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喀山大学读书。我便暗下决心，不管怎样都要实现我的目标。
我上大学的想法是在一个名叫涅果拉·耶普利诺夫的中学生的启迪下产生的。他有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脸蛋儿生得漂亮，很讨人喜欢。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的阁楼上，由于常见我读书，就开始注意我，时间一长，我们成为朋友了。没多久，耶普利诺夫断言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才能”。
“你天生就是做科学研究的材料！”他潇洒地甩动着马鬃一样的长发对我说。
他说这话时我还不明白，就算一只小家兔都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耶普利诺夫苦口婆心地向我证明，大学里正需要我这种人。当然了，也无可避免地讲到了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
他还说，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家，花费一个秋冬完成中学的学业，然后“随随便便”去参加几场考试，我就能申请助学金上大学，再上估计五年时间大学，我就是“文化人”了。他把这些讲的那么得容易，当然这也怪不得他，毕竟他只是个十九岁的少年，又怀有一份菩萨心肠。
学校终考之后，他返回家乡。又过了两个礼拜，我跟着也来了。
临走之前，外祖母一再嘱咐我：“你以后别动不动就向人家发脾气了！要是经常发脾气，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你看不见他最后怎么了吗？可怜的老头儿，活了一辈子，到老却成了傻子！你一定要切记：上帝不惩罚人，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你走吧！唉……”
她抹掉满是皱纹的老脸上的几滴泪水，继续说：“恐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你这野孩子，非要跑到海角天涯去，我都活不了多久了！……”
近几年来，我常常离开这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几乎没怎么和她呆一起，当我想到这个与我血脉相通、真心爱我的亲人，真的要弃我而去时，心中不免生出一阵悲凉。
我呆呆地站在船尾望着外祖母，她在码头紧靠水边处站着，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擦拭着眼睛，那是一双永远对世人充满和善的凹陷眼睛。
从此以后，我就来到这座鞑靼人占一半人口的城市了，住在一幢平房中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平房安静地座落于一条偏僻街道上。房子对面是一片火烧之地，野草茂密，许多倒塌的建筑废墟从杂草和林木中突兀而出，废墟下是一个大
地洞，那些四处流浪的野狗常躲到这里，有时它们也死在这里。这个地方让我刻骨铭心，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耶普利诺夫的家里有两个儿子，靠着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计。
我刚到他们家那几天，常见这个面色蜡黄的寡妇，每次从市场买回东西放到厨房里，就眉头紧锁，一副愁容，她在想着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就算自己不吃，怎样才能用一小块肉做成一顿美餐满足三个健硕男孩儿呢？
她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透露着温和而倔强的性格。她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明知道她已无法驾驭生活这辆车了，依旧勉强地使劲向前拉！
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她的两个儿子还没起床，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轻声细语地问我：“您为什么来这里！”
“上大学念书。”
只见她眉毛一皱，额头一蹩，原来把手切了，她一边吮着手指，一边跌坐到椅子里，之后又跳起来，喊道：“哎呀！见鬼了……”
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就称赞道：“您削土豆技术倒挺高的！”
这算得了什么！小菜一碟！我顺便就告诉了她我在轮船上帮厨的经历。她继续问我：“那么，您凭这点儿本事就能上大学吗？”
我没听出来她话里有话，由于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幽默与讥讽。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的行动计划，并强调，只要努力，上大学就不成问题了。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嚷着：“唉！涅果拉！这个涅果拉……”
就在这会儿涅果拉跑进厨房洗漱。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头发乱蓬蓬的，看上去和平常一样兴奋。
“我说妈妈！咱们今天吃肉馅馅饼吧！”
“那好吧。”她应道。
我觉得我大显身手展示厨艺的机会来了，便急忙接过话来说，要包馅饼这点儿肉太瘦太少了。
这下完蛋了，娃尔娃拉·伊凡诺夫娜恼羞成怒，她把我数落得面红耳赤，又把手中的胡萝卜扔到了桌子上，愤愤而去。涅果拉向我使着眼色说：“生气啦！……”
他坐在凳子上继续对我说：“女人比男人容易生气，这是天生的。有关人士包括瑞士的大学者和英国的约翰·穆勒都曾对这一论点做过研究。”
涅果拉特乐意教育我，一逮着机会就对我谆谆教诲，我呢，每次都是如饥似渴聆听教诲。后来，聆听的结果是，我竟然把弗克、拉劳士弗克和拉劳士查克里混淆了。还有我怎么也记不清楚到底拉法杰砍了杜莫利的头，还是杜莫利砍了拉法杰的头？
涅果拉一心一意要教育我成人，然而他力不从心，一方面是因为没空，另一方面，他浮华、轻佻、自私，带有都市青年作风，这是主要原因。他甚至对妈妈的含辛茹苦视而不见，他弟弟是一个沉郁呆板的中学生，对母亲的艰辛更是置若罔闻。
倒是我老早以前就发现了这位可怜母亲的厨房哲学，她令人叹服的厨房技艺，她是数着米粒做饭的！每天只用一点点东西玩魔术一般做出丰富的菜肴，养活自己，两个孩子，还有我这个相貌平平、不懂规矩的小流浪儿。
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在我心中都重若磐石。我决定出去找点活儿干，我要自己养活自己。
为了不在他家吃饭，我早上起来就躲到外面去，如果碰上刮风下雨，就到那个大地洞里避一会儿，听着洞外的大雨倾盆和狂风怒吼，闻着动物尸体的腐烂味儿，我突然醒悟：上大学不过是白日做梦罢了，倘若我当初去的是波斯，一定比这儿过得好。
我开始充分发挥我的想像力，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法师，能够施展法力让一粒谷子有苹果那么大，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一普特约16.38千克），我在为所有遭苦难折磨的人民寻找希望，我想解救他们。
我当时沉迷于幻想伟大的冒险事业，因为苦难的生活需要幻想来调节。苦难的日子是多么遥遥无期啊！我已经迷恋上了幻想。
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坚强了，我并不奢求他人的救助，也不渴求突然的时来运转，生存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练人的意志，增加人的智慧，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懂了。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我经常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干活，在那儿挣到十五至二十个戈比还不成问题。所以，我就成为那些搬运工、流浪汉和无赖的一员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块生铁投进了燃烧的炉火里，每一天都有烙印深深地打在我的心上。
那些举止粗鲁、坦率鲁莽的人群，在我眼前走马灯一般跑来跑去，我因为有过去的一些经历，很轻易赶上他们的步伐，加上我读过的波莱特·哈特的作品以及其他通俗小说，因而对他们敢爱敢恨天不怕地不怕的豁达人生态度很是赞赏，我迫不急待地想融入这个热情的群体之中，加入这个队伍。
我认识了一个叫做菲舍奇的人，他专靠偷盗为生，上过师范院校，受过良好教育，现在已经是一个饱经世事且肺病缠身的人，他善意地劝说我：
“你干嘛跟女孩儿一样那么羞涩？是怕别人骂你不老实？老实！对女孩儿来说确实是资本，但对你——则如同轭子。公牛老实，那它只配吃干草！”
菲舍奇其貌不扬，一头棕发，脸刮得亮光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准备上台的戏子，矮小的身材如猫般轻盈灵活。他对人很体贴，经常以老师和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看得出来他是诚心帮我解决问题。他读过不少书，人又聪明，他最爱读《蒙特·克利斯托伯爵》。
“这部书主题鲜明，情感丰富。”他说。
他有一癖好：谈论女人。一讲到女人他就神采飞扬，手舞足蹈，情绪昂扬，从他那被打得残疾的躯体里发出一种令人呕吐的痉挛。就算如此，我仍旧专心致志听他讲话，感觉告诉我他用词很美。
“啊，女人！”他满腔热情地说，这时他的脸颊上生出了红晕，两只黑眼睛闪动着光芒，“只要是为女人，我一百个愿意。女人就像魔鬼一样，她们根本就不明白罪孽是什么！跟女人恋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他还擅长编故事，轻而易举就鼓捣出妓女们红颜薄命、凄美哀愁的小曲。他编的小曲在伏尔加河两岸的所有城市都被唱遍了。下面这首非常流行的小曲就是他的杰作：奴生贫寒家脸蛋儿不漂亮身上没有一件好衣裳就是为了这个，姑娘呀！
没人和你把亲成……
我还认识一个行迹很诡异的人，他叫德罗梭夫，对我也很照顾。他比较注重修饰，仪表堂堂，打扮得很阔绰，有一双音乐家般纤细修长的手。他在海军村经营着一间钟表店，实际上是他凭借这个招牌买卖偷来的赃货。他对我说：“彼申克夫，你可不能学做扒手！”他很郑重地摸了一下他的花白胡须，然后眯起那双狡滑、傲视尘俗的双眼，“在我看来，你可以另寻门路，你是个品行高尚的人。”
“何谓品行高尚？”
“嗯，怎么说才好呢，就是只有好奇心，而没有嫉妒心……”
这样说我，我实在是受之有愧，因为我嫉妒过太多的人和事。举个例子说吧，菲舍奇讲话的艺术和措词的优美，就曾让我嫉妒过。我还记得他是这样开始讲一个爱情故事的：“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像猫头鹰一样躲在树洞里，静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荒僻小城的旅店里。”
“这是深秋十月，外面阴雨连绵，秋风怒号，仿佛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拉长了哀号声一样呜呜呜个不停。”
“……这时，她来了，那么轻盈、亮丽，如刚刚升起的朝霞。她的眼神里写满了佯装的天真纯洁，她用极其温和的语气说：‘我亲爱的，我没有辜负你吧！’”
“尽管我知道她在撒谎，但我依然不可自拔地相信她！理智使我清醒，爱情让我沉沦！”
他讲故事时，身体富有节奏地颤动着，眼睛眯着，不时轻拍一下自己的胸脯，很投入的样子。
他的声音并不好听，还略带嘶哑，但语言却十分优美，恰似夜莺在歌唱。
我还嫉妒过德罗梭夫，他最擅长讲西伯利亚、西哈拉等地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技巧很熟练，绘声绘色，有身临其境之感。他敢对大主教随便讥讽，有一回他竟然偷偷骂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专制魔王！”
我觉得德罗梭夫这个人很像小说中的“小人物”，这类人在小说的最后，意外地由一个“小人物”摇身变成胸怀坦荡之人。
每当夜晚天气燥热，大家就渡到喀山河对岸去，坐在小树林间，一边吃吃喝喝，一边讲述心事。主题多是困苦生活，奇闻怪事，最热门的话题当然是女人。奇怪的是，每当他们谈论女人，就满怀憎恨和忧伤，像闯入了一个蛇蝎遍地的黑暗角落。
我跟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回，我们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
这儿由于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潮湿的，船灯看上去如同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更有从富裕的乌斯龙村里店铺和住宅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连成一串串火球、火网。轮船蹼轮拍击着河水，发出隆隆的声音。
水手们在船上“狼嚎鬼叫”，一些人用锤子敲击船板拉长声唱着凄凉的歌，以排解心中的苦闷，这歌声又给人们平添了一份忧伤。
最伤感的莫过于听他们诉说心事，诉说怎样应对艰辛的生活，他们各谈各的，谁也顾不上听别人的，他们或坐或卧，抽着烟，间或喝点伏特加或啤酒什么的，酒勾起他们许多难忘的回忆。
“嗯，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夜色中趴在地上的一人说道。
当故事结束，大家一致认为：
“屡见不鲜，——见过了……”
“知道”“见过”“见的不愿见了”，这些话听上去让人沮丧，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因为人世间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了，后来再没什么新鲜事可提了。
我的这个想法使我跟菲舍奇和德罗梭夫有些距离。当然，我同样很喜欢他们。依我现在的生活历程看，我走他们走过的路，步他们的后尘是自然而然的。特别是我的目标和上大学的理想触礁，使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有时我由于挨饿、苦闷，也曾想去触犯“神圣”私有制干点勾当，但我当时的崇高理想不允许我背离光明大道，这与我读的书紧密相关。
我除了读哈特的书外，还看了不少好书。书中所描写的某种似懂非懂、但十分美好的前程告诉我，我应追求比眼前更有意义的东西。
这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些新人，他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耶普利诺夫家前的那片空地，时常会有一群中学生做一种类似戈罗德基的游戏，我被他们中一个叫做古利·甫里特伊夫的青年吸引住了。
他貌不惊人，皮肤略黑，黑发，有点儿像日本人，一脸匀匀实实的雀斑，真像火药末涂进皮肤里了。他乐呵呵的，玩儿起来机智，说起话来幽默俏皮。
甫里特伊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并不想挖掘自己的潜力，而是躺在生来的天才里度日。
他有艺术天赋，听力敏捷，善于鉴赏音乐，还会弹竖琴、俄罗斯三弦琴，拉手风琴，然而他仅仅满足于此，不再深入学下去了。
他很穷，衣服上挂满补丁，再配上有漏洞的皮靴，这身装束倒是与他放荡不羁、动作敏捷的气度很般配。
他看上去像久病初愈的人，又像昨天才出狱的囚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世界对他来说总是那么新奇美好，而他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般跳来跳去。
他了解了我生活艰难，无依无靠，就让我和他一起住，还建议我报考小学老师。这样，我到了“玛鲁索夫加”这个奇怪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儿到处是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失去形态的穷鬼。
甫里特伊夫住在走廊中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放着一张木板床，走廊
尽头的窗户旁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所有家产。
走廊通着三个房间，其中两间住着妓女，另外一间住着患有肺病的数学家，他过去是神学院的学生，又瘦又高，头上脸上长着红色的硬毛，破烂的衣服几乎不能遮羞，从衣服的破旧处可以看到他青乎乎的肉皮和一根根的肋骨。总之，他的样子让人感到很是畏惧。
他好像靠吃指甲为生，手指头都被他咬破了。他没日没夜地算呀算呀，写呀写呀，不断传出吭吭吭的咳嗽声。妓女们又怕他又同情他，她们经常故意丢一块面包、茶、砂糖在他门前，他见了就把它们全部搬回自己房里，还一面呼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了的老马。要是妓女们因故没送吃的给他，就会听到他沙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面包！”
靠别人的同情生活并不能改变他深凹的眼睛中闪烁的傲盧神气。有时会有一个小驼背来找他，这个人样子怪怪的，瘸着一条腿，肥笨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清教徒一般冷淡的黄脸皮上挂着狡诈的笑容。
他每次来后，房门就会紧闭数小时，没有任何动静。但有一次深夜时分，我被数学家的吼叫声惊醒：
“听我说，这简直是监狱！几何学，是羊圈，嗯，是老鼠洞，是监狱！”
之后传来小罗锅的尖笑声，他在不断重复着一句听不大懂的话，这时数学家已经恼羞成怒了：
“王八蛋！给我滚！”
可怜的客人愤愤地滚出房门，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宽大残破的外衣里裹着他残疾的躯体。这时，又瘦又高的数学家正怒目圆睁地站在门口，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嘶哑的喉咙里吼出：
“欧几里得是个傻瓜！名副其实的大傻瓜，……我敢断定，希腊人绝对没有上帝聪明！”
接着，他用力关上房门，哐啷一下屋里什么东西被震掉了。
没过多久，我听说数学家是打算用数据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了。
甫里特伊夫的工作是给印刷厂的报纸做夜班校对，薪酬为十一戈比。因为要参加考试，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干活挣钱，我俩一天就只有四斤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填肚子了。
我只得硬着头皮学习各类课程，那些古老生硬的语法最让我恼火，生动、灵活、俏皮的口语与古老呆板的语法相比是多么遥不可及啊。幸好我很快就明白
了，现在学习这些学问还为时过早，即使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考试，由于年纪小也得不到那个位置。
我和甫里特伊夫睡一张床，他白天睡，我晚上睡。每天早上，当他干完一整夜的工作，脸色乌黑、眼珠通红地回来时，我就跑到小饭馆去打开水，我们自己是没有茶炊的。之后我们开始吃早餐——啃面包吃茶。他从报纸中挑出新闻读给我听，经常读的是那个笔名“红鬼”的酒鬼作家的打油诗。
我一直很纳闷甫里特伊夫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在我看来他的人生观，和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顺便为女人拉皮条的肥婆佳尔金娜没什么两样。
这个肥婆就是房东，甫里特伊夫刚开始租下这个小屋角的时候没钱付房租，他就给肥婆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听的歌。
每当他唱歌的时候，眼睛里就会闪烁着冷漠的光，而肥婆佳尔金娜曾经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歌手，她能领悟到歌声中的含义。
偶尔她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充满双眼的泪水洗涤着醉得发肿的脸，她先用胖手指抹掉泪水，再用一条很脏的手帕慢腾腾擦着手指。
“天啊！太棒了古利，”她感叹着，“您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您再长漂亮点——我会把好运带给你的！我已经介绍过许多小伙子给寂寞的女人们了！”
我们头顶上的阁楼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也是中等身材，胸宽背阔，屁股又窄又小，看上去像个倒三角形，只是下边的角儿不太完善。
他的脚像女人的似的，肩膀里还夹着小小的脑袋。一头马鬃一样的红头发，面色苍白无精打采，脸上镶着两只凸出来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很是叛逆，他当初就是因为违背父命进了普通中学，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他又发现自己有一副好嗓子：浑厚、圆润的男低音，因而他专攻唱歌了。
也正是这个缘故，佳尔金娜才找到他，把他介绍给一个富商的太太，她大约四十几岁，儿子上大学三年级，女儿中学快毕业了。
商人妇是个削瘦女人，没有一点女性魅力，胸脯平板，身子直挺挺的倒像个士兵，脸上没有一点光彩，像个清心寡欲的老修女。两只灰色的大眼睛深陷在黑眼窝里。她穿一件青色外衣，头戴旧式丝巾，两只绿绿的宝石耳环垂在耳际。
她常常在夜晚或清早来找她的大学生，我见过她好几次，她动作十分敏捷，一纵身就跳进大门，然后迅速地冲上阁楼。
她的脸色十分恐怖，嘴唇往里抿得几乎消失了，眼珠倒是全瞪了出来，她慌忙向前张望，她的样子看上去真像个残疾人，尽管她确实四肢健全，但总有那么
股劲儿让人看了不舒服。
“瞧！”甫里特伊夫叫道，“她简直是个疯子！”
其实大学生也十分讨厌她，因此总躲着不见她，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商人妇像个冷漠无情的讨债人，具体地说，她像一个歹毒的密探时时刻刻监视着他。
“我真不要脸！”大学生带些醉意地说，“到底怎么了？突然想起来要学唱歌？就凭我这德行，谁会让我登台表演呢，这绝不可能！”他悔悟了。
“你还不赶紧和那个女人断了关系！”甫里特伊夫劝他说。
“你说得是，我又恨她又同情她！我真受不了她！唉！要是你们知道她的故事……唉！……”
这我们早就清楚了，曾经有一个晚上，我们听到商人妇如此乞求大学生：
“求求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心肝儿宝贝儿！求你了——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商人妇拥有万贯家产，却像个乞丐一样向一个穷大学生乞讨爱情，听说她是某个大厂的股东，有许多房产，她也做慈善事——捐了一笔巨款给产科学院。
甫里特伊夫吃完早餐就躺下睡觉，我去外面找点事做，天一黑我就回来，古利去印刷厂干活。如果运气好，我能带回点吃的：面包、香肠或牛杂碎，就分一半给他。
当我一个人闲着无聊时，我就在贫民窟的走廊里来回观察，想了解我的邻居们是怎样生活的。这儿人们住得像蚂蚁窝一样拥挤。各色人等，全都聚集在此。
刺鼻的酸腐气从各个角落里散发着，从早到晚这儿从未有过一会儿的安静，缝纫机嗒嗒嗒个不停，歌女们的吊嗓儿声，大学生的男低音，喝得醉醺醺的男戏子的高声朗读，微醉妓女们的狂呼乱叫……看到一切，我的心中不禁疑惑：
“人们这样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秃顶只有周边长红头发、高颧骨、大肚子、两条细腿的人，由于厚重的笨嘴唇里包着一口大马牙而得名“红毛马”。
他经常活跃在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年轻人中。据他说他已经和他的西姆比尔斯克的商人亲戚打了三年官司，他逢人就说：
“不要命也要把他们折腾得倾家荡产！让他们过上三年乞讨生活，然后，我就把赢得的家产归还他们，并对他们说：‘狗奴才们，晓得我的厉害了吧！感觉怎么样？’”
“红毛马！这就是你追求的全部吗？”有人这样问他。
“对！我这辈子就专心干这事，没别的了！”
他整天忙忙碌碌，穿梭于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律师事务所之间，他时常在夜里坐着马车带回许多吃的喝的来，然后把凡是想吃一顿饱饭、喝两口甜酒的大学生们、女裁缝们，请到他那间天花板坠落、地板下陷的脏屋子里，举行晚宴。
红毛马只喝甜酒，这种酒无论溅在哪儿，就甭想再洗掉，一定会留下紫色的污痕。他如果喝多了，就会喊叫：
“你们这群可爱的小鸽子！我喜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可我却是一个混蛋，是吃人的鳄鱼，我要吃掉他们——我的亲戚！无论如何我要吃掉……”
他边喊边掉眼泪，像是受了委屈一样，泪水从他丑陋的高颧骨上滑落，他用手抹抹泪就擦到膝盖上，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因此他那肥大的裤腿上总是沾满了油污。
