业化、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农村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才能激发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解放农业生产力，使我国农村经济跃上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农村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就会稳定，中国社会就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在富民强国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