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魔小说体现了对外物的关注
一提起神魔小说，人们就会想到神与神之间、魔与魔之间或神与魔之间的故事。其实除了对神魔的描写外，神魔小说还十分关注外物，这些对外物的描写可以烘托气氛，增强小说的趣味性，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东方朔的《神异经》中就记载了许多异物，高千丈、围百丈、本上三百丈的樟树；高八十丈、叶长一丈、广六七尺的桑树；其子径三尺二寸、食之令人益寿的桃树；昼夜火燃、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的“不昼之木”；三百岁作花、九百岁作实、食之不畏水火、不畏白刃的“如何树”；重千斤、毛长二尺、居火洞中、以水浇之即死的火鼠；居于百丈厚冰下、重千斤的蹊鼠；高千尺、飞时其翼相切如风雷的大鸟；昼在湖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的横公鱼；生在蚊翼之下、藏于鹿耳之中、既细且小的蜚虫等等，这些异物看似不可思议，却符合神魔所生活的世界，再如任昉的《述异记》，也记录了许多殊方异域的珍奇动植物，如“吐绶长一尺、须臾还吞之”的吐绶鸡，“春生碧花，春尽则落；夏生红花，夏末则凋；秋生白花，秋残则萎；冬生紫花，遇雪则谢”的长春树之类。这些遐想的动植物，由于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距甚远，故被视之为“异”。
到唐代后期，出现了又一部神魔小说集即张读的《宣室志》，该书也不无例外地对外物进行了大量的描写。青蛙、蚯蚓、蜘蛛、蛴螬、蛇、犬、鼠、兔、狐、猿、驴、马、柳、槐、杉、丹桂、葡萄、蓬蔓、梨、人参、水银等等，都衍生出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
编成于太平兴国三年的《太平广记》是宋人编的一部大书，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类，其中神魔故事所占比重最大。而这部书的重大价值，在于它第一次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对丰富的小说遗产进行了新的分类，指明了神魔小说的本质特征乃在对于“物”亦即大自然的重视。此书将“神仙”和“女仙”置于全书的开头，紧接其后的是与道释两家有关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编者有“宣传宗教迷信”的用意，只不过是为了适应世俗的习惯罢了。“神仙”实际上是“仙”，而“神”则是由世上的万物（也包括人）生发变化而成的，《太平广记》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山、石、木，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必要的生存环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前提，这一列目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大突破。草木（又分为木、草、草花、木花、果、菜、五谷、茶、芝、苔、香药等）、畜兽（又分为牛、马、骆驼、骡、驴、犬、羊、豕、猫、鼠、鼠狼、狮子、犀、象、狼、鹿、兔、猿、猕猴、猩猩、狨及专门列目的狐、虎）、禽鸟（又分凤、鸾、鹤、鹄、鹦鹉、鹰、鹘、乳雀、燕、鹧鸪、鹊、鸡、鹅、鹭、雁、雀、乌、枭等）以及水族和昆虫等类别的分立，包容了众多的以生物为主角的故事，可以说已经将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精华囊括无遗，真正起到了“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古今”的作用。
（二）神魔小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就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双方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人由自然脱胎而来，其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现在的自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到处都留下了人的意志印迹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不断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并改变它。而自然界又竭力地否定人，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派生出来的。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除了重视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十分重视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是神魔小说所独擅的领地。
体现人与自然之物（神魔正是物的变形）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的《搜神记》中，有一篇《感应篇》。叙述的是：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祠，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能呼风唤雨的龙，反过来要求弱小的凡人为之诊治，这种人神本领倒置的现象，在《搜神记》中并不是孤立的。卷二十《黄衣童子》写杨宝救出为鸱所搏的黄雀，《隋侯珠》写隋侯救出被砍断的大蛇，都是历来为人熟知的故事。
祖台之的《志怪·陈悝》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之物之间的关系。水中之神江黄误落陈悝设下的鱼网之中，失去了生存所必需的水，还遭到小人的凌辱。但对于陈悝，江黄并不表示怪罪，因为那是他为了维持生计的正常生产活动，唯独对于凌辱自己的小人，却要进行惩罚，集中表达了弱小动物也需要得到人的尊重的深刻内涵。