“你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呀？”他大声说，“忍饥挨饿受冻，衣衫褴褛——人应该如此活法吗？人能从这种生活中学到什么？唉！假使沙皇知道你们这样活着……”
接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彩色钞票，冲大家嚷：
“喂！兄弟们！需要钱的拿去吧！”
歌女和女裁缝们你争我夺想从他的毛毛手中抢到钱，他却高声笑道：
“这钱是给大学生的，不是给你们的！”
然而没有大学生要他的钱。
“把你的臭钱扔到厕所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怒气冲冲地叫着。
一天，红毛马喝醉了，手里捏着一把揉皱的十卢布钞票来到古利这儿，把钱往桌上一扔，说：
“这钱我不要了，你要吗？……”
说完身子一斜就躺在我们的木板床上，呜咽起来，我们急忙用冷水给他醒酒：向头上浇水，往嘴里灌水。
等他睡着了，古利想把他的钱展开，然而这钱被攥得太紧了，得先用水润湿才能一张张分开。
这个大贫民窟的窗口正对着隔壁房子的山墙，屋子里乌烟瘴气、肮脏不堪，人们挤在一起大声吵闹让人心烦，红毛马是人群中闹腾得最欢的一个。
“你为什么不住大旅馆，却偏往这儿挤呢？”
“我的好兄弟！就图个心里舒服呀！和你们在一起我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毛皮匠的儿子马上附和道：
“他说的没错！我有同感。假使我到别处去住，恐怕早就完蛋了！……”
红毛马恳求甫里特伊夫说：
“弹起你的琴！唱首歌吧……”
于是古利坐下弹起了竖琴，他边弹边唱：
鲜红的太阳
你快升起来吧！快快升起……
他的歌声婉转动听，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
屋子里静下来了，大家都陶醉在这忧伤歌声和如泣如诉的竖琴声中了。
“太精彩了！小家伙！”和商人妇斩不断“情丝”的可怜的大学生赞叹着。
在这个聚集着许多奇怪的人群的贫民窟里，古利·甫里特伊夫是最会制造快乐气氛的人，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快乐之神一样。
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生机勃勃，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他会说最幽默的笑话，会唱最动听的歌，他还敢于批评社会上的遗风陋俗，甚至评论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他的存在使人们平淡的生活出现了点生机。
古利只有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然而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们喜欢他，拥戴他，信任他，碰到麻烦都向他求助。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甚至那个叫做涅金弗利奇的老警察见到他都迎上笑脸来。
玛鲁索夫加贫民窟，处在上山去的交通要道上，它在雷伯内良斯卡姬和老戈尔舍内姬两条街的交汇处。涅金弗利奇的派出所寂静地守在老戈尔舍内娅街的拐弯处，和贫民窟的大门距离不远。
他是个胸前挂奖章的瘦高老头儿，在这条街上干了很多年了，看上去还算机警，笑起来倒也亲切，但依然隐藏不住眼睛中的狡猾。
他对我们这个鱼龙混杂的贫民窟非常留意，每天都会全副武装地到此巡察几回，巡察时慢慢吞吞，就像动物园里饲养员查看铁笼里的野兽一样，看完一个窗口，再看一个窗口。
他的功绩十分可观，今年冬天他抓了一个叫斯密尔诺夫单臂军官和叫穆拉托夫兵士，而他们都曾得过乔治勋章，参加过斯可比列夫将军指挥的俄哈尔杰克远征军。还逮捕了佐伯宁、奥夫希金、葛利高里耶夫、克勒洛夫等人。
据说他们被逮的原因是想建立一个“地下”印刷厂，斯密尔诺夫和穆拉托夫就是由于星期天白天偷走了城里克留楔尼柯夫印刷所的铅字而被捕的。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贫民窟里一个整天满面愁容被我称做“活钟楼”的人被抓了。
第二天早上，古利知道这事后，气愤地抓着头发对我说：
“马卡西姆维契老弟！真他妈糟糕！你赶紧去……”
他告诉我到哪儿去，又嘱咐我：
“一定要谨慎！那儿或许有密探……”
这个秘密行动令我激动不已，我像一只小燕子似的飞到了海军村。
我走进一家昏暗的铜匠铺，见一个卷发蓝眼的年轻人正镀一口带耳平底锅，看起来不像工人。屋角的老虎钳边有一个小老头，他的白头发用一根小皮带束着，正忙着打磨一个活塞。
我问他：
“你们这儿有活儿吗！”
小老头愤声地答道：
“我们有自己人的活，可惜没你的活儿！”
那个年轻人看了我一眼，又埋头镀他的锅。我用脚碰了一下他的脚，他又惊又怒地盯着我，手中握着平底锅，仿佛要冲我砸过来一样。见我一个劲地向他使眼色，才冷静地说：
“走吧！……”
我又向他使了个眼色，才走出店铺，站在大街上，不久卷发青年也跟了出来，一语不发地看着我，点了一支纸烟。我问他：
“你是吉虹吗？”
“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不耐烦了，用目光反复打量我。
“你说的是哪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里的助祭……”
“嗯？”
“没了。”
“什么彼得，助祭，和我有什么关系？”听他这样说，我就断定他确实不是铜匠铺里的工人。当我跑回贫民窟的时候乐坏了，我的第一次“地下”活动圆满完成了。
古利·甫里特伊夫经常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我曾请他介绍我到他们中去，然而他总是说：
“老弟呀，你还年轻！应该好好念书学习……”
有一回，耶普利诺夫介绍我与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会面。这次会面计划得
非常周密，气氛特别沉重、紧张。
涅果拉带我到城外的阿尔斯科波尔平原，一路上提醒我要谨慎小心，并要求我为这次会面保守秘密。之后，他指着从很远的地方慢腾腾走来的一个灰暗的小人影，扭头轻声对我说：
“就是他！跟着他走！等他停下来，你就走上前跟他说：‘我是新来的……’”
秘密的行动意味着新鲜、刺激，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然而这次却很乏味：头顶是毒辣辣的骄阳，一个人在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就这些，没别的。
我直跟到坟场才追上他，闹了半天才知道他也是个年轻人，脸型瘦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十分机警。他穿一件中学生的灰大衣，原来的银灰钮扣已经丢了，又重钉了几枚黑钮扣，破学生帽上还能够看到帽徽痕迹。仔细一看，便知他还是个孩子，可他偏要装成大人样。
我们找了一块有树荫儿的地方坐下来，他讲话单调、乏味而冷漠，那神态我一点也不喜欢。他郑重严肃地问我读过哪些书，还希望我加入他创建的小组，我同意了，就这样我们的会面结束了。他谨慎地先往前走了几步，四处张望，对空旷无人的野地进行了一番仔细观察。
这个小组还有三四个成员，我是之中年龄最小的。小组会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米罗夫斯基家进行，主要学习约翰·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做的注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这个大学生后来用叶洛恩斯基为笔名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写够五本后，就自杀了。——这种事已不足为奇了，我见惯不怪了。
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思想沉闷，讲话有条有理，住的是一间房子下面的地下室。他为了“劳逸结合”，每天都做点木工活儿。和他在一起没什么有趣的活动。
穆勒的书也没意思，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已经知道他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是印象极为深刻，这没什么难的，单凭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就能够理解了。
我觉得，只要是那些曾为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出过力的人都非常明白，根本没必要费尽心思用艰涩的词语将这些理论编成一本大厚书。我在这间充满鳔胶味儿的地下室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眼睛看着小虫子在污浊的墙上爬来爬去，真是一种煎熬。
有一次，老师迟到了。我们还以为他不来了，就跑出去买了一瓶伏特加和面包、黄瓜，打算开一个小酒宴，这时老师的灰裤腿从地下室的窗口处一闪，吓
得我们匆忙把酒瓶藏到桌子底下，然后老师走进来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论断。
我们安静地坐在那里，惟恐不小心把酒瓶碰倒了。唉，偏偏让老师踢个正着，我们吓坏了，个个满面通红，以为老师会大发雷霆，结果却是风平浪静。他那不动声色和那略带冷漠的表情，看上去真让人难过，还不如狠狠地训斥我们一顿呢。
我很难过，尽管买酒不是我提出的，但对老师我总有种愧疚感。
他讲课很无趣，我人在这儿心早跑到鞑靼区了，那儿的人们过着“清真”生活，他们善良又勤劳，讲一口不太标准的俄罗斯话。
天一黑，清真寺的塔尖上就有执事僧用特殊的声音召唤大家去做晚祷。我猜想着鞑靼人的生活一定很幸福，肯定不会像我以前的生活那样不快乐。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向往伏尔加河上那种集体劳动的热闹场面，直到现在那种狂热依然让我痴迷。我对第一次感受到劳动激情的那一天还记忆犹新。
我们的任务是随码头搬运组卸货，那是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拖船，它在喀山周围触礁，船底破了。
当时正是九月，狂风冷雨掀动着河水汹涌奔腾，搬运组一共五十多个人，大家阴沉着脸，披着草席或帆布蹲在甲板上，一艘小火轮拖着船向前走，小火轮喘着粗气，不断地喷出一团团的火星。
夜深了。喀山河上乌云密布，搬运工们叫闹不止，呼天喊地，骂自己的生活处境，他们在甲板上懒洋洋地躲来躲去，企图避避风雨。看着他们无精打采样子简直不像干活的，我看抢救一船快要沉没的货物的希望不大。
半夜，终于到了那艘船触礁的地方，大家把空驳船和出事的船甲板对甲板系在一起，这时搬运组长来了。他是个长得凶巴巴的老头儿，一脸麻子，生性狡猾，爱说下流话，长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鼻。他摘下秃顶上湿透的帽子，用女人一般温柔的声音叫喊：
“伙计们！祷告吧！”
工人们在甲板上聚成一个黑团，像一群狗熊，他们狂叫起来。组长最先祷告完，又尖声叫：
“喂！掌灯！伙计们，看你们的了！小伙子们多用点劲！上帝保佑我们，开始干吧！”
于是刚才还是愁眉不展、懒懒散散、浑身湿透的人们一下子变得生龙活虎，他们像上战场一样，纵身跃到触礁船上，一边呐喊，一边狂叫，说着笑话干起活儿来。
我的前后左右有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在飘动，矮小的人影在来来回回，刚才还是抱怨声不断的人们，这会儿竟然兴高采烈一心一意地投入战斗了。
雨越下越大，天更冷了，风更猛了，人们的衬衫被吹得卷起来，肚皮都露出来了。
潮湿的夜色中，六盏昏暗的灯笼发出暗淡的光，五十多个人影跳来跳去，踏得甲板嗵嗵嗵直响。他们卖命干活的样子，仿佛抡起四普特重的麻包飞跑着一样快乐。他们早就想领略领略了，用个恰当的比喻：他们干活儿就像孩子喜欢游戏一样，他们那个幸福劲儿，看来除了和女人拥抱，再没什么事儿可以与此相提并论了。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个子，身穿格撒克式紧身外衣，浑身湿透了，看上去他是货船的主人或代理人，他鼓励大家说：
“干的好！小伙子们！——我奖你们一桶酒！我的小土匪们！——两桶也行！加油干吧！”
夜色中，从四周传来沙哑的叫声：
“来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好好干吧！”
劳动场面更加壮观了。
我跑去抱米袋，搬、抛、抱，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感觉我们不是在劳动，而是在狂欢，似乎这些人可以永远这样不知疲倦。
欢欢喜喜地干下去，那劲头儿真像随时都能够抓起城里的钟楼或尖塔，整个喀山城也被握在手中，想搬哪儿就搬哪儿。
这天晚上，我体会到未曾有过的痛快，真想就这样一辈子疯疯癫癫、酣畅淋漓地劳动。
波涛汹涌澎湃，甲板上大雨点儿哗哗落着，狂风还在呼啸，黎明的薄雾中，落汤鸡一样的搬运工们，不停地跑动着，笑着、叫着，展示自己的力气和劳动成果。这时一阵风吹开了浓厚的乌云，太阳粉红色的脸从蓝天的一角露了出来，这群快乐的疯子颤动着被雨水弄湿的胡须，一齐向着太阳大叫。我真想跑上去拥抱这群两条腿的动物，亲吻他们，他们干活时那么机灵敏捷，真让我赞叹不已！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内心迸发出来的快乐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它可以实现神话故事里一夜之间布满华丽的宫殿和城市的幻想。
阳光吝啬地只照了一小会儿劳动的人群，就被浓厚的乌云遮住了，就像一
个小孩掉进了大海，彻底被乌云吞没了。雨瓢泼似的下着。
“歇工吧！”不知谁喊了一声，马上招来了许多愤怒的声音：
“谁敢歇！”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在搬运货物的时候，这群半赤裸的人们冒着狂风暴雨，不知疲倦拼命地劳动。我被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震撼了。
等大家返回到小火轮上时，一个个就东倒西歪像醉鬼一样睡着了。小火轮一到码头，他们仿佛一道灰色泥流挤上了岸，飞奔小酒馆喝那三桶伏特加去了。
在小酒馆我见到了菲舍奇。他向我走来问道：
“他们叫您做什么了？”
我按捺不住兴奋地告诉他这次劳动的情况，谁知他听完露出一脸的鄙夷说：
“傻瓜！傻瓜都没你傻，你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一条在水中游泳的鱼一样摇晃着身体，从一排排的酒桌间溜出去了。此时，搬运工们则坐在酒桌旁放势畅饮起来。角落里一个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小曲：
嗳唷，半夜三更时分
老爷的太太呀
上后花园寻欢作乐，嗳唷
这时有十几个人的声音混到其中，发出乱糟糟的吼叫声，同时他们用手在桌沿上打着节拍。
打更人巡视到此
看见呀，太太仰在地上……
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鼎沸，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家在一起瞎扯卑鄙的下流话。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杂货铺老板安得列·捷列可夫。他的小铺在一条偏僻窄小街道的尽头、周围道路被垃圾完全占领。
他是一个患麻痹病的独臂人，面容和善，银灰色胡须，眼睛里透出精明。
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珍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
安得列的小杂货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靠近一个放高利贷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光线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开的窗子射入昏暗的光线。厨房和大房间相连，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
没错！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例如拉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沙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阴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翻破了，书页也卷了。
我第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列可夫正在接待客人，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暗示。
我进去一看：昏暗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萨洛夫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一样的小老头，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怎么舒服，也不协调。
听人们说捷列可夫是民粹派，我感觉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再信上帝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祷告的小老头放在房间里。
他祷告完，很严肃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胡子，非常郑重地看着我说：
“我是安得列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原来是你，我还以为是乔装打扮了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一定要化妆吗？”我问他。
“没错！”小老头轻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发呆，突然听到一声喊：
“噢，原来他是这样儿啊！”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金黄色短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美丽的蓝眼睛在微笑，她仿佛是街上廉价石印画上的小天使。
“您有那么吃惊吗？我的样子真得很恐怖吗？”她轻声地说，声音在细微颤抖。
她很谨慎地慢慢靠近我，走路时用手紧紧扶着墙壁，似乎脚下的地板不够牢固，好像摇摆不定的绳子一样。她全身不停地颤抖，好像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肉嘟嘟的手，看她走路不太稳的样子更不像凡间的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声不吭站在她面前，感到前所未有的狼狈和悲凉，这间昏暗房子里一切都显得怪怪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颤抖，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一样。她十分坦诚地告诉我，她最近几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了。
“我得的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当时我很希望还有别的原因解释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奇怪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简单得难以置信。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很谨慎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十分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不停地来回摇晃着。
“我听好多人提起你，一直很好奇你长什么模样。”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柔弱。
这个女孩儿大方地上下打量着我，让我非常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好像可以看穿一切。面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去说，所以只好一言不发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画像。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透出粗野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嘶哑的声音大叫：
“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琳娅！”
“他是我弟弟，阿拉柯赛！”女孩儿和我说，“我一开始是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为什么一言不发？您是不是不好意思？”
捷列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蓬蓬的，他问我要找什么事儿干。
不多久，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匀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双略带碧色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
“玛琳娅！你坐了有段时间了。”
玛琳娅！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熟的名字，真不协调，听起来都怪怪的。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好难受。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明白：他们怎样生活？我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无比苍白，他坐在屋角面带笑容向四周张望，嘴唇微微张合，像是祈求：
“谁也不要来打扰我！”
他整天像只兔子一样忧心忡忡，总是害怕有什么横祸飞来。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很彻底。
残疾了的安得列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件硬得结成块
了。他的样子如同一个刚刚做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惭愧地微笑着，在房间里横着膀子踱来踱去。
他弟弟阿拉柯赛在小杂货铺给他打下手，是个又懒又馋又愚蠢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范学校上学，平常住校，只有遇着节假日才回家。
伊凡个头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经常光光亮亮的，那样子倒像个衙门里的旧官吏。得病的妹妹玛琳娅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如果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像被什么困绑住一样难受。
捷列可夫的家务事由和清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打点，她又高又瘦，脸谱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漠眼睛。
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地翕动。
要说捷列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都把这儿作为聚会的地方。
这群人无论何时都为国家为人民担心，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等，他们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列可夫家的小杂货铺，愤慨激昂地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辩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一般情况下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接着手指头指到某一页上互不相让，各自说着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
我是不清楚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认为真理已经被他们连篇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
我甚至觉得有几个大学生，跟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死肯圣经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
当然，我很明白大学生们的初衷，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就算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况，我也理解，我也有类似的想法。
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听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我的心中不禁兴奋，就像是即将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如同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料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寻常的木工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面时总这样推销我，还带着一股明显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居然捡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由自主地向别人夸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抛弃的孤儿倒是不争的事实。事实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憋气。
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一本题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意思，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向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扯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添乱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讥讽地对我说。
他鲁莽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依然把书弄到手了。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些是从捷列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样的书，我很爱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我认吗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善于创造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劳。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惑，他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立刻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啰啰嗦嗦足足有一个小时。
“你必须得先信仰一种真理，才能够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路都捧着书读的大学生，他经常由于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到一块。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
“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
这位文弱书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羸弱了。
读书是他的惟一爱好，除此之外毫无兴趣。当他觉得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协调统一时，那双温和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兴奋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习了。
他一生都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握住我的手，他在咯血，嗓子里还呼噜呼噜地说：
“矛盾不统一，就活不下去了！”
再后来，他死在去上学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牺牲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一股敬意就从心中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估计有二十个人，他们之中也还包括神学院学生，有一个叫做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
还有一个大个子偶尔也来，他很特别，宽阔的胸膛，厚密的络腮胡，鞑靼式
光头，身着一件格撒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
他总是沉默寡言，独自坐在角落里，叼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盯着大家看。看的出来，他很注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什么原因，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胆怯。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大房间里，只有他缄默不语，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率直大胆地说着自己的见解，他们争论得越热烈，我越开心，我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胡子心里在琢磨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果尔”，这里除了安得列再没人清楚他真名是什么。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十年，刚刚回来不久。
了解他的欲望更加强烈了，但这还不能让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交流。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左右着，我渴望探求一切未知的问题，正是这个坏习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钻研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纳闷自己的观点怎么和他们的截然不同呢？
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起源地。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希甫、葛利高里。
我说的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尚，并且愿意把人民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然而我认为真正的美德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爱、自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爱精神是我过去所没有见到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传递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朴素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发。
我认为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炽热的爱，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价值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别人着想了。
听安得列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资助这些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如同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做弥撒一样，在这些人群中来回转悠，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明机智而高兴。他时常忘我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
“您听！多么好啊！”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他的声音跟鹦鹉叫一般。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背道而驰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列可夫就不满地把眼睛
往下一垂，嘀咕道：
“瞎捣乱！”
安得列和我一样看好这些大学生，然而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使唤奴仆或酒店的小二一样没有礼貌，他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客人们慢慢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睡在地上。
夜里在神像前那盏光亮的灯下，我们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愉快告诉我：
“以后能培养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类拔萃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世界会大变样的！”
安得列长我十来岁，看的出来他对红发姑娘娜斯佳有意思，在人前他故意对她满不在乎，甚至和她说话冷言冷语，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着她的身影。当只剩下他俩在一起时，他就乖乖听话，惟命是从，露出恳求谅解的笑容，一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琳娅老是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其仔细，神情严肃，脸绷得紧紧的，大眼睛瞪着，辨论到高潮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仿佛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经常有一个红发医学大学生在她身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悄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挺有趣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得找一个固定“职业”了。我沉迷于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干的活儿越来越少，差不多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差事——到瓦西利·塞米诺夫面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辛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绘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我就和过去每天都见面聊天的人失去联系了，似乎我和他们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没人来看我，我也由于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空闲到安得列那儿去。遇到假日我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人们闹着玩。
起初，有些同伴就把我当作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儿一样，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谁知道我竟给他们瞎扯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竟然引起他们对某种不很明确，但轻松、美好生活的憧憬。
很多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也为自个儿开心，自豪地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育人民呢。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无能为力，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愚笨，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清楚。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似乎被遗弃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如同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整天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慰藉。
每月月底领工资时，他们必去逛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胡思乱想了。等嫖宿回来，他们要过很久才会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不知羞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地蹂躏妓女。谈到妓女，他们一脸的轻视，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何，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很是伤心难过。我好像看到烟花柳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陋姿态，尽管可耻但还可以理解，然而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实在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对于性我有些害怕又感到好奇，所以就这种事比较敏感，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不开心：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不止一次地嘲笑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了，他们直接就说：
“老弟！你就别去了！”
“干嘛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不自在！”
我记住了这句话，认为肯定话中有话，可我也搞不清楚。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
只有阿尔及姆带着冷笑直言地说：
“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开始妓女们还笑话我放不开手脚，后来就生气了：
“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
那个美丽丰满的四十岁的波兰“姑娘”捷罗莎·布鲁塔，是这里的“妈妈”，她用家狗一样温柔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说：
“我说姑娘们，别逗他了！他一定是有情人了，是不是？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肯定给情人迷住了，我保证！”
她是个酒鬼，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她稳重、冷静、体贴人的性格让我敬佩。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了，”她说，“他们真会折腾人。先让姑娘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裸的姑娘手脚向下放在四个瓷盘上，接着对着姑娘的屁股用力一推，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一段距离。一个完了，再推下一个，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呀？”
“瞎扯！”我说。
“哟，我干嘛骗你呀！”她叫道，依然心平气和地说，但平和之中透着一种想使我信服的信念。
“这是你们自己胡编乱造的！”
“一个姑娘怎么可能编这种事呢？我岂不是疯了？”她眼睛吃惊地瞪起来了。
大家仔细听着我们的争论，捷罗莎继续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讲述着嫖客们的古怪行为，她很不明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场的人们都反感地往地上吐唾沫，他们骂着粗话。我以为捷罗莎是故意诋毁我喜爱的大学生，就对他们解释大学生是热爱人民，希望人民生活幸福的。
“你说的是伏斯克罗森卡亚街上那所学校的学生，我说的是从城外阿尔斯克波尔神学院来的大学生！他们是从教会里出来的，都是孤儿。孤儿们长大了肯定是小偷、流氓、坏蛋！他们无情无义！”
对于“妈妈”所讲述的故事和妓女们对大学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说的抱怨话，我的同伴们的反应不仅仅是反感和气愤，还显得很自豪，他们发现：
“这么说，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我们呢！”
从他们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难过极了。我望着他们，感觉这些人就像城市的灰尘，本应到垃圾堆里去的，现在却到了这间暗淡的小房间里，在这里乱七八糟地胡乱搅和，又带着满肚子的怨恨到处散播到喀山的各个角落。
因为情欲和生活的苦闷使他们从四面八方躲到这个乌烟瘴气的洞穴里，十分荒唐地唱着动人的情歌，谈论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轶闻趣事，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讥讽、嘲笑、敌视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甚至认为这“烟花柳巷”就是一所大学，不同的是我的同伴们从这所大学里学到的都是丑陋的知识。
可怜的卖唱的姑娘们，在粘满灰尘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一个个像霜打了一样，拖着脚走路。在手风琴的哀音和一架破钢琴无可奈何的颤音里，摇摆着纤柔的腰肢。
望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的忧思，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不尽人意，“我要赶紧离开这儿！”我的心情糟糕透了。
在面包坊里，一旦我说有人毫不为己地为他人寻求自由与快乐时，就会有人说：
“但姑娘们并不这么认为！”
接着他们开始对我进行猛烈抨击。我当时很自信，我觉得自己像一条不听话的小狗，但比大狗还要聪明和勇敢，因此我对他们不留任何情面，甚至大发雷霆。
我意识到思考生活和实际生活同样不是易事。我有时会对同伴们的麻木忍受感到气愤，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忍受酒鬼老板的污辱，他们的驯服和永远都逆来顺受的忍耐精神激起了我对他们的不满。
在我正处于精神饱受折磨的时期，就在这时，命运发生了转机，我又接触到一种新的思想，尽管它是和我格格不入的，但它依旧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
一个风雪之夜，大风呼啸，像是要把天空扯碎一样，大地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好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太阳自此一落不起了。
那会儿正是忏悔节之夜，我从捷列可夫那儿出来返回面包坊，我眯着眼，顶着风雪前行，突然我的脚下被什么一绊，正跌倒在一个横躺在路上的人身上，我们彼此辱骂着，我骂俄国话，他骂法文：
“呀！魔鬼……”
很好奇，我将他搀扶起来，他个子矮小，比较瘦弱。他立刻推开我，吼道：
“我的帽子！他妈的！把帽子给我！我快冻死了！”
我帮他找到帽子，抖了抖雪给他戴在头上，而他的头发因愤怒而倒竖起来，可他把帽子摘下来摇晃着，用俄法两国话骂我：
“滚！滚！”
接着突然向前狂奔，消失在雪夜中了。走着走着，我鬼使神差地一回头，看见他站在电线杆子旁，双手抱着没有路灯的电线杆子。并不停地叫喊道：
“琳娜！我快死了！……唉，我的琳娜……”
看样子，他喝醉了，如果我就这样走了，他会冻死街头的，于是我走过去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儿是哪条街呀？”他带着哭腔说，“我也不清楚往哪儿走！”
我拽住他的腰，一边拖着他向前走，一边不断地打听他的住址。
“在布莱克街……那儿有好几个浴池……就是家了……”他用冻得颤抖的声音说。
他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弄得我走路很费力，我听到他的上下牙齿在打架。
“如果你知道，”他一边推挤着我，一边嘀咕道。
“什么？”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吐字清晰甚至带点得意的口气说：
“如果你知道，我要带你去什么地儿……”
他把手指头含在嘴里，身子左右摇摆不止。我伏下身，背着他走，他把下巴抵在我的脑袋上不停地抱怨：
“如果你知道……我快冻死了！哎呀，我的上帝呀……”
在布莱克街上找了半天才算搞清楚他住哪儿。我们终于爬到一个小房门前，它差不多被院内的积雪淹没了。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到了房门口，轻轻地敲一下门，他对我低声呵斥道：
“嘘！小点声……”
一个身着拖地红衣的女人开了门，手中持着烛台，让我们进屋后，她静静地走到一旁去，也不知从哪儿找出一副长柄眼镜，开始对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一番。
我向她解释，这个人的双手已经冻僵了，应给他脱掉衣裳，上床睡觉。
“是吗？”她说话像小女孩声音那般清脆。
“得把他的手放在凉水里……”