戴孚《广异记》中此类故事更多，如：张渔舟结庵海边，有虎夜间突入，举左足以示，张渔舟见其掌上有刺，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张渔舟》）；莫徭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见有老象卧而喘息，举足以示，足中有竹丁，莫徭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阆州莫徭》）。
在古神魔小说中，多数神魔都是某种自然之物的化身，他们远不是永恒的、万能的、至高无上的神灵，他们有自己的弱点，也都可能陷入困顿的境地，因而需要人类的帮助。而在多数场合，他们都能得到人的理解和救援。这和西方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认为的神是“达于完善之境的人形的东西”“人总是想把人类的美德联系到他们关于神的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
前面所讲的都是仅动物要求助于人类，其实人也时时需要动物的帮助，他们之间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聊斋志异》中的《蛇人》，讲述的是某甲以弄蛇为业，对蛇相当体谅爱惜，“每至丰林茂草，辄纵之去，俾得自适”。等到蛇长大，不能再表演节目了，但蛇人并不无端舍弃甚至加以杀害，而是饲以美饵，祝而纵之，让它回归大自然中；这蛇亦恋恋有故人之情，既去而复来，蛇人挥曰：“世无百年不散之筵，从此隐身大谷，必且为神龙，笥中何可以久居也？”完全是从蛇自身的利益着想。陶潜《搜神后记》的《熊穴》讲到：有人误坠熊穴，须臾有大熊来，人谓必以害己，而大熊取藏果分给熊子，另作一份置此人前，于是双方转相狎习，此人赖以延命不死。其后熊子长大，熊母一一负之而出，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急，便抱熊足跃出。这两个故事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与自然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同时又相互对立，这一点在神魔小说中也多有体现。
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叙述了柳毅历尽曲折终与龙女结亲之时，龙女犹反复叮咛的一句话：“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小说结尾议论道：“五虫之长，必以灵着，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作为“裸虫”的人，与作为鳞虫的龙，终于排除了包括心理上的种种隔阂，取得了相互之间的真正沟通。再如《孙恪传》中讲述秀才孙恪与由猿化成的丽人袁氏的感情纠葛，孙恪与袁氏成亲之后，共同度过了十余年的幸福生活，正当她促成孙恪进入仕途，并随其南康赴任，读者期待着一个喜剧结局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大的转折：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乃至于路上看到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悲啸扪萝而跃时，顿时唤醒了她的野性，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袁氏的离去，不是因了“缘分已尽”，也不是由于男方的负心；驱使她抛撇人间真情，决然而去的根本原因，是对于大自然自由生活的怀恋和向往。
神魔小说在描绘人与异物的融合沟通的同时，对虐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也予以特别严厉的谴责。《搜神记》卷二十《猿母猿子》讲述：某人入山得猿子将之归，猿母自后遂至其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谓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
刘义庆《宣验记》之《吴唐》篇讲到：吴唐春日将儿出射，正值牝鹿将麂，鹿母觉有人气，呼麂渐出。麂不知所畏，径前就媒，唐射麂，即死。鹿母惊还，悲鸣不已，唐又射鹿母，应弦而倒。至前场，复逢一鹿，上弩将放，忽发箭反激，还中其子。唐掷弩抱儿，抚膺而哭。闻空中呼曰：“吴唐，鹿之爱子，与汝何异？”祖冲之《述异记》之《任考之》篇，讲到：任考之见树上有猴怀孕，便登木逐猴，腾赴如飞，猴知不脱，因以左手抱树枝，右手抚腹。考之擒得杀之，割其腹，有一子，形状垂产。是夜梦见一人称神，以杀猴责让之。后考之病狂，因渐化为虎，遂逸走入山，永失踪迹。这些故事带有浓重的报应色彩，一致强调：在尊重母亲对儿女的感情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本来应该是相通的，人为一己私利的驱使，竟漠视这一种神圣感情，是决然应该受到谴责的。王仁裕《玉堂闲话》之《狨》篇，以极富感情的笔墨，揭露了猎人捕狨的残忍：狨者，猿猱之属，其雄毫长一尺，尺五者，常自爱护之，如人披锦绣之服也；极佳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为暖座者是也。生于深山中，群队动成千万。雄而小者，谓之狨奴，猎师采取者，多以桑弧檑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闻人犬之声，则舍群而窜，抛一树枝，接一树枝，去走如飞；或于繁柯浓叶之内，藏隐其身，自知茸好，猎者必取之。其雌与奴，则缓缓旋食而传其树，殊不挥霍，知人不取之，则有携一子至十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则拔其矢嗅之，觉有药气，则折而掷之，颦眉愁沮，攀枝蹲于树巅。于时药作，抽掣手足俱散。临堕而却揽其枝，揽是者数十度，前后呕哕呻吟之声，与人无别。每口中涎出，则闷绝手散，堕在半树，接得一细枝，稍悬身。移时力所不济，乃堕于地，则人犬齐到，断其命焉。猎人求佳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摘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
作者以充满同情的心绪，纪录了作为珍稀动物的狨受人残酷猎杀的不幸遭遇，以及对它们既懂得如何自我保护，又重视保护自己后代的精神的歌颂。
（三）用将人化为异物的艺术表现手段来展开故事
《广异记》中的《张纵》篇，讲述了张纵因好啖脍，被罚作鱼的故事。通篇妙就妙在其人虽然在小说规定的情境中已经化为异物，且获得了异物之遭受人的折磨的种种体验，但仍不脱人自身的本性：已经变化成鱼的张纵，“至堂前，见丞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脍人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这种心理感受，非人而又似人，文笔非常细腻。
再说李复言《续玄怪录》卷二《薛伟》，薛伟与张纵被罚为鱼不同，他是因爱鱼之乐，主动下水为鱼的。当他幻化为鱼，且充分体验到为鱼的无比自由所带来的快乐后，见到赵干所投之香饵，心亦知戒，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但终究敌不住饥饿的折磨，香饵的诱惑，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吞其钩，赵干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但当他真的吞下了钓饵，被捉了上去，谁也不曾把他当做官人，按颈于砧而斩之。人和自然本是互为依存、融为一体的，以艺术的手法让人幻化为物，并尝试着从物的角度反观人的作为是否合理，是一种理性的反思，它对于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无疑是极有启迪意义的。
《西游记》对自然界的细腻观察和出色描写，一向为读者所称道。它既写到了优美的山水胜景，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的水帘洞，“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的五台山，“岩前草秀，岭上梅香”的万寿山，皆是婀娜多姿，充满生机，是人和千万生物繁衍栖息的最佳场所；又写到了许多恶山恶水，如“却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此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的火焰山，“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沉底”的流沙河，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同时也是对于一切生物生存空间的限制和留难。还有那“夹道柔烟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槎槎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尽，近观一似绿云茫”的荆棘岭，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本来是堪称为优美环境的，但“荆棘蓬攀八百里”的过分繁茂，使得只有蛇虫可伏地而行，而对于人则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就转化为一种“有害”的存在；柿子本是极好的果品，八百里满山尽挂金色的柿果，亦可算得上是极好的景致，但听凭柿树自生自长，不加管理，每年熟烂柿子落在路上，将一条夹石胡同，尽皆填满，又被雨露雪霜，经霉过夏，作成一路污秽，遂成了环境污染之源，便朝着反面转化了。《西游记》的取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条在广阔的范围内巡视自然界生态平衡之路，而孙悟空所担负的则是改造恶劣环境的责任。他盗得芭蕉扇，行近火焰山，“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行者喜喜欢欢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改善了八百里的生存环境，使万物得以自由滋长，“地方依时收种，得安生也”。他又使猪八戒拱开稀柿同，“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胡同此日开”，都属于这种性质。《西游记》还认为，这种人为的干预是应该有个限度的，并且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面对八百里荆棘岭的拦阻，取经者怀有“直透西方路尽平”的愿望固然是正当的，但沙僧提出用“学烧荒”的方法，一把火将它烧了，便立刻遭到了务过农的猪八戒的反对：“烧荒得须在十来月，草蓑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好烧得！”从“人学”的角度看，神魔小说还有一个鲜明而别致的主题：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的智慧、情感、良知、爱心，离不开大自然的哺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到调适。
人与万物相比，人有意志，万物则大多没有明晰的意志；人能言，万物则大多不能以确定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在处理与万物的关系的时候，人相对来说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因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理所当然应该主动去关心它们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神魔小说则扮演了自然界代言人的角色，它着力宣扬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割舍的、无功利的崇高境界，倡导保护环境、爱护野生动植物的观念，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总之，神魔小说体现了对外物的关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采用将人化为异物的艺术表现手段来展开故事。我们沉浸于离奇故事的同时还要仔细体会其中所蕴涵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深刻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