她似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只是用眼镜向屋角的画架指了指，那儿有一幅风景画，上面画着树木，还有一条小河。
我茫然地看了看那女人面无表情的脸，她竟然转身走向桌子旁坐下，桌子上点着一盏粉红色灯罩的台灯，她若无其事地把玩着一张“红桃J”纸牌。
“您家有伏特加吗？”我高声问道。她依旧无动于衷，继续玩儿她的纸牌。我费尽体力背回来的男人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冻得通红的双手垂在身旁。
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促使我，把他抱到躺椅上，给他脱掉衣服。躺椅后面的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其中好像有一个系白丝绸的花圈，在白丝绸上赫然写着：
“献给举世无双的吉尔塔”
“该死的，你轻点！”我给他搓手时，他疼痛地吼着。
那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手中还在玩弄纸牌，似乎心事重重。她有一只像鸟嘴一样尖的鼻子和一双大眼睛。她终于举起少女般的双手，抚摸自己如假发般蓬松浓密的灰头发，发出少女般的声音：
“乔治！你找到米莎了吗？”
这个被称作乔治的男人推开我，马上坐起来答道：
“他不是去基辅了吗？……”
“是的，他去基辅了。”她又重复了一遍，眼睛始终盯着纸牌。我感觉她说话直截了当得近乎冷漠无情。
“他快要回来了……”
“真的吗？”
“当然，没错！”
“真的吗？”她又反问道。
几乎赤裸的乔治跳下躺椅，跪在女人脚前说了几句法语。
“我不介意这个。”她用俄语答道。
“您知道吗？我在这狂风和冰天雪地中迷了路，我几乎冻死。”乔治局促不安地对女人说，一边还轻轻地揉着女人的手。乔治看上去大约四十来岁，黑胡须红色嘴唇的脸上一副恭敬的表情，他用手使劲地抓着马鬃一样的灰发，此时他吐字已经很清楚了。
“明天我们去基辅。”那女人像是问话，又像是下决心似地宣布。
“好吧，那就明天去！但是现在该休息了，你赶紧上床睡觉吧，夜已经很深了……”
“今晚米莎不回来吗？”
“不会的！这么大的风雪……走……我们去睡吧……”
他手持灯盏扶着女人进了书橱后的小门，留下我一个人在外屋呆了很久，内心平静地听着乔治嘶哑的低语。
暴风雪像是长了毛爪子，不停地抓着窗玻璃，地板上化了的雪水羞涩地反射出烛焰的光辉。
房间里摆满了家具，暖融融的，让人心里觉得很惬意。
乔治终于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手中的台灯罩撞击着灯泡。
“她睡了。”
他把灯放回原处，站在屋子中央低头沉思着，眼睛也不瞧我，说道：
“说什么才好呢？今晚要是没你，我早就冻死了……谢谢你！你是做什么的？”
他把头一侧，倾听着里屋里细微的动静，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她是您妻子？”我小声问道。
“是妻子，是我生命中的一切！”他望着地板，声音虽很小但非常清晰，并开始用手狠抓头发。
“对了，你想来杯茶吗？”
他慢慢地走向门口，又忽然停住了脚步，他想起来女佣人由于鱼中毒住院了。
我说我自己来烧茶炊，他表示同意。他一定是忘了自己差不多赤裸着身子，只顾光着脚啪嗒啪嗒在地板上走，他把我带到一间极小的厨房里，背对着炉火说道：
“要不是你，我估计自己早死了！太感谢你了！”
猛地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害怕地瞪大双眼。
“如果我死了，她怎么办？上帝啊！……”
他看着漆黑的卧室门口，赶紧压低声音说：
“她生病了，她有个儿子是音乐家，后来在莫斯科自杀了，她还在盼望着他回来，已经两年了……”
我们一起喝茶时，他毫无逻辑地讲了许多我不太清楚的话。他告诉我这个女人以前是地主，他是历史老师，给女人的儿子当家教，后来和这女人在一起了。女人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德国人，是个男爵），到歌剧院谋生。尽管她的丈夫用尽各种办法挽回她，但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始终过着愉快的同居生活。
“他眯着眼一直瞅着厨房里的某个角落的什么东西和火炉旁破破烂烂的地板。他端起杯喝了一口热茶，烫得他眉头一皱，直眨眼睛。”
“你是做什么的？”他问我，“噢，烤面包的工人。怎么看起来不大像？”“为什么？”
他明显有点不知所措，像只入网的小鸟一样惶恐地望着我。
我大概地讲述了我的过去。
“噢！是这样！”他轻声叫着，“是这样！……”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显得很是兴奋，他问我：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一定读过吧！”
他的脸变得扭曲，嗓子里发出的刺耳的尖哑声气愤地说道：
“多么动人的故事！我像你这么大时也做过梦，我会不会变成一只白天鹅呢？你看看我吧……我应该去神学院，却上了大学。”
“我父亲是神父，所以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学习人类的悲剧史——进化论。是啊，我也发表了文章。可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猛然跳起，又坐到椅子上，仔细地听听房间里的动静，自欺欺人：
“进化，多么好听的字眼！这是人们发明出来专门欺骗自己的！人类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价值，是不合情理的。假使没有奴隶制，就不会有所谓的进化。没有少数统治者，社会就不会进步。”
“我们越是想改善生活状态，减轻劳动强度，就越会使生活艰难无比，劳动也更加繁重。造工厂、机器，然后再造机器，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呢？工人越来越多，生产粮食的农民越来越少，而我们需要的就是通过劳动向自然界获取粮食，我们应该做的也只有这些。”
“希望越小，幸福越大；希望越多，自由越少。”
他当时也许是无遮拦，但他确实是这样说的，他的思想是多么匪夷所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奇怪的谈论。他又发神经了，亢奋地尖叫一声，又马上安静下来望一下卧室的门，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愤愤地小声念叨着：
“人是非常容易满足的，我们想要的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而已……”
他用一种奇怪的语调，和我从未听说过的语言及诗句说起了女人，他的神态就像小偷菲舍奇。
看得出来他对爱情很是信仰，从他的嘴里一连吐出一串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贝尔雅德、菲亚米塔、劳拉、妮侬……他向我讲述了诗人甚至国王和上述美女们的爱情故事，吟诵了几段法国抒情诗，吟诵过程中还不忘记用他纤美、赤裸的手臂打着拍子。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听完他的话，我突然记起这段激昂的话在一本革命小册子《饥饿王》的标题下出现过，因而我更加觉得他的话意味深长。
“人类追求的是忘记和享乐，而不是知识！”
我被他的观点震撼了。
早上六点过几分，我从乔治家出来。一边跋涉在风雪晨雾之中，一边回忆起昨晚的巧遇。乔治的思想震撼了我，他的话如同骨鲠在喉，让我感到窒息般得难受。我不想回面包坊，也不想见任何人，就任凭自己徘徊在鞑靼区的街道上，直到逛到天放睛，满天的风雪中依稀可见人们身影的时候。
从此我再没见过乔治，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只一次地听其他人说出同样的观点，他们中各种身份均有：大字不识的游方僧、四海为家的流浪儿、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及像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教堂教职人员、造炸药的科学家，主张新生力论的生物学家等等，然而，当我再次听到类似的观点时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觉得无法理解了。
就在两年前，也就是在我第一次听说乔治观点后的三十多年后，我从一个熟悉的老工人嘴里听到了几乎是同样的想法，甚至表达的语言都是如此类似。
那是我和老工人的偶尔的一次交流，他自嘲为政治老油条，并以俄国人特有的坦诚对我说：
“亲爱的阿拉柯赛·马卡西姆维契，我可以告诉你我想要什么，研究院、飞机、科学这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需要的是一间僻静的房子和一个女人，我可以开心时就亲吻她，她的心灵和肉体都属于我，这就足够了！”
“您和我们不同，您喜欢用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您看诗理论和思想胜过一切，我甚至觉得您是否像犹太人一样：活着就是为了礼拜六？”
“犹太人不是这样的……”
“上帝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个怪异的民族！”他一边说一边把烟蒂丢下河，直至目送它落进水里。
在这个明月皎洁的秋夜，我们坐在涅瓦河畔的花岗岩石凳上，专心地思考着怎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结果是一无所获，再加上一整个白天的紧张工作，现在已是身心疲惫了。
“我们人在一起，心却不同，您和我们不是一路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一边考虑一边继续说，“知识分子们都不安分守己的，他们就爱组织党团瞎闹腾，像耶酥一样，为了使大家都上得了天堂，他就开始捣乱。这些知识分子也都是打着乌托邦的旗号乱折腾的。只要有一个疯狂的幻想家闹腾起来，那群流氓无赖等乌合之众就一哄而起站到一块儿。”
“这些人对政府有意见，因为他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他们的位置。”
“至于工人暴动是为了革命，他们要争取生产工具和生产产品的合理分配权。假使他们夺取了政权，您认为他们会建立新国家吗？不可能！到那会儿，人们都各奔东西，各顾各的，找个安全地方呆着……”
“您说机器？机器有什么好的，它只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把我们的手脚束缚得越来越紧。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机器，我们要的是降底劳动强度，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但工厂和科学不会让人停歇。”
“我们的要求再简单不过了，假使我只需要一间小房，又何必劳命伤财建一座城市呢？大家蜂拥到城市里，拥挤不堪，还有自来水、下水道、电气等麻烦事。”
“您想想看，假使没有它们，生活将是多么轻松！嗯！我们这儿很多事情都很没必要，都是知识分子们折腾出来的。因此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害群之马。”
听完这席话，我的心里很难过。我敢肯定，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敢像俄国人这样全盘否定生存意义了。
老工人付之一笑接着说：“俄国人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但是请您不要因此不开心，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千千万万的人们都是如此想的，只不过他们不善表达……生活只有简简单单，才最舒服安心……”
我很了解这个人的思想发展史，他既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谈完话后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莫非千百万的俄国人民千辛万苦地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减轻劳动，追求安乐吗？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享受，这话听上去和各种空想主义及乌托邦传说一样美好，充满了诱惑力。
我想起了易卜生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派吗？噢，不！我还是原来的我，没有一丝改变我不愿一个个棋子被摆弄我要把棋盘掀翻曾经有过一次彻底的革命它是世上最明智的革命就是世纪初那场洪水大洪水真该把一切冲毁可是，魔鬼又一次上当受骗诺亚再一次变成了大独裁！噢！如果革命是真实的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您快去掀起冲毁一切的洪水我心甘情愿在方舟下按水雷
捷列可夫的小杂货铺有些不太景气，收入太少，然而需要资助的人太多。
“得想点办法了。”安得列忧虑地捋着胡须说，他自责地笑笑，又长叹一口气。
捷列可夫太折腾自己了，他如同把自己判了无期徒刑，永远地给人们做苦工，虽然他很乐意这样做，也无法避免痛苦的侵袭。
我曾经多次换着说法地问他：
“您到底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并没理解我问话的意图，每次都是匆忙回答“为什么？”他使用毫无生气的干巴巴难懂的生涩词藻，诉说着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必须让他们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等原因。
“你是说人们在渴望和追求知识吗？”
“当然是了！难道你不是也这样想吗？”
是的，这也是我的希望，可乔治的话此刻又在我耳边响起：
“人类追求的是忘记和享乐，而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对于十七岁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利的，年轻人听了这话会伤心难受，也有害无益。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人们为了逃避现实的苦难，很乐意听奇闻轶事。而且故事越惊奇古怪，大家就越爱听，他们认为那些充满奇异情节的书才是最好的。我如同在雾中行走一样，真有点不知所措了。
捷列可夫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开一个小面包坊，初步计算一卢布可以产出三十五戈比的利息。我被托付重任——担任面包师助手，并以“亲信”的身份，监视面包坊里可能发生的偷盗事件：偷面粉、鸡蛋、牛油和面包。
我呢，也从肮脏的大地下室搬到了这个虽小但整洁的地下室了，还负责店里的清洁，耳根儿顿时清静了许多，原来四十个人的大作坊，现在却只剩下一人。
他两鬓斑白，肤色蜡黄，长着一撮小胡子，有一双阴沉而忧郁的眼睛，嘴巴小的像鱼的一样，嘴唇长得很是特别，丰厚的唇总是嘟着，好像要和人接吻一样。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轻视的神情。
他并不异于常人，自然也偷东西，就在头一天晚上，他就急不可待地大显身手了，他悄悄把十个鸡蛋、三斤面、一大块牛油放到了一边。
“这些是用来干什么的？”
“留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冷静地回答我，然后耸了一下鼻子又添了一句，“一个很不错的姑娘！”
我试图向他暗示，偷人家东西是在犯罪。但看来我的努力是白费了，可能是我口太拙，或许是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又如何能把别人说服呢？
面包师躺在装面的柜子上，透过窗子望着天上的星星，莫名其妙地咕哝着：
“他还想训斥我！第一次见面就教训人！我都有他三倍大了，简直是太荒唐了！……”
他收回眼睛望着我说：
“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过去在哪儿干？是塞米诺夫家吗？要不就是闹暴动那家？对不对？要么，看来我们就是梦中见过了……”
几天后我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喜好：睡觉，且相当能睡，不分场所不分姿势，甚至站着烧面包时也能睡着。他睡着时的表情很是可笑，眉毛微挑，一副讥讽人的丑态，他喜欢讲发财和梦的故事。他自信地说：
“我算看透了这个世界，它如同一张巨大的馅饼，里面装满了财宝，一罐罐的钱，一箱箱的值钱东西。我还梦到我曾去过的地方，有一次梦见了浴池，浴池的墙角下面埋着一箱金银器皿。醒过来之后，我信以为真连夜去挖，挖了一尺半，挖出了煤渣和狗骨头！你瞧瞧，我竟然挖出了这些破玩意儿！……这时哗啦一声响，窗玻璃撞碎了，接着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来人啊，抓贼呀！’还好我逃得快，不然非得挨一顿暴打。简直是丢死人了！”
“简直是丢死人了”，差不多成了伊凡·柯茨米奇·邦坦尼的口头禅，他说这话时面无表情，只是轻轻地眨巴眨巴眼，耸耸鼻子，就了事。
他的梦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因此和现实生活一样的枯燥乏味单调。我真搞不懂他怎么会那么津津乐道于讲梦，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他却视若无睹，莫不关心。
一件轰动性新闻：茶商之女因不满婚姻，出嫁当天即开枪自尽。几千名青年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坟前发表演说，还为此出动了警察驱散了他们。这时我们面包坊隔壁的房间里，大家正为这个悲剧事件纷纷议论个不停呢。小铺后面的大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他们愤怒的叫喊声和狂热的辩论声，我们在地下室都能听到。
“我看这个姑娘是小时候缺乏教养！”邦坦尼发表了他的看法，继续又说起了他心爱的梦：
“我好像是在池子里捉鲫鱼，突然一个警察大喊：‘站住！你好大的胆子！’我走投无路，一着急就往水里扎，然后吓醒了……”
邦坦尼一般很少关心周围的现实生活，就算这样，没过多久他还是感觉到了小杂货铺的不一般。小店里的服务员是两个爱读书但很外行的姑娘，一个是老板的妹妹，一个是老板妹妹的好朋友，高高的个子，粉红色的脸颊，有一双温柔美丽的眼睛。大学生们常光顾这家店铺，他们每到小铺后面的大房子里就毫无休止地争辩，或高谈阔论，或窃窃私语，一坐就是小半天。真正的店老板不怎么管事，而我却张罗一切仿佛店老板一样。
“你是老板的亲戚吧？”邦坦尼问我，“或者就是想招你为妹夫，对不对？”太可笑了！那帮大学生干吗老来这儿闹腾？看姑娘？……嗯，也许可能……但那两个姑娘不够漂亮，不值得……在我看来，这群大学生吃面包的积极性超过了看姑娘……
几乎每天早上五六点钟时，就会有—个短腿姑娘准时出现在面包坊窗外的街上，她的身体构造很特别，像是由一个个小球体构成的大球体，就跟一袋子面瓜一样。她赤脚走到地下室的窗子时，就边打哈欠边喊：
“沃希涅亚！”
她长着一头黄黄的卷发，如同一串串小圆环挂在圆鼓鼓、红通通的脸上和扁扁的前额上，撩着她睡意朦胧的双眼。她懒懒地用那双婴儿般的小手撩开眼
前的头发。那样子好滑稽！面对这样一个姑娘你能如何？我叫醒邦坦尼，他睁开眼说：
“来了？”
“你这不瞧见了吗？”
“睡得好吗？”
“当然好了！”
“梦见什么了？”
“不记得了……”
此刻，整个城市都在静谧之中。只有远远的地方传来清道夫挥动扫把的声音，一觉醒来的小麻雀欢喜地叫着，地下室的窗子也在享受阳光的亲吻，我喜欢沉醉在这样寂静的清晨。面包师贪婪地从窗子伸出毛茸茸的手去抚摸姑娘的光脚丫，姑娘满不在乎地任凭他抚弄，两只温柔顺从的眼睛面无表情地眨巴着。
“彼申克夫！面包熟了，赶紧取出来！”
我抽出铁蓖子，面包师从上面抓了十多个小甜饼、面包圈和白面包扔进姑娘的裙子里。她把热甜饼从左手倒到右手，又送到嘴边，张开嘴用黄黄的细碎牙齿啃了起来，甜饼很烫她边吃边哼哼。
邦坦尼忙不迭地望着他的姑娘：
“快把裙襟放下来，你这不害臊的丫头！”
圆姑娘走后，他又夸奖起她了：
“看到了吧？一头卷发的她就像一只绵羊。老弟，我还是个处男呢，我从来不和娘儿们鬼混，只和小姑娘交朋友。这已经是我的第十三个姑娘了，她是涅金弗利奇的干女儿。”
听了他得意的自我满足的话，我心里瞎想：
“难道我也会这样活着吗？”
我很快从炉子里取出烤好的白面包，挑出十块，也有可能是十二块，放到一个长托盘里，送到捷列可夫的杂货铺去。赶回来又紧接着把白面包和奶油面包装两普特，提着篮子到神学院给大学生们送早点。我站在神学院饭厅口，发放面包给大学生，“记账”或收“现金”。神学院里有个叫古色夫的教授，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我还能够听到他们有关托翁的争论。我偶尔还从事一些“地下”工作，面包下面放几本小册子，悄悄地送到大学生手中，他们也经常把书籍或纸条塞进篮子里。
每周我得远行一次，去疯人院，在那儿精神病学家别赫捷罗夫给大学生们上实例教学课。我还记得他讲一个躁狂病人，病人当时已站到了教室门口，他
稀奇古怪地身着白色病号服，个子很高，头上顶着尖筒帽，看见他那模样儿，我不由自主的出来了。他从我旁边经过时故意停留一会儿，然后对我瞪了一眼，可吓着我了，我使劲往后缩，好像他那黑眼睛放射的光芒射进了我的心脏一样。精神病学家捋着胡子讲课时，我始终用手捂着像是被火燎了一样的脸。
病人语调低沉，白色病号服里伸出他可怕的细长的手臂，手指也一样细长得可怕，那样子仿佛在索要什么。可能是我的幻觉，我觉得他的整个身体都在拉长延伸。他的那只黑手好像随时都可以掐住我的咽喉，特别那张干瘪的瘦脸上黑眼窝里的眼睛，放射出冷漠、凶狠的锐利光芒。
听课的二十几个学生望着这个头戴怪帽的疯子，有几个笑了，大多数学生好像若有所思。他们毫无生气的目光根本就没法和疯子炙烈的目光相比。疯子很可怕，他身上有种莫名其妙的傲气，他真狂妄！
大学生们一个个变成了哑吧，不会说话，教室里悄无声息，只有教授那清脆的声音在教室回响。教授每提一问，疯子就会低声呵斥，他的声音像是从地板下，或者没有窗子的白墙后面发出来的。疯子举手投足很优雅，像教堂里的大主教一样缓和、庄重和威严。
当天夜里，我就描写了有关疯子的诗，疯子的形象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搅得我寝食难安，在我的诗中，我称这位疯子为“帝王之首，上帝的贵宾”。
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看书。工作从晚上六点开始，持续到第二天中午，午后我还得补觉。因此就只能偷空看书了。当揉好一团面，另一团还没发酵好，面包也已经进炉时，我才能够拿起书读一小会儿。面包师见我几乎已经掌握要领了，他就更难得亲自做了。他还用温和而古怪的声音教导我：
“你挺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可以出徒当面包师了，简直太荒谬了。你这么年轻，没人听你的，也没人看重你……”
他非常反对我埋在书堆里。
“我看你还是别读书了，还不如睡它一觉！”他经常这样关心地对我说，但他从未问及我读些什么书。
他的最大癖好就是做各种奇怪的梦，梦想着地下埋藏的金银财宝，迷恋那个圆球一样的短腿姑娘。短腿姑娘经常和他夜里约会，她一来他就带她到堆面粉的门洞里，如果天太冷，他就耸耸鼻子对我说：
“你出去半小时吧！”
我一边向外走，一边想：“他们的恋爱方式和书本里描写的可是有天壤之别啊！……”
老板和妹妹住在面包坊后面的小房间，我时常给她烧茶炊，但尽量避免和她见面，由于一见到她，我就浑身不安，很不自在。她总是用孩子般的眼睛令人难堪地望着我，仿佛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我觉得她的眼神中含有一种对我的嘲讽。
我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以至于让我看上去显得很笨拙。面包师见我竟然能够挪动五普特重的面袋，就一脸遗憾地说：
“你劲儿大得顶三个人，但是讲到灵活，你就完了，看你长得又瘦又高，但却是一头又蠢又笨的牛……”
这时的我虽读了不少书，也爱读诗还开始写诗了，可我依然说“我自个儿”这句土话。我知道这话听上去很笨，像没读过书似的，可我总觉得用这个粗糙的词语才能够表达出我纷繁的思绪。偶尔，为了反击那些难以容忍的事情时，我就故意说话很粗鲁很野蛮。
一个曾教过我的数学系大学生说我：
“魔鬼才清楚你在说什么，这哪里是话，简直就是秤砣……”
其实，我自我感觉不太好，这可能是十五六岁青春期男女的通病，我总是认为自己又丑陋又可笑，就像卡尔美克人一样，颧骨高高的，说话自个儿也没有分寸。
让我们看看老板的妹妹玛琳娅吧，她仿佛像只小鸟，飞来飞去，轻盈、灵巧，可我觉得她的动作和她胖乎乎的体态有点儿不协调。从她的言行举止，能够看出来，她有点儿爱慕虚荣。每次我听到她欢快的语调，就想：她是不是想让我忘记我们初次见面时她的病态呢？可我不会忘，我对一切与众不同的事物都很留神，我渴望了解、认识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让人惊奇的事件。
偶尔她走近我问：
“您看什么书呢？”
我简单地予以答复，真想反问她：
“您问这做什么？”
有一天晚上，面包师和短腿姑娘约会，他用肉麻的语气跟我说：
“你出去会儿吧！喂！你去玛琳娅那儿吧，为什么傻乎乎地看着？你晓得吗？那些大学生……”
我让他闭嘴，不然我一秤砣下去砸烂他的脑袋。说完我就去了堆面粉的门洞。我从关得不太严实的门缝里听见邦坦尼嘀咕道：
“我犯不着跟他生气！他就知道念书，简直就是个疯子……。”
门洞里简直呆不下去，成群结队的老鼠在这里狂欢，面包坊里传来短腿姑娘陶醉的呻吟声。我只好躲到院子里，外面正静静地飘着毛毛细雨，我的心情很糟糕，院子里有一股焦烟味，或许是什么地方发生了火灾。
已是后半夜了，面包店对面的房子还有几间闪着谷黄的灯光，里面的人在哼歌：
圣徒圣瓦拉米啊
头上闪烁着金环
他们在天上相逢
忍不住笑开了花……
我幻想着玛琳娅像短腿姑娘躺在面包师膝盖上一样躺在我的膝盖上，可我又觉得非常荒谬，甚至有些可怕。
从黑夜到黎明
他欢歌畅饮
可是他呀，哎呀呀
还干了那种事……
在这个“哎呀呀”上，他们唱得非常用情和意味深长，我双手扶着膝盖探身望向一个窗口，透过窗纱映入眼帘的是一间正正方方的地下室。蓝色灯罩的小台灯照亮了灰色的墙壁，一个姑娘面对窗子写信。这时她抬起头，用红笔杆理一下垂下来的发际，她眯着眼睛，一脸的笑容，似乎在想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慢慢地折好那封信塞入信封，用舌尖舔着封口的胶边粘好信，就扔到了桌子上。接着伸出比我的小指都小的食指用力指了几下，又重新拿起信封，紧锁眉头，抽出信来又看了一遍，装进另一个信封，写好地址。为使封口快点干，她把信封举在空中来回摇晃着像一面白色旗帜。她拍着手转向床铺，等回来时已经脱了外罩，露出了面包一样丰腴的肩头，她端着台灯消失到角落了。当你观察某个人独处时的一切活动时，真觉得他（她）就是个神经病。我在院子里边走边想：这个姑娘自个儿生活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我说的这个姑娘是玛琳娅，每次那个红头发大学生来找她，我心中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他压低声音和她说话，她呢，好像很是害怕，缩着身子两只手躲到身后或放到桌下边。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大学生，甚至厌恶她。
短腿姑娘裹着头巾晃悠悠地走出来，她嘀咕着：
“你可以回去了！”
邦坦尼一面从橱子里往外掏面团，一面向我炫耀他的情人多么体贴人，多么让人兴奋不已，就是一百年也不厌倦。我自个儿想：
“长此以往，我该如何是好呀！”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随时随刻都可能从某一个角落里飞来一场灾祸到我头上。
面包店算得上生意兴隆，捷列可夫准备另找一间大点儿的作坊，还打算再雇一个助手，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我现在的活儿太多了，每天我都累得疲惫不堪。
“去了新作坊，你当大助手。”面包师对我许诺，“我跟他们说说，把你的工资提到十卢布。”
我当大助手对面包师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不爱干活，我愿意干，身体的疲惫可以让我暂时忘记心情的苦闷，控制我的情欲，然而却没法读书了。
“你把书送给老鼠啃吧！”邦坦尼说，“你是不是没做过梦？当然了，可能你不肯说！简直是丢死人了。说说梦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不着担惊受怕！……”
面包师和我说话很和气，似乎还有点敬意。大概他认为我是老板的心腹，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天天偷面包。
我外祖母去世了，她入葬后的第七个星期表兄来信，我才得知这一噩耗。在这封简短、没有标点的信中写道：在教堂门口乞讨时外祖母从门口摔了下来，断了一条腿，到第八天就死去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外祖母靠乞讨养活着表兄、表弟、表姐及她的孩子，然而在外祖母生病时，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请过医生。信中还说：外祖母葬在彼得列巴甫洛夫斯克坟地，除了他们送葬的还有一群乞丐，外祖父也参加了送葬，他把他们全部赶走，自己在坟前哭得死去活来。
我知道这件事时没哭，只是打了一个冷颤，夜里我坐在柴火堆上，心中烦闷不堪，想找个人讲讲我的外祖母，她是那么善良和慈祥，如同全世界的妈妈一样。这个向人倾诉的愿望在我心埋藏了很久，一直没有遇到，就这样它将永远埋藏心底了。
许多年之后，我又找回了这份心情，那是被读到的契诃夫的一个描写马车夫的短篇小说引发的。小说中讲到，马车夫是那么的孤寂，只有对着自己心爱的马诉说着儿子死时的悲凉情景。我的处境更加凄凉，我既没有马，也没有狗，只有身边一群活跃的老鼠，可我并不想向它们倾诉什么，面包作坊里的老鼠成
了我的亲密邻居。
我引起了老警察涅金弗利奇的注意，他像一只老鹰般盘旋在我的周围。涅金弗利奇身体健康、身材匀称，有一头银灰色短发和修整得很好的大胡子。他嘴里乱咂磨着，像看圣诞节待杀的鹅一样盯着我一个劲地瞧。
“听说你挺喜欢看书，是吗？”
“你爱读哪类书？比如说是《圣徒传》还是《圣经》？”他追问我道。
两本书我都读过，我的回答看起来很出乎他的意料，他很惊讶，看上去懵懵懂懂的。
“真的？当然，读这些书很好，是合法！我想你也读托翁的作品吧？”
我的确看过托尔斯泰的书，但不是警察们敏感的书。
“托翁的著作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没什么两样，然而，倒是听人说他曾写过几本叛逆不道的书，竟然敢反抗神父，哎，你倒可以看看这本书！”
他说的这本书我早拜读过了，非常得枯燥乏味，我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和警察多说。
和他在大街遇见并边走边聊有好几回了，他邀请我：“到我的小派出所来坐坐吧，喝杯茶！”
我心中很清楚他的用意，可我依然想去他那儿看看，我这个人对一切未见过的东西都很好奇。我和几个有远见的人商量，他们决定让我去，因为假如谢绝他的善意请求，等于不打自招，反而加深他对面包店的怀疑。
就这样，我成了涅金弗利奇的座上宾。在他的小房间里，俄式壁炉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有三分之一被一张挂花布帐的双人床占去了，床上放着几个有红色斜纹布枕套的枕头。余下空间里放着一个碗橱、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窗前还有一条长凳。老警察解开制服上的纽扣坐在长凳上，如此一来，整个窗子被他遮挡得密不透风。他太太坐我身边，她是个胸脯丰腴的二十几岁的小娘儿们，阴险、狡猾的灰蓝色眼睛嵌在粉红色脸颊上，她讲话时故意翘起两片鲜红的唇，用责怪的语气说话。
“听说，我的干女儿常往你们那儿跑，这个下贱的丫头。”
“世界上的女人全一个德行，就是贱！”
老警察的话明显激怒了他的太太，她故意问道：
“全都是？”
“没有一个不是！”涅金弗利奇坚决地答道，他胸前的奖章哗啦啦直响，如同马儿摇响身上的鞍辔一样。他喝口茶又兴致勃勃地说：
“从最下等的妓女……到最至高无上的女皇，所有的女人都是下贱的。示巴女王为向所罗门一吐衷肠不惜跨越两千里沙漠，就是叶卡捷琳娜女王，虽称为大帝，可她也不免落入俗套……”
他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女皇的风流艳事，他详细地讲述了一个宫廷烧茶炉的侍者因和女皇一夜风流而飞黄腾达之事，侍者现在已高居将军之职。他太太听得着迷，不时地舔舔嘴唇，还在桌下用腿碰我的腿。老警察人虽老了，口齿却很伶俐，且思维敏捷，爱用令人深思的语言。我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他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了：
“就拿那个大学生甫里特伊夫来说吧。”
他太太非常遗憾地叹息一声，站起来说：
“可惜他不怎么好看，可是人倒蛮好的！”
“你说谁好？”
“甫里特伊夫先生。”
“你叫他先生恐怕还为时过早吧。要叫也得等到他毕业呀，他现在不过是无数个普通大学生中的一员而已。对了，你说他哪点好？”
“他活泼，有朝气。”
“马戏团里的小丑也一样活泼……”
“那不同，小丑为挣钱！”
“闭嘴！你记住，老狗也曾经做过年轻的小狗……”
“小丑们如同猴子……”
“我已经说了让你闭嘴！你没听见吗？”
“听见了！”
“那不得了……”
说服了太太，老警察转过脸向我建议道：
“我说！你应该认识一下甫里特伊夫，他挺有意思。”
我怀疑他在试探我，我敢保证他见我们一起在街上走过，我没有办法，只好说：
“我认识他。”
“你们早认识了？噢……”
他似乎很失望，身子突然地颤动着，震得胸前的奖章又响了。我心里很担忧，因为我最清楚甫里特伊夫现在在忙什么：印传单。
他太太继续在桌子底下秘密活动：用她的腿碰我的。她故意逗她的老丈夫，老警察像孔雀开屏一样口若悬河地炫耀他的非凡口才。他太太弄得我简直没法专心听讲，不知不觉间，我觉得他讲话的语言更加深沉动人了：
“这仿佛一张看不见的网，你明白吗？皇上就是织网的大蜘蛛……”他狠狠地瞪着两只圆眼睛对我说。
“哎呀！你瞧你说些什么呀！”他太太大呼小叫道。
“你给我住嘴！蠢娘儿们！我这样说最形象生动，不是刻意丑化。你这个母马，去准备茶炊吧……”
老警察眉头紧锁，眯起眼，继续他生动的讲话：
“这是一张无形的网，网从沙皇的心里开始，通过各个环节：各部大臣、县长、各级官吏，直到我，甚至可以扩展到兵士头上。这一条一条的线，密密麻麻地包裹着，坚不可摧，正是它维持着沙皇的统治。然而仍有一些被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公然想捣毁这张网，还打着为人民的旗号！”
他隔着桌子探身靠近我，压低声音神情有些恐怖地说：
“你应该心里明白，我今天为何和你说这些话。你的面包师傅对你挺满意，他说你坦诚、聪明、光棍一条。然而你的面包店里总有一大群大学生聚一块，他们在捷列可夫的房间里彻夜长谈。假使是单独一个学生去，那可以理解，然而总有很多学生成群结队往那跑就不太正常了。我可不敢说大学生们哪点不是，他们今天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明天就或许当上检察官。大学生们是好人，就是老捅乱子出来，再加上沙皇的政敌私下里怂恿他们，你听懂了吗？我还有话跟你说……”
他的话看来是不得不停止了，因为一个红鼻子小老头把他家房门打开了。老头儿的卷发用小皮条束着，手中提着瓶伏特加，估计喝醉了。
“咱们杀盘棋吧？”他借着酒劲饶有兴趣地说，他看上去是个很滑稽的人。
“这是我岳父。”老警察沮丧地向我介绍说。
几分钟后，我辞别了。涅金弗利奇的妖艳太太送我出来关门时，捏了我一把，有点暧昧地说：
“您看那片云彩，像着火了一样！”
天空晴朗，那片金色云朵，慢慢消散了。
我不得不给老警察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也不想惹我的老师们生气，然而我还要说，警察对当下国情的分析更加透明彻底。一只大蜘蛛，通过无数条紧密纠缠和限制生活的没有尽头的线，编织成一张无形的网。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不计其数这样那样的网络了。
晚上关了店，我被叫到玛琳娅房间里，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她奉命来了解我和警察的谈话情况。
我如实地向她讲述了整个过程，她听完后吃惊地叫道：“天啊！我的上帝！”
然后她就像只老鼠一样，满地乱转，不怀好意，“面包师没向你打听过什么吗？原来他的情人是老警察的亲戚！得赶走他！”
我站起来靠着门框，她的话使我愤怒。她说“情人”这个词说得这样顺口，简直太不负责了，还有就是她为什么要把面包师赶走？
“以后您要多加注意！”她说话的方式和平时一样，我的感觉也没有改变，永远狼狈和尴尬。此时玛琳娅背着手站在我面前说：
“您怎么总是看起来闷闷不乐？”
“我外祖母刚刚去世了。”
她对这件事似乎有兴趣，于是她面带微笑说：
“您爱她？”
“当然。您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吧？”
“没有了。”
我离开了老板的妹妹。当晚我写了首诗，其中一句仍旧印象深刻：
您真是爱慕虚荣！
从那以后就尽量避免大学生到面包房来。找不到大学生，就没人帮我解答问题了，只能把有关问题记在笔记本上，赶到一起问。有一次，我写得太累了就枕在笔记本上睡着了。面包师偷窥了我的本儿，他叫醒了我：
“喂！你写的什么呀？加里波得为什么不驱逐皇上，加里波得是谁？他怎么有这个胆子敢驱逐皇上呢！”
他异常气愤地把笔记本扔到面粉橱上，钻进炉坑烘烤面包去了，并且还喋喋不休：
“你说你该不该驱逐皇帝陛下，简直是太荒唐了！最好打消这个念头，你这个书呆子！我记得五年前在萨拉托夫，你们这种书呆子被宪兵们捉了许多，如同老鼠一样，哎！你难道没有意识到涅金弗利奇早就盯上你了吗？你以为驱逐皇上像赶只鸽子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吗？”
他善意劝了我半天，因为店里有规定不让我和面包师谈被禁止的危险话题，所以我不能正面回答他。
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全城散播，读过的人们都在私底下议论纷纷。我让拉甫洛夫帮忙给我弄一本，可惜他没有找到。
“唉！我说老弟，别指望了，早就没了。但是，我倒是听说有个地方过两天要宣讲这本小册子，到时候我带你去听听……”
那是圣母升天之夜，拉甫洛夫和我前后相距约五十丈远，行走在阿尔斯克波尔昏暗的大地上。虽然旷野里荒无人烟，我依旧按拉甫洛夫说的去做，时刻提高警惕，一边走一边吹口哨，哼着小曲，仿佛一个醉了酒的工人。这时旷野上昏暗而宁静，黑色的云朵慢慢地飘动，掠过大地上空，金黄色的落月躲在云间，水洼地闪动着银灰色和铁蓝色的光，不时发出低吼的喀山城被我甩在身后了。
拉甫洛夫停在神学院后边果树园的栅栏边，我急忙赶上去，越过栅栏，穿过杂草丛生的果园。树枝上有露水，一碰就落下来打湿了衣服。我们来到一幢房子的墙脚小声扣击窗板，一个络腮胡把窗板打开，他身边一片漆黑和寂静。
“谁？”
“从雅可夫那儿来的。”
“进来吧。”
这个黑漆漆的屋子里，挤了很多人，能够听到衣服摩擦的声音，人们的轻咳和议论声，就跟地狱一样。有人划了一根火柴照照我的脸，一霎那有许多黑影投在地板上。
“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挂好窗帘，别把灯光漏出去。”
一个愤怒的声音响起来：
“谁这么自作主张，把我们带到这个多少年都不住人的房子里开会？”
“小点声！”
一盏灯在屋角亮起了，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一条木板架在两个箱子上，上面坐了五个人，如同乌鸦栖息在树枝上一样。小台灯放在一个倒置的箱子上，靠墙处坐了三个人，窗台上也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发，脸色苍白而瘦弱，除了他和那会儿打开窗板的络腮胡子，所有人我都认识。
络腮胡子压低声音说，他下面即将给大家读那本小册子，它是脱离民主党的普列汉诺夫撰写的文章，名叫《我们的分歧》。
地板上有人不满地叫道：“这我们早知道了！”
我喜欢这种神秘的场面，它让我很兴奋很刺激，最隐秘的诗歌就是最好的诗歌。我感觉自己似乎成了做祈祷的教徒，还联想到古罗马时代教徒们在地下室里秘密祈祷的场景。屋子里始终充满了人们的窃窃私语声，而且听得还很清楚。
“胡说八道！”屋子里不知是谁愤怒地吼了一句。
在黑暗的房间里，隐隐约约地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可能是件铜器，也许是罗
马时代骑士们戴的盔甲，我猜想应该是炉子通风门上的把手。
房间里混乱的嘈杂声和朗读声夹杂在一起，也搞不清人们在谈论什么，突然在一个讥讽的声音在我头上响起：
“咱们到底还听不听？”
这是那个长发、苍白的青年在说话。这句话效果不错，屋子里立即安静下来，只剩下单纯的朗读声了。屋子里有许多红红的火光在闪动，后面是一张张陷入思考的面孔，有人大睁着眼，有人用力眯着眼，屋子里乌烟瘴气，硝烟弥漫。
文章太长了，就连我这个对语言通俗、文词流畅、观点鲜明文章情有独钟的人都不耐烦了。
朗读声突然停止，顿时响起了愤怒的喊叫：
“叛徒！”
“一纸空文！……”
“这明摆着是在亵读英雄的鲜血！”
“这是在喀涅拉罗夫和乌里扬诺夫牺牲之后……”
那个苍白的青年又发话了：
“先生们，能不能用正常的言词反驳而不用辱骂呢？”
我向来厌恶人们争论不休，也不喜欢听，再说要想从中分辨出个所以然来也是一件难事，再加上辩论者自以为是的傲气劲儿，让人看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长发青年从窗台上俯身对我说：
“您是彼申克夫？我是弗得塞也夫，我们彼此认识一下好吗？坦白说，在这儿呆下去也学不到什么，要不我们离开这儿？”
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个沉稳庄重的小组头目，我非常喜欢他苍白而生动的脸和他那双深沉的眼睛。
我们边走边谈，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有什么工人朋友？读什么书？闲暇时间多不多？他还说：
“我晓得你们那个面包店，可令我费解的是您怎么浪费大好时光去干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呢？”
我跟他说我自认为自己这样做也是毫无意义，他非常满意我的答复，一面紧握我的手，一面发出响亮的笑声。他告诉我后天他要离开这儿三个多星期，等他回来再想办法和我见面。
面包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自个儿的事情乱作一团，新作坊非但没有减轻我的工作量，反而更加重了。我里里外外的事都得做，除了作坊里的事，还有往外送面包：私人住宅、神学院、贵族女子寄宿学校。
那些女学生们常常趁挑面包的机会，塞小纸条给我，在那些美丽的信笺上竟然写着不知羞耻的词句，虽然字写得很幼稚，但思想看起来好像已经“成熟”了。
每当那一群活泼、干净、俊秀的贵族小姐们娇声娇气，极尽媚态，伸着粉红色小爪子围着我的面包篮晃悠的时候，我就想：究竟是哪几位小姐写下这样的信笺呢？她们真的不清楚她们在写些什么吗？我不禁联想起“烟花巷”来，自个儿寻思：
“莫非那条看不见的线从烟花巷扩展到这些贵族小姐身上了吗？”
我在走廊上被一个胸脯丰腴、肤色浅黑、梳一条黑色大辫的女学生截住，她非常局促不安地轻声说：
“麻烦你把这封信按上面的地址送去，我付你十戈比。”
看着她欲哭还羞的样子：眼中含泪，嘴唇紧咬，面相和善。我爽快地接过信笺，没要她的十戈比，把信送给了高院里一位法官的儿子。他脸上的红潮一看就明白他害肺病了，这个身材高大的大学生接过信就准备给我五十戈比的报酬。他仔细地数着钱币，我告诉他我不收钱，他放钱币时没放进裤兜儿，哗啦啦钱币滚落了一地。
他茫然失措地看着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在地上翻滚，用力地搓着双手，指节啪啪直响，然后难为情地嘀咕了一句：
“这该怎么好呀！就这样吧，再见了！我得考虑考虑……”
我不晓得他考虑出了什么结果，可我认为那个女学生很可怜。没多久她就不见了。十五年后，我又遇见了她，她在克里木当中学老师，得了肺结核，一谈到社会人生就忍不住地悲愤和心痛。
来看看我的工作表排得有多紧密吧：送完面包后，晚上还要到作坊帮着烤面包，深夜里要烤好，送到面包店里卖。我们的新面包店在一个剧院旁，夜场的观众时常到店里吃热乎乎的面包圈。除此之外，我还得揉按斤卖的面包和法式面包的面团，这可是十五到二十普特重的大面团，是件非常繁重的工作。休息两三个小时之后，又开始送面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这段时间我对社会工作充满了激情，我十分渴望向周围的人们传播一种永恒、美好的东西。我天生具备优越条件，喜欢和人打交道，很会讲故事，特别擅长把自个儿的亲身经历和从所读书本中获得的知识结合起来，编成很有趣的故事，自然我的故事里也藏着那数不清的“看不见的线”。
我认识了许多克罗斯托甫尼柯夫和阿拉甫佐夫工厂的工人，还跟织布老工
人厄基塔·罗伯索夫交上了朋友，他几乎走遍了全俄国的织布工厂，这人很有头脑，性情开朗。
“我在世上已经活了五十七年了，阿拉柯赛·马卡西姆维契！我的小流浪儿，新鲜的小梭子！”他说话声音瓮声瓮气的。
这个老头有一副很精致的黑眼镜，是他自个儿做的，他用铜丝把有关部位连结起来，因而鼻梁上和耳朵后都染上了铜垢。他的胡子也很特别，并因此而落得一个雅号，他刮胡子时像德国人一样留下嘴唇上的一撮儿和嘴唇下的一块灰白胡须，因此人们称他是“德国佬”。他身材适中，胸脯宽阔，经常面带饱经风雨的笑容。
“我最喜欢去看马戏，”他晃了晃凹凸不平的光头说，“马本来是个牲口，你说是如何训练它的呢？真让人羡慕，这样一来，人也可以训练得变聪明，马戏团里的牲口是用糖训教出来的，而人需要的糖是善心，而不是从杂货铺里买来的糖。这个意思就是对人要友善，我的小伙子，不要动不动就想举棒打人，你说对不对？”
其实他自己对人并不和善，这些话完全是说给别人听的。他和别人争论问题时，态度粗野，蛮横无礼，盛气凌人，平时和人说话也是常带讥讽的口气。说起我们的相识，还有段故事：我走进一家啤酒店，看见一群人围打他，而且他已不幸地挨了两下，我冲过去把他们劝开了。
“您还好吗？痛不痛？”秋风萧瑟的夜晚，我们在夜路上走着。
“呸！这算得了什么？”他一脸的不在乎，“唉！你和我说话干吗老是您您的？”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起初他还经常嘲讽和讥笑我，然而听了我讲的“看不见的网”之后，他一反往日对我的态度说：
“你真的不笨，一点儿也不笨，对不对？……”他对我真是有点父亲的味道而且叫我也毫不客气地加上了父称。
“我的阿拉柯赛·马卡西姆维契！我的小梭子！你的见解是正确的，然而没人相信你……”
“您信吗？”
“我？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个丧家的秃尾巴狗，而别人则是带镣铐的看家狗，他们的尾巴好长好重：老婆孩子、手风琴、棉鞋等等鸡毛蒜皮琐琐碎碎的事情。看家狗都只顾着自己的狗窝，他们才不会信你呢。那次我们在莫列佐夫工厂暴动时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脑袋可不同于屁股，一旦烂了可就有你好受的！”
后来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改变，那是他认识了克罗斯托甫尼柯夫工厂的钳工雅可夫·沙坡什尼柯夫之后。他身患肺病，会弹六弦琴，精通《圣经》，不停地反对上帝。雅可夫谈话狂热而富有激情，还不时地往地上吐带血的痰：
“上帝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首先，我这个人不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不管聪明才智还是自身体力，都毫不相同，况且我一点儿也不仁慈；其次，上帝根本不了解我生活有多艰苦，要不就是他了解但不肯帮忙；最后，上帝并非全知全能，而且根本就不仁慈。让我说，上帝压根就不存在！纯粹是人们自己编造出来欺骗自己的。”
“我们都活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
直把个罗伯索夫听得瞠目结舌，脸色铁青，以至破口大骂，雅可夫镇定自若，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说得罗伯索夫低头沉思，哑口无言。
雅可夫的讲话风度简直无人能比，那样子让人惧怕。特别那双凶光毕露的眼睛就像躁狂病人的眼光，他的头发黑得像吉卜赛人一样，脸又瘦又黑，猛一望过去，漆黑一片，青色的嘴唇里狼牙在跳动，说起话来目光如火炬死死盯住对方的脸。
告别雅可夫，罗伯索夫心情沉重地说：
“世界上所有的话我都见识过，就是没听过这种话，竟然在我面前侮辱上帝！这个人活不长了。真可怜，他快把自己烧死了……挺有意思，是不是？老弟！”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多久，他和雅可夫便聊得火热，快乐得都要燃烧了，使劲地用手擦他的坏眼。
他笑哈哈地说：“嗯！这就是说，罢了上帝的职！哈哈！我亲爱的小钉子沙皇吗？他没关系。在我看来，关键不在沙皇而在老板身上。我才不在乎是谁当沙皇，伊凡勒帝当也成，只管坐下来统治吧！请便！我只要征罚老板的权力就够了！来来来，让我用一条结实的金链子把你捆在皇帝的宝座上，我要像朝拜沙皇一样朝拜你……”
罗伯索夫看完《饥饿王》后对我说：
“这书中写的一点都不差！”
他第一次看这种石印小册书，开玩笑地说：
“喂！这书是谁给你写的？真清楚！麻烦你转告他一声，我这厢有礼了！”
他对知识的渴求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他非常专注地听雅可夫糟蹋上帝，一连几个小时听我讲书的故事，他时常被逗得前俯后仰，并连声赞叹：
“人真是很神奇呀！”
他由于有眼病，自己读书很困难，可这好像并不影响他见多识广，他的博学经常让我敬佩不已，记得有一回他说：
“德国有个绝顶聪明的木匠被国王认命为参议员了。”
我追问下去才明白他说的是倍倍尔。
“你怎么会知道这事儿？”
“知道就是知道。”他随口一句，手指头抓着那个凹凸不平的秃脑壳。
雅可夫对周围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他就跟上帝较上劲儿了，一心要消灭上帝，嘲讽神父，一副叛逆者的形象，他特别痛恨修士，有一次罗伯索夫心平气和地问他：
“喂！你是不是只知道咒骂上帝呀？”
这下导火线被点燃了，他发狠一样狂叫道：
“就是这个上帝！我恨他！我崇拜了他二十年，我谨小慎微、担惊受怕、唯唯诺诺地度日。因为上帝说凡事不可辩驳，全部由上帝做主，到头来呢，我一无所有，我活得痛苦、压抑、没有自由。当我熟读了《圣经》，我才惊觉，这套把戏全是瞎编乱造，都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尼基塔！”
他气愤地挥动着一只胳膊，好像要摆脱什么，说话的声音几乎成了哭腔。
“全是因为这个，我年纪轻轻就快死了！”
这段日子，我还认识了几个有趣的人，我想起来就跑回塞米诺夫面包坊看我的老伙计们。他们都乐意我去，喜欢听我讲故事。可惜罗伯索夫住海军村，雅可夫又住鞑靼区，相距五里之遥，我们几乎见不到，他们没有看过我，我也没有过去看他们，因为我没有可以款待他们的场所。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伍兵，跟宪兵常有来往，再加上面包店的院子和宪兵司令部的后院只有一墙之隔。那群傲慢的“制服”经常翻墙而过，或是为岗卡尔特上校买白面包，或是为自己买黑面包。
也有人提醒我，不要锋芒太露，以免引起有关方面对面包坊的过分注意。
我的工作愈加枯燥，面包店也快经营不下去了。最近经常发生些让人恼火的事情。有些人很过分，时常拿走柜子里的钱，有时候竟然到了没钱买面粉的地步。
捷列可夫揪起那缕儿可怜的小胡须无奈地说：
“完了，我们快破产了。”
他的私人生活也出了问题，娜斯佳怀孕了，脾气大长，整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像一头野猫一样撞来撞去，那双绿眼睛里充满了怨恨。
她一个劲儿往安得列身上撞，故意当他不存在，此时的安得列咬牙切齿地
给她让开路，望着她摇一摇头。
捷列可夫也向我诉过苦：
“这些人真是！太随便了，没有不拿的东西，我买的半打袜子只一天时间就全不见了！”
他的家庭也遭遇了不幸，父亲由于怕死后入地狱，得了精神抑郁症，小弟弟整日喝酒玩女人，妹妹变得冷漠无情，看来她和红头发大学生的恋爱不怎么顺利。我经常看见她眼睛红红的，心中更增加了对那个大学生的憎恨。
捷列可夫的事业也很难继续维持了，从袜子这个小事儿就能够看出，大家是多么不理解这个善良人的义举呀！他一心一意地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太难了，他附近那些得到救助的人们非但不关心他的事业，反而去破坏它。安得列别无所求，他只希望大家能够和善地对待他和他的事业。这个可怜的善人呀！
我发觉我喜欢上玛琳娅了，我还喜欢面包店女店员娜捷什塔·社尔巴托娃，那女人有着健康的肤色和妩媚的笑容。
不管怎样说，我开始恋爱了。我这可算不上早熟，不管年龄、个性还有我“丰富多彩”的生活都“逼”着我去接触女人。我渴望异性的温柔，哪怕只是友谊也行。我渴望向人倾诉我自个儿的心事，太需要找个人帮我清理一下乱作一团的思绪了。
从始至终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那些把我看成“璞玉”的人们，并不能打动我的心灵，我不会对他们说心里话。如果我讲了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们马上就会阻止我：
“嘿！算了，算了，别再说了！”
最近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古利·甫里特伊夫被捕入狱，被押到了彼得堡的“克罗斯特”监狱。
这个消息是从老警察涅金弗利奇那儿知道的。那天早晨，我们在街上相遇，他依旧一副老样子：胸前挂满奖章，庄重的表情如同刚刚走出阅兵场，见了我敬个礼就走了。刚走不远他就停下来气愤地冲我吼道：
“昨晚古利·甫里特伊夫被抓了……”
他挥挥手，转过头小声说：“他完了！”
我看见他狡滑的眼睛里似乎有泪花在闪动。
甫里特伊夫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他还嘱咐我和罗伯索夫不要去找他，他和罗伯索夫就像和我的关系一样亲密。
涅金弗利奇望着自己的脚，闷闷不乐地说：
“你怎么不来看我……”
晚上我去看他时，他刚刚睡醒，靠在床上喝格瓦斯，他太太坐在窗口给他缝裤子。
老警察抓着胸前的长毛，若有所思地瞧着我说：
“是这样子。逮捕他，是因为在他那里搜到了一口熬颜料的锅，你知道他是准备用它来印反动传单。”
他吐了一口唾沫，不耐烦地冲着夫人喊：“给我裤子！”
“就好！”她头也不抬地应着。
“她心疼他，还哭呢，连我都同情他。但是，大学生怎么能叛逆沙皇呢？”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嘱咐太太：
“我出去片刻……你烧茶炊，听见了吗？你！”
他年轻的太太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雕塑般望着窗外。当老头走出房门，她飞快转身，握起拳头向门口砸去，还咬牙切齿地骂道：“呸！人面兽心的老畜生！”
她抬起头我才看清：脸哭肿了，左眼有一大块伤痕，眼睛几乎睁不开了。她在壁炉前准备茶炊，满腹怨恨地嘀咕着：
“我非得把他骗得团团转不行，我要让他痛哭、嗥叫！你千万别相信他！他嘴里没有一句真话！他想抓你，他就会假慈悲，他才不知道什么叫“同情”呢。他是个渔翁，以打鱼为生，他对你的事知道一清二楚，他整天挖空了心思：抓人……”
他太太靠在我旁边，恳求我：“吻吻我好吗？”
我心里很是厌恶她，然而看着她那双苦大仇深的眼睛，我不由得拥抱了她，甚至摸了摸她油腻的乱发。
“最近他的目标是谁？”
“住在雷伯内良斯卡娅街旅馆的人。”
“你知道他们都是哪些人吗？”
她笑了起来：“看看，如果我跟他说你问我这些事了，上帝啊！他回来了……古洛奇卡就是他发现的……”她慌忙跑到壁炉前面。
老警察满载而归：一瓶伏特加、果酱和面包。我享受着贵宾待遇，玛琳娜坐在我身边，殷勤地招待着我，还用那只正常的眼神望着我。她的老丈夫开始训导我了：“这条看不见的线深入到人们的骨子里了，你要斩断它，妄想！沙皇就是上帝！他主宰一切！”
他说着说着，突然发问：“嗳！你读过很多书，读过《新约》四福音书吧，你觉得它上面写的都对吗？”
“我看不懂。”
“让我说，那上面简直是胡编乱造。举个例子来说，书上写穷人幸福，根本是胡说八道，穷人怎么会幸福呢？关于穷人的话，真叫人难以理解。我看，生来就穷和中途败落变穷的人是根本不同的，生来就穷的人一定是坏人！中途败落变穷的人则是不幸的人。”
“为什么？”
他用他独特的警察眼睛整了我一下，接着就郑重地讲出他深思已久的想法：
“福音书宣扬同情穷人，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帮助穷人或残疾人，办什么收容所、养老院、监狱、精神病院真是浪费，钱应该用在健康的人们身上，以便于他们更好地施展才华。穷人、病人并不因帮助就变得强壮起来，倒是健康的人反而因此被拖垮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定论。”福音书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差很远，生活有它自个儿的轨道。
“甫里特伊夫为什么会死？他就是死于同情，因为同情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们，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究竟还有没有天理？”
从这个老警察嘴里听到这样狂妄自大的话，真是让人惊讶！过去我也听到过几乎类似的想法，但都没有涅金弗利奇讲的鲜明生动。
七年后我读尼采时，又想起了这一幕。有一点我需要补充一下：我从书里获得的知识，很多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过的。
以“逮人”为生的老头就这样喋喋不休地向下谈着，还用手指敲击茶盘打出节拍，冷酷无情的脸紧绷着，眼睛盯着可以当镜子的铜茶杯。
“哎！你该走了！”年轻的太太已经提醒他两回了，他根本就不理睬，而是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扯。突然，他的话锋一转：
“小伙子！你一不傻，二又识文断字，怎么就一辈子非得当个面包师呢！假如你肯为沙皇效力，就能够赚很多钱……”
我表面上在听他讲话，心里却在寻思着怎么传信给雷伯内良斯卡娅街上的人们，告诉他们现在他们处境危险。我认识在那儿住着一个刚刚从雅布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人，他叫色尔盖伊·梭莫夫，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他的名闻轶事。
“聪明人应该像蜂房里的蜜蜂一样团结一心，沙皇……”
“你看看都九点了！”太太催促道。
“坏事儿！”
老警察一边站起，一边系扣子。
“噢，没有关系，我坐马车去。我说老弟！再见了！欢迎你来做客……”
我走出派出所就下定决心，再也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了，尽管这个老头蛮有意思，对一些问题也有独特见解，可我依然打心眼儿里讨厌他，也许就是因为他是个警察。
有关怜悯的问题是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一个人的看法强烈地震撼了我。
这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这种人我是第一次见识。他身材高大、魁梧，紫红色脸膛，黑色山羊胡，长着黑人一样的大厚嘴唇。
平时他总爱弯着腰看地下，突然一抬他的光脑壳，你就会惊讶地发现，他长着一双多么具有亲和力的黑眼睛，而那锋芒毕露的眼神充满了仇恨。
我们是在一个教授家里举办的小型聚会上结识的，有许多年轻人参加，其中有一个举止斯文、身材瘦小的神学研究生，他黑色的法衣更加反衬出苍白俊秀的面孔，那双眼睛里闪动着看透世俗的微笑。
托尔斯泰主义者开始发表他的长篇大论，目的是宣讲福音书中的伟大真理。他很注重演讲技巧，声音虽略带嘶哑，但却铿锵有力，言语中让人觉得有一种震慑作用，特别是讲话过程中他那左右挥舞的手臂，更加重了他讲话的说服力。
“真是个戏子！”我旁边角落里的人们议论纷纷。
“没错，就是在演戏……”
我突然想起这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似曾相识：我刚刚看过没多久，德里波尔写的天主教怎样反科学的书中，那些相信爱能拯救人类的天主教教士，他们打着热爱人类的旗号，干着毁灭人类的勾当。
托尔斯泰主义者穿着比较特别，里面的衣服很肥大，外面却是件灰灰的旧的小外衣。突然，他在结尾语中提高了嗓门：
“请问，基督和达尔文你们相信哪个？”
这句话真像投石入水，激起了人们心中的阵阵涟漪，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热切地望着他。然后大家都低头沉思着这个严肃的问题。
人们的沉默似乎激起了他的愤怒，用眼睛扫视四周，接着说：
“谁可以把这个矛盾体统一起来呢？除了虚伪的法利塞人，这种人是无耻下流的……”
小神父急不可待地挽起袖口，从座位上站起来，坏坏地冲大家一笑，开始了
反驳：
“如此说来，诸位竟然苟同他对法利塞的恶毒攻击了？我说他的做法不仅蛮横粗鲁，而且简直是荒谬至极……”
小神父的观点让我很吃惊，他说法利塞人才是真正继承犹太人传统的一个民族，同时指出犹太人站在法利塞人一边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
“你们最好看看约瑟夫斯的书！……”
托尔斯泰主义者早已气急败坏，纵身跃起像是要挥手砍断约瑟夫的头似的，大喊道：
“听听！人民一直受蒙骗、受欺瞒，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反对自己的朋友，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你为什么跟我提约瑟夫斯？”
会场上一片混乱，小神父他们的看法得不到支持，没有了争论的意义。
我被这种热烈的争辩弄得头昏眼花，无论如何也抓不住真正的主旨，脚下的土地都在他们的争论声中震动起来了，哎！恐怕我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
托尔斯泰主义者早就争论得面红耳赤了，一脸的愤怒表情，他怒吼着：
“丢开福音书！别提它了！不要再胡言乱语了！回去把基督再钉上十字架吧！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一颗心的忠诚！”
我的心中不解：人该怎样充满爱心地生活下去呢？既然生活是为了幸福而斗争，而爱心又会危及斗争的结果？那么究竟该怎样平衡这一矛盾呢？
我打听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姓名和住址，第二天晚上就去登门拜访。他叫克罗波斯基，寄住在本城一个地主家，我去时，他正和地主家的两位小姐坐在花园里的菩提树下。他的模样和我想像中的游方僧、传道士形象完全一样：白衣、白裤，衬衫扣子没系，大把的胸毛裸露着，身材高大消瘦，颧骨很高。
他吃东西的样子很不雅观，一边用银勺子舀莓子和牛奶，一边翻动两片厚嘴唇琢磨味道，还有咽一口吹落一次沾在他那撮稀疏胡子上的牛奶汁的毛病。一个小姐在旁边服侍他，另一个靠在菩提树上，双手抱着夹子，抬头仰望着昏暗的天空，好像对生活充满了某种期待。两位小姐都穿着紫丁香色的衣服，长得颇为相像。
他很健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爱的理论，他说人应该发掘和培养人类灵魂深处的高尚情操：世界意识和博爱精神。
“只有这种神圣的情感才能团结人心，凝聚力量！没有爱，不会爱，就不懂得怎样生活。那些说生活就是斗争的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注定要灭亡，记住，火是不能灭火的，同样道理，丑恶不能破除丑恶！”
我们谈得很好，可是当两位小姐手挽着手返回房间去时，他似乎显得不耐烦了，一边眯着眼睛看两位小姐背影，一边问：
“你是干什么的？”
听我说完了，他用手指拍打着桌面，又开始了对我的教导：人无论走到哪儿还是人，没有必要拼命去改变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应该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博爱精神上。
“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就越接近真理，越接近生活的最高境界……”
我甚至怀疑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沉默不语，两位小姐离开了，他说话的兴致也没有了，眼睛也透出了疲倦的神情，一面打哈欠，伸懒腰，一面耷拉着眼皮含糊不清地说着话：
“我这是怎么了，有点累，对不起，请原谅！”
说完他拉下眼皮，一脸的倦容，还龇牙咧嘴唠叨个不停，像是浑身痛得难受。
从他那儿出来，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厌恶，他整天大势宣扬爱的理论，都是瞎扯的，只是嘴上的功夫，说一套做一套，明摆着对人就没有一丝的爱心。
几天后我给一个嗜酒的单身教授送面包时，又碰见了克罗波斯基。这次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一脸的晦气，眼睛红肿，可能是喝多了。
他和教授正在演出一幕闹剧：肥头大耳的教授喝酒喝得满脸是泪，衣冠不整，手中抱着六弦琴坐在地板上，他身边整的乱七八糟的：家具、啤酒瓶、外衣。他坐在那儿摇摇晃晃大声嚷嚷着：
“仁……仁爱……”
克罗波斯基愤怒地说：
“什么仁爱！我们的路只有一条：死。要么沉醉于爱中死去，要么参与争夺爱的战争中死去……”
他一把揪住我的肩膀，把我从门外拽进去，对教授说：
“你问问他想要什么？你问问他需要仁爱吗？”
教授用他那装满泪水的眼看了我一下，笑道：
“他！卖面包的！要的是面包钱而已！”
他转了转身子，把钥匙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递给我：
“哎！把钱全拿走吧！”
还没等我接过钥匙，就让克罗波斯基夺过去了，他摆摆手：
“你走吧！回来拿钱！”
面包被他扔到了墙角处的躺椅上了。
还好他没有认出我，否则我反倒觉得不好意思，刚才他发表的言论、人陶醉于爱中死去，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厌恶感。
后来我听说，他一天之内向同一家的两位小姐表达了爱慕之情，当姐妹俩互相分享这这份甜蜜时，一下就揭穿他了，于是下了逐客令，这个人就此在喀山城销声匿迹了。
关于爱存在的意义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最终我才弄清楚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爱究竟有什么用？”
我从书本中看到的以及与旁边进步人士交往获得的，和真正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呀。
一面是关于人类友好、仁爱的教育，另一面却是仅仅为了一点点私人利益就争得头破血流的战争，人类本性的自私，凶残都在我面前暴露无疑。
在那些车夫、工人、官员的浩浩洪流之中，那些我所敬佩的知识分子们是多么的曲高和寡呀！然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遵循着另一套生活准则，他们卑贱、贪婪、自私、狭隘，面临这样庞大的队伍，知识分子的力量就太微不足道，太不堪一击了！他们的努力只能是白费。
现实的生活让我觉得很压抑，以至于让我无法呼吸，快要闷死了。什么博爱、仁慈，嘴上功夫而已！事实上，我自己也染上了一些社会恶习。
生活是多么的辛苦呀！
一天，兽医拉甫洛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依我看，人的恶面应该得到绝对的自由，直到我们感到厌倦，这样就可以形成像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令人厌烦的局面。”
那是一个来得特早的秋天，秋雨绵绵，气温急剧下降，瘟疫趁虚而入，自杀事件时有发生。患了水肿病的拉甫洛大自杀了。
他的房东美德尼柯夫裁缝在为他送葬时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
“他给牲口治了一辈子病，自己反倒像牲口似的死了！”
这位房东性情极为温和，他面目清秀，尊敬神灵，能够全文背诵圣母赞美诗，喜欢打人，用系着三根皮条的鞭子打七岁的女儿和十一岁的儿子，还有孩子们的妈妈的腿和肚子。他还不满地嚷嚷：
“治安长官非说我的这套家法是从中国人那儿学的，这可真是冤枉！除了在画面上，我这辈子就没见过一个中国人。”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他裁缝铺里的工人对他这个老板是怎么评价的吧：
“没有人比我们老板这种敬神的慈善家更令人恐怕了！野蛮人至少一眼就看得出来，让人有个心理准备。然而表面上仁慈之人，虽然看上去不动声色，却会在你毫无防备之时，像条打埋伏的青蛇，冷不防给你一口，太恐怖了……”
说话人是个终日愁容满面的螺旋，外号顿卡老翁，他自己就很会没事找事，既友善又圆滑，尤其拍马屁，最在行的莫过于哄老板开心。
他的话绝对可信。
老实说，这群识时务的人我不敢恭维，他们适应性很强，如同生长在石头上的苔藓，照旧可以使土质疏松而开花结果。特别是他们墙头草一般的圆滑和见风使舵的精神，令人望尘莫及，那种滋味如同一匹病马陷入了牛虻的围攻之中，难受得无法形容。
那次我从涅金弗利奇那儿回来，有过同样的想法。
十月，秋风在吼叫，一片凄风苦雨的景象，天空昏沉沉的，似乎在抖动。我看到一个妓女拖着一个酒鬼在街上步履艰难，她拽着酒鬼的胳膊，酒鬼看起来心情很糟糕，没嘀咕几句就哭起来了。妓女无可奈何地说：
“哎！你的命……”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觉得：
“我仿佛被什么人拖到了一个漆黑的角落，目睹了大千世界的假、恶、丑。我受够了！”
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我那时的心里想法，话或许说的不准确。
我的思想，开始在这个悲凉之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到身心疲倦，心情沮丧。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看轻自己，瞧不起自己，对自己漠不关心了。
任何人都是一个矛盾结合体，无论语言、行动，尤其是感情上的矛盾，都会使人陷入烦恼之中。于是我的苦恼更加沉重了，许多事物都在我身上特有的矛盾的激化下让我产生了好奇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像只陀螺一样飞快地从女人、书籍、工人、大学之间来回徘徊。但最终一无所获，一无所成。
我去看得病住院的雅可夫，但晚了。医院里一个歪嘴胖护士，长着一对鲜红的耳朵，冷冷地告诉我：“他已经死了！”
他见我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就发怒了：
“嘿！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也被惹恼了：“你这个蠢货！”
“涅果拉！赶走他！”
那个被叫做涅里拉的人正在擦个铜棍子，他听到命令大叫一声，随即用铜棍子打在我的后背上，我马上冲上去抱住他，把他往医院大门口外的水坑里拖。
他好像满不在乎，乖乖的在水坑里坐了一片儿，站起来吼着：“呸！你这个疯狗！”
没有心思理会他，径直来到捷尔查文公园，坐在诗人的铜像旁，一心想干件坏事，好让人们冲上来打我，我也可以好好打一回发泄心中的怒火。可是事与愿违，虽然今天周日，公园里依旧是冷冷清清，甚至连个人影都找不着，所能见的只是怒吼的狂风扫着飘零的落叶，路灯杆下随风飞舞着的树叶。
傍晚时分，天空渐渐变得阴暗，狂风更加怒吼，空气更加凄凉了。我凝望着诗人巨大的青铜像，心中暗想：死亡！多么可怜的雅可夫呀！一个无依无靠、了无牵挂的光棍汉，虽然生前那么疯狂地反对上帝，死时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悄无声息，一样的飘然而逝。我悲痛至极，同时为他的死而惋惜。
“王八蛋！涅果拉！本该和我好好地打一场架，要不他叫警察把我抓了也好呀……”
我去找罗伯索夫，他正在小桌旁补衣服。
“雅可夫死了！”
老头举起拿着针线的手，试着划十字，但是却没成功，线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他低声骂了一句：“他妈的！”
接着他开始发牢骚了：
“老弟呀，这就是咱们的命！咱们就快归天了。雅可夫已经死了，我们这儿一个光棍铜匠也要死了，他被宪兵逮了！他是古利给我介绍的，人很机灵，和大学生们关系密切。哎！你有没有听说大学生闹学潮的事？这是真的吗？你帮我缝一下吧！人老了，眼睛不好使了……”
他递给我衣服，背起手来回踱步，不时地咳嗽着，嘴里嘀嘀咕咕：
“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刚有点儿亮光，就被扑灭了，日子更加昏暗！真是个可恶的城市！趁伏尔加河还没有结冰，我不得不离开这儿了。”
他停下来，搔搔头皮喃喃自语：
“往哪儿去呀？俄罗斯我几乎都走遍了，除了使自己变得心灰意冷外一无所获！”
他吐口唾沫继续说：
“哼！这算什么生活呀！活来活去也活不出所以然来……”
他在门口站了会儿，似乎是听到了什么。接着大步向我走来，在桌边坐下：
“我的阿拉柯赛，马卡西姆维契，你听我说，雅可夫的一生用尽心思反对上帝，让我看，上帝啊，沙皇啊，他们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然而要反对上帝和沙皇，老百姓们自己也得反省一下，改变自己卑微的的生活，这才是惟一的出路！可惜啊，我有心无力，老了，病了，不中用了！老弟！缝好了吗？谢谢……我们去馆子喝杯茶吧？……”
一路上，他搭着我的肩，在黑暗中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他低语着：
“记住，老弟！老百姓们已经忍无可忍，迟早有一天会爆发的，毁灭这个世界，彻底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走到半路，我们正碰上水兵包围妓院，妓院大门由阿拉甫佐工厂的纺织工人们护卫着。
“放假的时候这里准会有打架！”罗伯索夫一脸兴奋地说。他看见那些工人是他的老伙计们，就摘掉眼镜，参战去了，还煽动性地叫喊着：
“我们要作战到底！掐死这些癞蛤蟆！掐死这群小鳟鱼！哈哈哈！”
这个老头怎么会如此激情和狂热！看上去实在滑稽可笑。他冲入水兵队伍，用肩膀抵挡着雨点般的拳头，自己也战功显赫，把水兵撞得人仰马翻。
这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场让人开心的游戏，工人们毫不畏惧，他们信心十足，勇气十足，他们最不缺的就是力量。工人们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挤到大门上，门板吱呀作响，人们乱起哄地喊着：
“打那个光头官儿！”
还有两人爬上屋顶，在屋顶上激动地唱起来：
扒手？我们不是强盗？更不是
我们是坐船打鱼的！
警笛嘟嘟嘟地响起来了，警察制服上的铜扣在黑暗中不停地闪动着，脚下踩着泥泞的土地。
屋顶上的歌声又响起了：
我们的鱼网撒向岸边
去钓商店、货栈和仓库……
“住手！别打躺下的人了……”
“老爷子！小心呀！”
在这个深秋的夜色中，伴随着滑稽的歌声，我和罗伯索夫等五人被捕了，这些歌声是在为我们送行：
哈哈，捕到四十尾鱼正够做件鱼皮衣
罗伯索夫频颂着伏尔加河上的人们？他激动不已，不停地擤鼻子、吐唾沫，还提醒我：“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
我瞅准机会跳过一道道矮墙甩掉了高个水兵逃掉了，然而自此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活泼、可爱、热忱的老头儿。
我的生活在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后变得更加空虚和无聊了。大学生们真的开始闹学潮了，然而我既不清楚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学潮的意义所在，只看到他们拼命地投入工作，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或悲惨。
像大学生一样享有读书的权力是我最强烈的愿望：假使现在能够允许我读书，即使每周日必须以在涅果拉也夫广场挨顿打为代价，我想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天我去探访塞米诺夫面包坊，那里的工人竟然想到学校里去打学生们。
“咱们用秤砣打他们！”其中一个凶神恶煞地说。
我极力劝阻他们的行动，最后都要打起来了，可是我这样做好像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
我灰心丧气地从面包坊的地下室里艰难地走出来，落魄至极，苦不堪言。
我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晚上来到卡班岸旁，随手向流水中投着石子儿，投石问路，要是真能找出一条路来也好呀，一个问题始终在脑海里萦绕：“我该怎么办？”
找不到答案。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开始学拉提琴。于是面包店里多了一个故事，每天深夜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稳的日子过了。我对音乐偏爱至极，自然会是一个狂热的音乐学习分子，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戏院乐队供职的提琴老师趁我出去的时候，私自打开了我没上锁的钱匣，然后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我的钱。刚好在这时我回来了，他顺从地把他刮得发青的脸伸到我面前，说：“打吧！”
泪水沿着他呆滞的脸颊流下来，两片嘴唇抖动着。
居然敢做出这等卑鄙之事，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令他乖乖把钱放回原处。这个蠢货临走时突然高声叫道：“给我十卢布吧！可以吗？”
琴师拿完钱走了，学琴的事就此结束了。
这一年的十二月我已下定决心要自杀。
为了解释我自杀的原因，我特意写了一篇名为《马卡生活事变》的文章。可是文章写得糟糕透顶，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文章独有的价值。里面描写的事件虽然客观存在，但仿佛这一切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哎，即使这样，我对自己有一点还算满意，我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自己了。
我的自杀竟然和我的文章一样笨拙，那只旧手枪并没有穿透我的心脏，而是穿过了另一个部位——肺。这样一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我就羞愧地返回面包坊的岗位上了。
我干了没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在女店员的房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霍果尔。他在窗边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纸烟，眼睛望着眼前的烟雾。
“您有空儿吗？”他说话直截了当，没有说一句客套的话。
“二十分钟吧。”
“那么，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跟过去没什么区别，一副格撒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子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执拗的脑门上齐齐的短发，脚上那双农民靴子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走估计四十五里，我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您可以帮我卖卖货，您可以随意翻看我的书。”
“好吧。”
“真爽快！那么请您周五早上六点到库尔巴拖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帕柯夫。嗨，其实您不用操心，到时候我会在那儿等候您的。再见！”
他很快结束了我们的谈话，一面伸出那双大手和我告别，一面从兜中取出他那块笨重的银表说：
“我们只谈了六分钟！对了！我叫米哈依·安东罗夫。姓罗蒙森。”
然后就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概过了两天，我去赴约。
那时，刚解冻的伏尔加河面非常混浊，河面上飘浮着数不清的不堪一击的冰块儿。船咔嚓咔嚓地在这些冰块间穿行，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到处溅起随风飞舞的浪花，太阳的光芒映射在玻璃似的冰块上，异常美丽。这时我们的船扬起帆顺风而行，船上载着各种各样的货物：木桶、袋子、箱子。
舵手帕柯夫是个忠情于打扮的年轻农民，羊皮上衣上绣着形状各异的美丽的花纹。他看上去挺温和，眼神略带点冷漠，不善言语，又不大像农民。他的雇
员霍尔什奇倒是个地道的农民。
霍尔什奇衣冠不整，手握飞蓬，破大衣，腰里系一根绳子，头顶破神父帽，外加一脸的伤痕。他用他那并不好的撑船技艺撑船，一边用长篙拨着冰块，一边辱骂：
“去一边去……往哪儿滚……”
我和罗蒙森并肩坐在箱子上，他压低声音说：
“农民都憎恨我，尤其是富农！我担心会拖累你的。”
霍尔什奇放下长篙，扭过那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脸说：
“你说的没错，他们最恨你！神父也最厌恶你！”
“的确是这样。”帕柯夫又加以证实。
“神父这个狗杂种，他这样容不下我，好像我是钻进他眼里的沙子！”
“虽然有许多人恨我，但也有许多人欣赏我，我相信我和您也会成为好朋友的。”罗蒙森这样说。
三月天虽然阳光充足，但仍然春寒料峭，并不暖和。河面上浮动的冰块像牧场上一群群的白羊，树枝还没有发芽的迹象，有些沟坎、角落里仍然有没溶化的白雪，感觉像梦一样奇妙。
霍尔什奇一边装烟斗，一边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就因为他是神父，虽然你不是他妻子也得按照主的旨意去爱他。”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罗蒙森有点故意讥讽似地问他。
“噢，是被流氓地痞们打的，”霍尔什奇慢不经心地回答，他又话锋一转说，“不，不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我被炮兵们打的头破血流！我都庆幸我居然能活着回来。”
“他们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打你？”帕柯夫问。
“你指的哪一次？”
“哪一次？就昨天那次吧！”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们那儿的人就是这样，为针尖大的一点事，都能气势汹汹地对着干起来！打架是常有的事。”
“要我说啊，都是你这张嘴惹的祸，你的嘴太笨了……”罗蒙森说。
“就算是吧！我这人就是喜欢打听别人的事，一听到什么新闻，我就乐开花了。”
这时，船突然撞在了冰块上，几乎把他摔下去，他急忙抓住长篙。帕柯夫责备他道：
“我说斯契潘，你撑船就不能用点心？”
“那你就不要和我说话了，我也不想一心二用，既要工作，又要留心你的问话……”霍尔什奇拨开冰块，嘀咕着说。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辩着。
罗蒙森转过头来对我说：
“虽然这儿的土地没有乌克兰肥沃，人却比乌克兰的人聪明得多！”
我认真地听他讲，我被他稳重的作风和说话时的伶牙俐齿所折服。我觉得这个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做事也有分寸。
令我开心的是：他从未提及我自杀之事，他毕意和别人不同，要是别人早问这事了。我一直都在回避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蠢事。罗蒙森要是问我，让我怎么答复呢？抛开这件烦心的事吧，看！美丽的伏尔加河多么宽广，多么自由！
因为船都是靠右行使的，河水左面就显得十分宽阔，河水将岸边的青草都淹没了。春汛已经开始了，看着河水的起伏，汹涌的波涛让人心情轻松了很多。
晴朗的天空下，几只黄嘴鸦披着黑亮的羽毛忙着筑巢，向阳的地方令人欢喜地长出了嫩嫩的新绿。空气微寒，但心却是暖融融的，就像春天的土地孕育着新的希望。春天真令人沉醉。
中午我们来到一个美丽的村庄，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过去我曾坐船经过这里，用心欣赏过这里的美景。
高山上有一座蓝色圆顶教堂，那里成了克拉斯诺维多渥村的制高点，一幢幢造型别致、又非常牢固的小木屋。排列在教堂之下房顶上的黄色木板或如花似锦的草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幅多么美丽的田园景象。
船靠岸后我们开始卸货，罗蒙森这时对我说：
“您力气可真大啊！”
然后，又随口问：“胸还疼吗？”
“没有感觉了。”
我非常感激他细心、体贴的关怀。因为我不想让这些农民知道我的过去，我不堪回首的过去！
“你的劲儿太大了吧！”霍尔什奇吃惊地插了一句，“年轻人，你是哪个省的？没准儿是尼日高洛德的！人们都笑你们是靠水为生的，有一句话说得好：‘你看今天水鸥往哪儿飞，这就是你们靠水为生的最有力的证据。’”
山上走来一个又瘦又高农民，他赤脚，一身衬衣、衬裤，卷胡子，一头帽盔一样的红发，踏着松软的土地在无数条银光闪闪的溪水间，大步前行。
快到岸的时候，他热情地向我们大声呼喊：“欢迎你们！”
他四处望了望，拾起两根木棍，让木棍的一头搭在船舷上，接着轻轻一跃身上了船。他对我们说：“抓牢木棍，别让它滑下去，再接桶。来帮个忙！年轻人”
他红脸膛，高鼻梁，海蓝色的双眸，挺漂亮，力气很大。
“耶索尔特！小心别着凉！”罗蒙森关心地说。
“我很好，不用担心！”
油桶滚上了岸，耶索尔特仔细打量了我一番道：
“你是来当售货员？”
“你们就比试一番吧！”霍尔什奇提议他。
“哈！你怎么又受伤了！”
“没法子啊！”
“谁打的？”
“打人的小子们……”
“唉，真拿你没办法！”耶索尔特叹了口气，对罗蒙森说：
“车即刻就到。我老远就看见你们了，你们的船划得真不错了，你先回去，我看着。”
耶索尔特对罗蒙森的关怀是很明显的，看上去他要小罗蒙森十岁，但这好像并不影响他对罗蒙森的关心。
半小时后，我走进了一间整洁、温馨的新木屋，新房子里还散发着木屑的气味。罗蒙森从提箱里取了几本书，放到壁炉旁的书架上了。
一个长相很漂亮的女人，手脚利索地准备饭吃。
“您住阁楼上。”罗蒙森告诉我。
站在阁楼上能够看到半个村的风景，我住的这幢房子正对着一条山沟，山沟里的林木中闪出一些浴池式屋顶。山沟里到处是果园和耕地，它们错落有致，一望无际，和远天的森林连成一片，非常壮观。
一个穿蓝衣的农民站在那个浴池式屋顶上，他一只手拿着斧头，另一只手搭前额上，注视着伏尔加河。牛车震耳欲聋，牛累得气喘吁吁，潺潺的小溪水欢快地流淌。这是只有在农村里才能看到的美丽景象。我喜欢这里的一切。这时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从小木屋里走出来，又把头对着木房门狠狠地说：
“这群该死的！”
原来是两个顽皮的孩子用石块和泥给溪水设置障碍，两个孩子听见老太太的叫喊，一溜烟跑开了。原来他们在用石块和泥阻拦溪水，老太太从地上拾起一块木板，在上面吐口唾沫，扔到溪水里，不知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接着她
又用穿着男式靴子的脚把孩子们的杰作捣毁，直接向伏尔加河走去。
“我该怎样在这里生活下去呢？”
他们喊我下楼吃饭。楼下耶索尔特正伸着他紫红色脚底儿的长腿，坐在桌边讲话，我一出现他马上停止了说话。
“你怎么想？继续说下去！”罗蒙森皱了一下眉头对他说。
“既然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就这样定了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你出门了，必须带枪要不就带木棒。和塔林诺夫说话要小心，他和霍尔什奇有一个通病，比女人还会嚼舌根。喂，我说小伙子，喜不喜欢钓鱼？”
“不喜欢。”
然后，罗蒙森说必须与苹果农团结在一起，以摆脱大买办的控制。耶索尔特听完后说：“村里的富农土豪们不会让你过安稳日子！”
“等着看吧！”
“我敢肯定他们不会！”
我觉得：耶索尔特和卡洛宁及斯拉托夫斯基笔下的农民形象如出一辙……
我有种感觉：会不会从现在开始，我要投身革命干一番大事了？
饭后，耶索尔特又叮嘱罗蒙森：
“米哈依·安东罗夫，不要着急，慢慢说嘛！”
他走后，罗蒙森若有所思地说：
“他这人聪明、能干、可靠，上进心也很强。可惜不怎么识字，希望你能多给他一些帮助。”
他这人办事儿真是果断。当天晚上就向我交待杂货店里各种物品的价格，借着这个机会，他还对我说：
“单从价格来说我们的货低于另外两个店，这件事令他们很不满，最近他们扬言要教训我一顿。我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舒服或赚钱，就如你们在城里开面包店儿是一样的……”
我说我猜得不差吧。
“人民迫切需要得到知识，都快愚蠢了，你说呢？”
我们进了门，在铺里走来走去，突然听到外面街上有很响亮很混乱的脚步声，他一会儿踩踩泥水，一会儿蹦上店铺的石阶使劲踏几下。
“有人在走动！听到了吗？他是梅戈，是个专爱干坏事的光棍儿，就像风流女人爱卖弄风骚似的。不只是他，还有其他人，您以后和他们说话都要当心点”
我们在他的卧室里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罗蒙森背对暖炉，喷云吐雾，慢慢进入主题，他直截了当地说，他知道我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您很有天赋，意志坚定，对未来满怀希望，总爱读书这很好，但不要让书本成为你和周围人的障碍。我记得有个名人说过：‘经验取之于己。’这话说得好。直接获得经验尽管比间接的痛苦、残忍，但这样得来的东西会让你受用一生。”
接着他又开始了长篇大论，他所说的那些道理我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让农民醒悟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在这些老话中，我听到了更深一步、更具有说服力的思想。
“大学生们嘴上总挂着热爱人民的口号，却没有作出具体的行动，我早就想对他们说：人民不能爱……”
他满面笑容，目光却很犀利，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精神抖擞地说着：
“爱意味着宽容、怜悯，谅解和袒护。对女人可以这样！对人民可不行，难道我们可以宽容人民的愚昧无知，并对他们的混沌思想视而不见吗？我们怎么可以怜悯他们卑贱的行为？并对他们的粗鲁行径毫无原则地谅解呢？不行吧？”
“当然不行！”
“你们城市人都喜欢读涅克拉索夫的诗，要我说仅仅凭借一个涅克拉索夫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去做农民的工作，告诉他们，他们不该再过这样卑践的生活！你们甚至不如牲畜会照顾和保护自己，为什么不努力改变现状，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开心呢？农民并不代表一无所长，那些贵族、神父，甚至沙皇，追究到他们的出身，都是农民。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好了，好好生活吧，谁也不能来践踏你们的生活……”
他吩咐厨房准备茶炊，然后他让我看他的书架，上边书排的满满的！大都是自然科学类著作：莱伊尔、哈特波尔·勒奇、拉波克、奇罗、穆勒、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作品。
还有本国作家的作品包括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的大作家之作。他用宽阔的手掌抚摸着他心爱的书，小声低语：
“这全是好书！这本书很有价值，是禁书。你可以看看，从书中您可以了解到什么是国家！”
这本书是霍布斯的《巨兽》。
“这儿还有一本，也是有关国家的，而且比那一本更加有意思！”
他递给我一本马基雅维利的《皇帝》。
我们喝茶的功夫，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他家在车尔尼郭夫省，他父亲是个铁匠，他自己在基铺车站工作过，就在那个时候和革命者们有了接触。后来他因组织工人学习小组被投进监狱。坐了两年牢房，又被流放到亚库梯十年。
“那会儿我和亚库梯人住在宿营地，我都绝望了，那儿的冬天真是糟透了，连脑子都冻得不好使了，当然了，在那儿有脑子也派不上用场。后来我又遇见了俄罗斯人，又一个俄罗斯人，虽说不多，但总算有了！仿佛上帝知道我太孤单，特意派他们来一样。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
“我认识了一个叫乌拉基米·柯罗年科的大学生，他现在也回来了。我和他过去很要好，由于有一些意见分歧，没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思想深沉，多才多艺，还会画圣像，听说现在混得不错，经常给书刊、杂志撰写文章。”
罗蒙森和我谈了很久，一直说到半夜，我了解他的心思，也感受到了他亲切的友情。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多么得有益呀。
自从我自杀未遂之后，心境悲凉，还失去了活下去勇气和支撑，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让我非常羞愧。
罗蒙森懂我，他细致、体贴地引导我走出心里的灰暗期，给我展示美好的前程，给我光明、希望和继续生存的勇气。
这是我生命中值得怀念的日子。
礼拜天，小铺一开门，做完弥撒的村民们就来小铺聚会了，第一个到来的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浑身脏兮兮的，鸡窝一样的头发，长臂猿一样的胳膊，奇怪的是，却长着一双漂亮的女人眼睛。
他高兴地向大伙打招呼，就随口问了一句：
“进城有什么消息吗？”
并不等人回答，就转向霍尔什奇大叫：
“斯契潘！一只公鸡被你该死的猫吃掉了！”
他迅速地掀动嘴唇，不负责任地说着谎话，说什么省长去彼得堡朝拜沙皇去了，他此行的意图是把鞑靼人迁到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去。他赞美省长说：
“他可是个聪明官儿！很会做事……”
“我敢打赌，你是十句话里有八句没影子的事。”罗蒙森冷静地说。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我也不清楚……”
“安东内奇！你怎么如此不信任人呀？”
“哎，我挺为鞑靼人担忧的，他们肯定不能适应新环境！”巴里诺夫有点儿不
高兴地反驳了罗蒙森一句，又感叹地说。
接着出现的是一个矮个老头，身上穿着一件像是捡来的格撒克式破旧外衫，菜色脸、黑嘴唇，左眼看起来特别犀利，白眉毛由于伤痕被斩成了两截，还不停地颤动着。
“哎呀，梅戈先生很风光啊，昨晚上又偷了点什么？”巴里诺夫嘲讽地说。
“偷了你的钱。”梅戈毫不在乎地大声说，一边还向罗蒙森脱帽致意。
这时，帕柯夫正走出院子，他是这间铺子的房东，他依旧那么衣冠楚楚。上身短西服，系着红领带，脚上一双胶皮鞋，胸前垂着一条马缰绳一样的银链。他见了梅戈生气地叫着：
“你这个老魔鬼！你要再钻进我的菜园，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就只会这样说，不能有点别的吗？”梅戈脸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答复着，接着又很无奈地说道：
“我看你不打人就活不下去！”
帕柯夫气得破口大骂，梅戈不慌不忙又加了一句：
“你能不能不说我老呀！我才四十六……”
“然而去年圣诞节你就五十三啦！”
巴里诺夫发现新大陆似地尖叫道，“你自己说的你五十三了，现在怎么又不承认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个表情严肃、络腮胡子的索斯洛夫和渔民耶索尔特。到目前为止，小铺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罗蒙森低头吸着烟听农民聊天，农民们分别坐在小铺台阶和门口的长凳上。
这个季节虽然气候依旧有些变化无常，但呈现在小村中的小景已是非常迷人了。那以往被严冬冻结了的天空，解冻了，几片漂浮的云彩在大地上的溪水和水洼间飘飘摇摇，形成变幻的云影，忽而明媚照人，忽而温柔可人，使人心情极为畅快。
我透过小铺门口看着街上流动的风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惹人醒目地穿过这里奔向伏尔加河河岸，她们跨过水洼时撩起裙裾角儿，露出她们拙劣的靴子，小孩们扛着长长的鱼竿一本正经地去河边垂钓，也打这里跑过去了，一群老实厚道的农民走过这儿时，往店铺瞅瞅，一言不发地摘一下头上的小帽子或大帽子。
梅戈和霍尔什奇冷静地分析着一个不大容易解答的问题：商人和地主哪个心更狠？他们二人各执己见，霍尔什奇说是商人，梅戈说是地主，两个人争执不下，梅戈宏亮的声音盖过了霍尔什奇不太流利的讲话。
“有一回，芬格洛夫他爸抓住了拿破仑的胡子，芬格洛夫听到消息赶过来揪起两个人的后脖领子，准备把他们分开，谁知用力过猛两人脑袋碰脑袋，大事不妙，两人全没命了。”
“我相信你碰这么一下，也准没命了！”霍尔什奇同意地说，接着又坚定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点，要是贪起来可比地主厉害多了……”
仪表堂堂的索斯洛夫坐在台阶上埋怨说：
“米哈依·安东罗夫！老百姓简直没法活了。过去给地主老爷们做活儿，时间都被占用了，根本没有闲工夫……”
“你干脆就送上一份请愿书，要求复辟农奴制得了！”耶索尔特抢白道。面对这一切，罗蒙森一句话都没说，他看了一眼耶索尔特，接着在栏杆上磕了磕烟灰。
我认为罗蒙森到时候会发言的，因此就认真地听着农民的闲谈。可我觉得罗蒙森在故意放弃讲话的机会，他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坐在那儿望着天空变幻的云彩和地上被风吹皱的水洼。
这时伏尔加河上的轮船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河边飘来有手风琴伴奏的姑娘们清脆悦耳的歌声。
一个醉汉东倒西歪地沿街走着，他打着嗝，双脚慌乱地往水洼地走。村民们的争论慢慢平息了，大家都有些闷闷不乐，我的心情也不好。
云彩愈积愈厚，风雨来临的前兆，农村生活的沉闷让我不禁留恋起都市生活来了，我怀念城市里永不休止的躁动、嘈杂的声音，街上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人群以及工人们的健谈和他们朗朗的笑声。
借晚上喝茶的时间，我把自己的疑问说出来，问他什么时候准备和农民们进行谈话？
“谈什么？”
“嗯？如果我和他们在大街上谈这些事，一定会再被流放到亚库梯……”他仔细听了我的想法后对我说。
罗蒙森装好烟斗，又开始喷云吐雾了，他开始分析农民的处境及心态：
“农民胆小怕事，怕自己，怕邻里，最怕外地人，总之谁都怕。”
“农奴制废除还不到三十年，四十岁以上的农民一降生就是奴隶身份，他们对奴隶所过的生活铭记在心，但对自由却无从知晓。”
“现在你简单地对他说，自由就是按自己的心思活着，然而他们会说，地方官老爷时时刻刻都在监督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能按自己的心愿生活呢？”
“他们被沙皇从地主手中解救出来，自然沙皇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主人。自由是什么东西！沙皇会颁布圣旨说明的！老百姓们信仰沙皇，他们打心眼儿里认为沙皇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占有者。”
“他们甚至认为沙皇既然能够把他们从地主那儿解救出来，也就能够从商人手中夺回商店和轮船。”
“他们从心底里拥戴沙皇，他们否定所有地方长官，惟独肯定沙皇。他们甚至幻想有一天沙皇降一道旨：各取所需。想拿什么拿什么，想要什么要什么。”
“他们一直在为了这一天活着，害怕误了这个大喜的日子。之后就产生了这样的顾虑：狼多肉少，怎么拿呀？”
“话说回来，还有那些贪得无厌的地方官老爷呢，他们痛恨农民，连沙皇也不例外。”
“然而你没有地方长官也不成，因为到时候人们会抢红了眼，大打出手的。”
窗外已经下起了小雨，透过窗子望见满街的雨水和灰蒙蒙的水汽，我的心如天气般沉郁，罗蒙森自言自语道：
“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老百姓，用知识驱散他们的愚昧，让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沙皇手中夺取政权，告诉他们地方长官应该从民众中产生，这长官包括：县警察局长、……省长和沙皇……”
“这时间可就长啦，得一百年吧！”
“莫非您计划革命在三一主日（亦称圣三主日，是东正教十二大节之一，在每年耶稣活节后第五十天）前成功吗？”他很郑重地说。
晚上不知他去什么地方了，十一点左右我听到一声枪响，枪声很近。我赶紧冲出大门，正看见罗蒙森向店铺走来。他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绕着街上的水洼走着。
“您怎么出来了？我打了一枪……”
“打了谁？”
“有些人提着棍子来打我，我警告他们，但是没有用。我只好冲天鸣枪，恐吓他们的，不会伤到人……”
他在门廊下脱了外衣，摸了摸湿漉漉的大胡子，像马一样地喘气。
“我这双鞋子都破了！该换一双了。您会擦手枪吗？帮忙给擦擦，要不就生锈了……”
我对他那种神态自若、坚定沉着所折服。他走进卧室一边梳理胡须一边告诫我说：
“您去村里可得谨慎点儿！尤其是节日或礼拜天，或者晚上，他们肯定也打您！”
“但是，为了避免激怒他们您出门别带棍子，不要让他们认为您胆怯，也没那么恐怖，您别怕！他们才是胆小如鼠呢……”
渐渐的我熟悉这儿的生活了，罗蒙森天天都有新消息，我静下心来读那些自然科学类书籍，罗蒙森时常在一旁加以指导：
“马卡西姆维契！我看最好您先弄懂这个，这里边有人类绝顶的智慧。”
耶索尔特每周来我这三次，一般都是在晚上，我教他识字。开始他对我所教的不太相信，经常露出蔑视的微笑，几次课后他改变了最初的对我印象，友好地说：
“小伙子，你真行！你当正式老师都没问题了……”
他甚至设想：
“看你的样子像是很有力气，咱们比试一下拉棍行吗？”
从厨房找到一根棍子，我们两人坐在地板上，脚抵脚，僵持了半天，也没分出胜负来。罗蒙森在一旁高兴的为我们助兴：
“啊，好！加油！加油！”
最后，我输了，我和耶索尔特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这没什么，你已经够棒了！”他安慰我说，“哎，可惜你不爱打鱼，要不然咱俩就可以一块去伏尔加河打鱼了，伏尔加河的夜色比天堂还美！”
耶索尔特很热爱学习，进步也很快，连他自个儿都感到不能相信。
有一回上课，他从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使劲儿扬着眉毛，费力地念了两三行，然后高兴地对我说：
“嘿！真不敢相信！我能读书了！”
然后他又闭着眼睛背诵下面的诗句：
就像母亲呜咽在孩子的墓前，一只山鸡在悲凉的旷野上哀鸣……
“你觉得怎样？”
他曾十分好奇地问我好几次：
“老弟！你能给我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只是一些简单的黑线啊，怎么摇身一变就变成优美的句子了呢。我也能读懂它们，和我自己平时说的话没多大区别。”
“我怎么会懂呢？又没人提醒我？要是一张画，看懂十分容易，可这些人们的心里话就这样被表现出来了，你说奇不奇怪？”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显得疑惑不解。
“这就像魔术！”他不解其惑地叹口气，把书页对着灯光看了又看。
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天真、好问，就像许多小说中描写的可爱的农民形象。伊佐尔特有着乡村渔民的共同特点：富有诗情画意，纯洁浪漫，热爱伏尔加河，拥有理想。
有一次他仰头望着天空，深情而不解地问：
“罗蒙森曾经说过星球上可能有我们的同类，你有什么看法吗？你相信吗？我说应该和他们交流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状况。也许他们生活的比咱们好，也快活些……”
事实上他对自己已有的生活非常满意。他是个孤儿，没有土地，无依无靠，以捕鱼为生，并且那样地热爱捕鱼！不知怎么回事儿，他和农民们关系十分地不好，他曾告诉我：
“别看他们表面上随和、老实，其实非常地狡猾和奸诈！千万别信任他们，他们刚才还和你要好，一会儿就变了卦，他们都自私自利，不肯为公益事业牺牲一点点自己的利益。”
耶索尔特的性格也有两面性，本来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可是当说起乡村里的土豪时他居然满腔仇恨：
“土豪为什么就该比农民富有呢？因为他们聪明吗？”
“老百姓要是机灵点儿，就该牢记住“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可是你看看，整个村子被他们弄得一盘散沙。没办法，他们就会瞎胡闹，到头来自个害自个儿。罗蒙森他们日夜操劳……”
耶索尔特长得很帅，称得上美男子，又很会在女人中间周旋。
“我毫无办法，都是让女人们惯的，”他自责地说，“这实在是对那些丈夫们的大不恭敬，换了我也会生气的。可是女人们又让人怜惜。”
她们的生活没有欢乐与温情，淡如白开水，简直不是人过的。丈夫们没工夫爱她们，这个重任就由我来担当了。
“许多女人在刚结婚那年就挨了我不少打，我承认我这样干是不对的，因为我和她们有点太出格。”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让那些女人们都快乐，不要再互相争风吃醋！”
“在我眼里，你们都是惹人怜惜的……”
他居然有点羞涩地笑了笑继续说：
“有一次我差点儿和一个到本城里到乡下来游玩的官太太好上了。”
“她有着牛奶一样白嫩的脸蛋，柔软的浅黄头发，浅蓝色的小眼睛”。
“我借她向我卖鱼的机会，死死的盯着她，她问我：‘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我说：‘您自己清楚！’那好吧，我晚上来你这儿。”
“她果然如期而至了！可是蚊子太多，咬得她受不了，我们什么也没做成，她带着哭腔说：‘这该死的蚊子，咬死人了！’”
“第二天，她那当审判官的丈夫就来了。”
“这些官太太们太娇气了，几只蚊子就能让她们的生活没有安宁……”他无可奈何地给他的讲话告一段落。
耶索尔特给予了霍尔什奇很高的评价：
“霍尔什奇真是个好心人！谁要是不爱他，才不合理呢！当然了，他有时爱饶舌，可是人无完人嘛，每个人都会有缺点的嘛！”
霍尔什奇是个地道的农民，可是他没有一分土地，他把仅有的房子租给了一个铁匠，自个儿却住进了浴池，他的老婆是个嗜酒的女佣，人长得矮小，性格却烈，泼辣。
霍尔什奇白天给帕柯夫家做雇工。他喜欢在外面散布小消息，这些消息有些是道听途说听来的，有些却是为了凑数自己编造的。
“米哈依·安东罗夫！你听说了吗？金可夫区放着好好的警官不做，要去做什么修士。据说是他整天打老百姓打够了，不想打了。”
罗蒙森郑重地说：
“他要真这么想，那全国的长官们都该去当修士了。”
霍尔什奇一边甩手摘头发上的麦秸、干草、鸡毛，一边说：
“依我看，不会轰动全国的长官，只要是还存着一点点良心做官都是受罪的。罗蒙森！你别不相信良心。如果有谁没了良心，那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活不下去。好了，好了，我再讲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你要不要听？”
他讲的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地主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女地主，她做得坏事太多了，连省长都不得不管了，这位大人到她的府上，对她语重心长地说：‘太太呀！你还是收敛一下吧！再这样下去，整个彼得堡的人都知道您的大名了。’”
“女地主用美酒佳肴款待了省长大人，但是对她的劝诫却置若罔闻，她说：‘上帝保佑您一路平安！’”
“可是三年零一个月后，她突然宣布：‘为了向上帝赎清我所犯下的罪状，我决定把我全部的土地分给大家。’”
“去当修女。”罗蒙森接茬儿说。
霍尔什奇惊喜地望着罗蒙森说：
“没错，她当了女修道院的院长！这么说，你听过这个故事？”
“没听说过。”
“那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呢。”
幻想家先生不满地咕哝着：“我就说嘛，你什么都不相信。”
霍尔什奇嘴里的故事，大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坏人们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后，猛然觉悟，从此金盆洗手不干了，之后都良心发现做起了善事。而且通常的结局是：如垃圾丢进垃圾堆一样，这群坏蛋进了修道院。
他的思维相当活跃，经常有一些奇思怪想，然后眉头一皱脱口而出：“鞑靼人其实也不坏，不该被咱们镇压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大家非常吃惊，因为他突然说出这一句话前，我们正在讲怎样建立苹果合作社的事儿，根本就没人提到鞑靼人。
罗蒙森兴致勃勃地讲西伯利亚以及那儿的富农生活时，霍尔什奇又愁眉苦脸地念叨了几句：
“我想要是人们停止捕青鱼，两三年之后，大量繁殖的青鱼会垒得和房子一样高！”
霍尔什奇被公推为没头脑之人，可是大家却愿意听他傻脑袋瓜里的奇思妙想。他们专心听他胡说，就像是要从他编造的故事里得到点什么意外收获似的。
他被村里那些老实正经的人们称呼为“假大空”，看来只有那个讲究打扮的雇主帕柯夫对他有一个正确而隐讳的评价：
“斯契潘是个谜……”
前面说过霍尔什奇是个地道的农民，也有着农民善良朴实的一面，农民会干的他都会干：箍桶、修炉、养蜂、木工、养鸟等等样样精通。虽说他干起活来不是非常地麻利、迅速，但是慢工出细活，他的每件作品都很令人满意。
他特别喜欢猫，在他的浴池居室里养了十来只猫，他把它们养得很凶狠。并喂它们吃乌鸦，训练它们捕食家禽，因此，他可得罪了不少人。
附近人家养的鸡经常被他的猫咬死，家庭主妇们气急了就捉住猫打它一顿。有时候会到他的浴池前气急败坏地叫骂，对此霍尔什奇满不在乎：
“傻娘儿们！猫本来就是这种天性，它捉东西比狗还强。等着瞧吧，我要把它们训练得可以捕鸟，然后再繁殖几百只，再把它们卖掉赚一笔钱，到时候拿了钱去补偿你们吧？哎，你们这群傻娘儿们！”
霍尔什奇天姿聪慧，早年读过几本书，可惜忘得差不多了，他也没心思再学习了。因而就靠着那点儿小聪明过活，对罗蒙森的话他能很快反应过来并抓住主旨：
“是啊，是啊，这么说，伊凡勒帝并不恐吓平民百姓……”他非常不满意，痛苦的表情就像是吃了一粒苦药。
晚上常来杂货铺的就是这几个人：耶索尔特、霍尔什奇、帕柯夫，他们闲谈到半夜时分才离开。他们听罗蒙森讲国际形势、讲异域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
帕柯夫最爱讲法国大革命。
“这才是天翻地覆彻底改变原有生活呢！”他郑重地说。
至于这个帕柯夫嘛，他当富农的爸爸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瘤子，一双像青蛙一样鼓起的眼睛。说起来，帕柯夫还是有点反叛精神的，两年前他以“自由恋爱”的方式娶了他的侄女——一个孤儿做妻子，并另起炉灶和父亲分了家。
帕柯？管老婆特严，然而也让她和城市女人那样打扮。
富农爸爸对儿子的行为十分不满，为解心头之恨，每次路过他那都要狠狠地吐口唾沫。
帕柯夫把自己的房子租给罗蒙森，还建了一个小杂货铺，引起了全村富农们的憎恨，但他表面上对此满不在乎，只有说起富农时，他才动点声色，对富农而言，他只有说风凉话的份了。
他非常讨厌这里的生活。
“要是我有一技之长，我早就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城里谋生了……”
帕柯夫人长得就十分帅气，又讲究修饰，配上干净整洁的衣服，看上去特别体面。
他很有心计且多疑。
“你干这事儿是出于感性还是理智？”他经常这样问罗蒙森。
“你说呢？”
“还是你自己说吧！”
“你说怎么好呢？”
“我不知道！你说吧！”
两个人僵持了半天，最后潘司夫出于无奈只有亮出自己的观点：
“这在我看来当然是出于理智最好。因为理智上行得通的事就可以办好。然而只一味地听从情感的支配就不同了。感情用事，容易铸成大错。比方说我现在凭感情做事，就去放把火烧了神父的家，让他从此以后不敢再过问别人的闲事！”
谈到神父，他由于干涉过帕柯夫父子之间的事，而使帕柯夫对他怀恨在心。神父是一个长得贼眉鼠样的凶老头。
在这方面，我对帕柯夫也不满意。记得我刚来这儿时，他对我的态度很坏，还像主人一样对我吆来喝去，尽管他很快改变了开始的态度，但我依然感觉他不信任我，对我有所保留。
那段日子就像凝固的松脂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令我很难忘记。我们在一间干净的小木屋里，放下窗板，点上灯，灯下是那个大脑门、短发的络腮胡子开始谈论：
“生活会让人们渐渐远离野蛮……”
三个聪明的农民聚精会神地听着，各自有着不同的姿态：耶索尔特雕塑般坐在那儿，像是聆听着遥远地方传来的声音；霍尔什奇可没那么安分，他一刻不停地转动着，像是在赶叮咬他的屁股的蚊子；帕柯夫则手捻胡须，道：
“就是人民也要分阶级呀。”
帕柯夫对霍尔什奇倒是蛮好的，对他从不向对待雇工那样用，而且他很欣赏这个雇工的怪异故事。
我为此感到高兴。
每次夜谈回来，到了我住的阁楼，我就打开窗子坐下来眺望寂静的村庄与田野。星星穿过云层发出暗淡的光亮，它们离我很远，距地面却很近。
天地问的黑暗和寂寞让我的心一阵阵地抽搐，心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感觉在广大的土地上有着不计其数的村庄和我的村庄一样，甚至连它无边的寂静也没什么区别。
我的心情忽而悲壮，忽而忧伤，我被寂静的夜幕所包围，心里又惊又乱，向被无数只水蛙吸吮，我感到疲惫不堪，一种莫名的恐慌袭上心头，在万物之中我是多么的渺小呀……
我非常不喜欢农村生活。别人和书本上的知识告诉我：农村人朴实本分、身体健康。然而在我眼前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总有干不完的高强度劳动，很多人累得得了病，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劳动乐趣根本提不到。
城市里的工匠或工人，总能从不是很轻的工作中找到乐趣，不像农村人整天愁眉不展地咒骂生活。
其实农村生活也相当复杂，他们既要干农活，又要花很多心思地处理邻里和同村人之间的关系，我甚至觉得他们无知到了极点。
村民们现在的生活一塌糊涂，人们整日惴惴不安，提心吊胆，互相猜疑，有
些人真有蛇蝎之心。
更让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何如此痛恨霍果尔、帕柯夫以及我们这群人呢？我们不过是想改变目前混乱的生活罢了。
这样看来，相比于农村人，城市人就好多了，他们通达事理，追求理想，我经常想起两个人来，他们是：
弗·卡洛根和兹·涅不依钟表工，兼修各类器械、缝纫机、外科医疗器具等
这被作为招牌挂在一家钟表铺的门口，门旁边一扇沾满灰尘的窗子，每个窗子下都坐着一个工匠，就是招牌上写的那两个人。
弗·卡洛根的秃顶上长着一个大肉瘤，工作时一只眼睛戴着放大镜，身体很好，总是面带笑容，手中捏着小镊子拨来拨去，干到开心时也唱唱歌。
兹·涅不依坐在他对面，黑脸、卷发，一只特大号的弯鼻子，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睛和少得可怜的一缕胡须，他瘦骨嶙峋，但很有精神，有时也会突然来一段男低音：
“特拉一达姆，达姆！”
收音机、机器、八音盒、地球仪等杂乱地堆放在他们身后。货架上的东西都是金属的。房间里都挂满了钟。
我太喜欢这一切了，真想看看他们每天都是怎样工作的。可惜我身材太高大了，挡住了他们的光，被他们毫不客气地赶走了，然而在我离开时依旧无限向往：
“一个人假使无所不能，那就太幸福了！”
我就欣赏他们这种人，可以修理各种器具，这才是人过的生活！
然而乡村里就不是这样，我不喜欢那，也不理解村民们的生活。
女人们见了面就谈自己的疾病和生活的困难，她们说什么“心发慌”，“胸口闷”，外加“小肚子痛”，逢年过节她们或坐在自家门口或坐在伏尔加河河岸，将各自的疾病和生活加以暄泄。
她们脾气暴躁，一点也不害羞，不温柔，经常双方破口大骂。为了芝麻大点小事几家人就能打斗起来，打断胳膊、打破头的事件早已司空见惯了。
更令人不耻的是农村小伙子对姑娘们动手动脚，毫无礼貌。他们在田地里抓住几个风流的姑娘，掀起她们的裙裾，让裙角包上她们的头顶，再用菩提树皮做绳捆紧，这个游戏叫做“处女开花”。
这些姑娘们裸露着下半身任他们欺凌，虽不停地叫骂，但看得出来，她们并不厌恶，似乎还很乐意似的。她们真是不知羞耻，故意磨蹭着往下解裙子。
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在教堂里也敢为所欲为，晚祷时年轻小伙子偷偷从后面去捏姑娘们的屁股，好像他们是为了这个才来教堂的。
礼拜天，神父就此事提出警告：
“你们真无耻！不要来教堂里干这种下贱事。”
“这儿的人对宗教不像乌克兰人那么虔诚。”罗蒙森说。
“我看他们不过是想从宗教中寻求一种寄托或保护，根本谈不上是教民。那种忠诚教民所拥有的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以及对上帝美德和权威的崇拜，压根就不会存在这些人的心中。”
“不过，话说回来，这不见得是坏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走出宗教，请记住：宗教可以毒害人民！”
村里的小伙子们还爱吹牛，也就是嘴上吹吹而已。他们和我晚上在街上碰到过三次了，他们想打我一顿，没成功，不过有一回我不幸被他们的棍子点中了腿。我压根没把它当事儿，也没跟罗蒙森说。后来他还是从我的走路姿势上看出我挨了打。
“哎！您还是让他们打了！我早就劝告过您晚上不要出去的！”
我并没有听从罗蒙森夜间不要散步的劝告，而是经常顺着房后的菜园溜达到伏尔加河边上去，坐在柳树下，望着那被太阳最后的一抹金黄色倾满的伏尔加河，以及夜幕笼罩下的河对岸的草原。河水慢慢地流淌，月亮无精打采地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我一向厌烦月亮，只因月光引起我的无限哀愁，在我看来它是不祥之兆，一看见它我就想哀嚎，后来我才明白月亮本身不发光，在它上面根本就没有生命存在，我十分高兴知道这事儿。
过去我一直幻想月亮是有生命的星球，在月亮上一切都是铜的，包括动、植物，人和自然也不例外。我想像着他们的躯体是由三角形构成，都长着两条圆规般细长的腿，走起路来带着斋戒日教堂钟声一般的响亮，它们对人类造成严重的威胁。
月亮上没有生命，这真是太好了，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月亮自己生光发热，普照人间。
我喜欢这样宁静的黑夜坐在伏尔加河河岸边沉思。河水舒缓地流动成一条闪烁的亮带从黑夜中若隐若现的流来，又流向黑暗了。
这时我的思想才真正变得聪慧与敏捷，白天脑子里杂乱的思绪都被放逐
了，那些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想法不断涌现。
伏尔加河静止般寂静。
漆黑的河面上漂着一艘轮船，船尾不时发出涓涓的水流声，恰似一只怪鸟在颤抖着沉重的翅膀。河对面野草丛生的岸边闪烁着一片灯火，在水面上反射出是渔民在捕鱼时点燃的篝火的美丽的光芒，这景象就如同一颗出轨的流星误入河水中溅开无数朵巨大的火花。
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此时变化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心灵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漫游，似乎飘动的夜气带着我驶向远方，我的心欢乐不已。
耶索尔特来找我了，夜色中的他更加高大、魁梧了。
“你又跑这儿来了？”他似问非问地说，并坐在我旁边，长久地沉思着，目光凝望着伏尔加河，手中抚摸着漂亮的金黄色胡须。
他终于开口了，和我述说他的梦想：
“我以后要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还要教书育人！等我学有所成，我就沿着全国的江河游历，看清所有的一切，”接着他又说，“老弟，你知道吗？能把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我是多么的开心！”
“有时跟娘儿们说说，她们也能听懂。就像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娘儿们，她坐在我的船上问我：‘人死之后到底怎么样呢？，我就不信什么天堂和地狱，你看她们不是也……”
他苦思寻找一个恰当的字眼儿，最后说：
“有思想吗？……”
耶索尔特习惯过夜晚的生活，对于美的东西他特别敏感，并擅长用轻快柔婉的语调，就如同孩子说梦般讲述人间的美好。
他相信上帝和其他人不同，要不是因为害怕和恐怖，他把上帝想像成为高大俊美的老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世界的创世主。为何世间仍旧有假、恶、丑，是因为：
“他太忙了，人世间每天都要有许许多多的新生命诞生！铲除邪恶不过是迟早的事，不信咱们等着瞧！”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干吗要弄出个什么耶稣来，我真想不到他有多大用，一个上帝就足够了！上帝根本就没有儿子，我认为上帝是永生的……”
耶索尔特一直在想他的心事。偶尔才叹息一声说：
“噢！是这样……”
“你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我自言自语呢……”
他又抬头遥望黑色的夜空，长叹一声：“生活是多么美好呀！”
我非常赞同地说：“是啊，很美好！”
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站在伏尔加河旁，从黑夜坐到黎明一动不动，任时光飞逝。
伏尔加河水流在夜幕下就如同黑色丝绒带般奔流着，在天地相接处与银河带相会。几颗大星星发出灿烂的光芒，在这个神秘幽深的夜色中，我们陷入了无限的遐想。
那远处草原上的云层呈现的粉红色光芒，已经拉开了大门的朝阳女神，如同孔雀开屏般的美丽。
“太阳真神奇啊！”耶索尔特含笑自语道。
正是苹果花开的时节，村里到处是一片片粉红色，到处充满了带苦味的香气，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洋溢了这种香气，过去那股特有的油烟和大粪味儿也被冲的无影无踪了。
披着盛装的苹果树，从村里一直延伸到田间，就如同穿着盛装的姑娘们在迎接着什么盛大的节日。
春风袅袅，朗朗明月，触动了人的心绪，微风掠过花海，花枝轻柔地摇曳出阵阵簌簌的声响，好像整个乡村被亮蓝色的海水吞噬了，并吹动起一片片的涟漪。
美丽的夜色中就应该有夜莺的歌唱。
白天的鸟儿们疯狂地啁啾，高空的云雀也温情地撒给大地美妙的歌喉。
每逢节日，姑娘和年轻女人们全部出去，在大街上闲逛，她们仿佛小鸟一样不停地歌唱，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
我们的耶索尔特也在微笑，也是醉醺醺的，这些日子他削瘦了，眼睛深陷却更加清秀俊美。
过惯夜生活的他每天都是白天睡觉，黄昏时分，才半梦半醒、摇摇晃晃地走上街头。
为此，霍尔什奇友善地嘲讽他。他面带愧色、无可奈何地笑笑说：“嗨！别提了！有什么办法？”
接着又高兴地说：
“总而言之，生活充满了甜蜜！你们不知道生活是如此的温馨！语言是多么地沁人心脾！那些动听的话，让你回味无穷。如果人能死而复生，你首先会记起这些话！”
“你等着吧！迟早有一天那些丈夫们会来教训你的！”霍果尔也友善地警告
他。
“打吧，也该打！”耶索尔特倒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村里每晚的必备节目之一就是梅戈那优美悦耳的嘹亮歌声，说实在地，他真是有唱歌的天赋！他的歌声伴着夜莺的歌唱，弥漫在整个村庄，漂浮在整个伏尔加河上空。
就因为他有这点好处，村民们甚至宽恕了他白天的恶行。
周末的晚上，我们的小铺前就会聚一群饭后溜达的人，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了。这群人中每周必到的有：索斯洛夫、巴里诺夫、克洛托夫、梅戈等人。他们坐下来一边谈论一边沉思，一会儿走开几个人，又走来几个人，一般来说都要到半夜时分他们才肯离开。
偶尔也碰巧有几个醉汉往这儿胡闹一通，主要以退伍兵可斯金为代表，他吵得最欢，每次都是捋胳膊、挽袖子，像只好斗的公鸡。尽管他只有一只眼睛，还有一只缺了两个指头的左手，但这并不妨碍他嘎嘎地大喊大叫：
“霍果尔！这个混蛋民族！土耳其教！我得问问你，为何不去教堂？啊？为什么？你这个异教徒！坏家伙！你究竟算哪种人？”
而大家嘲讽地逗着退伍兵：
“嗨！米什卡！你干嘛开枪打自己的手指头？是不是被土耳其人吓昏了头啊？”
他怒气冲天地要冲上来玩命，大家一起动手揪住他，只听到他发出的一声叫喊声，再看可斯金早就没头没脑地朝下滚下山坡了，嘴里还不断地嚷嚷着：
“救命啊！出人命了！……”
等他满身脏兮兮地从臭沟里爬上来，就理直气壮地求霍果尔送他一杯伏特加。
人们质问送他伏特加理由。
“这还不简单嘛！我给你们带来了欢乐！”退伍兵的回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又一个星期天早上，厨娘点好炉子去院子里，我在铺里看柜台，这时突然一声巨响，铺里的货架一阵颤动，玻璃器皿及窗玻璃都被震碎了，盛糖的铁盒子滚到地上顿时唏哩哗啦、乒乒乓乓地响成一片。
我赶紧奔向厨房，看见厨房的浓烟正冒得欢呢，浓烟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哗哗地爆响，霍果尔紧张地抓住我的肩头：
“危险！您先别进去！……”
厨娘吓得手足无措哭了起来。
“哎！蠢婆子……”
罗蒙森独自冲进厨房，锒铛一声不知撞倒了什么，他非常气愤地咒骂着并向门外喊：
“行了，别哭了！拿水来！”
我走进浓烟滚滚的厨房，见地板上摆了好多正在冒烟的劈柴，有的上面还在吱吱地冒着火苗，炉砖有几块震掉了，炉膛里明显已经清理过了，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
我在浓浓的烟雾中好不容易摸到水桶，用它浇灭地板上的火，然后随手把一块劈柴扔回炉膛里。
“当心！”霍果尔嘱咐我。
他拉着手足无措的厨娘到卧室去，并命令她：
“快去把店门关上！”
又扭头警告我：
“马卡西姆维契！当心点！这里还可能爆炸呢……”
他伏下身认真审视那些劈柴，顺手把我扔回去的一块抽出来。
“您这是？……”我迷惑地问。
“哎！您看呀！”
他递给我一块已经被炸过的黑糊糊的圆木柴，我仔细一看，原来木柴里边已被挖空，并且被熏得焦黑。
“您明白了吧！这些狗杂种们竟然往木柴里装火药！哼！可惜这一斤火药的威力没那么大！”
他一边气愤地丢下木柴，一边洗手。
“还好阿克西尼娅没在厨房，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了……”
浓烟渐渐散去，厨房里一片狼藉，像是被土匪洗劫一翻。
霍果尔的冷静让人无法理解，对这起险恶的阴谋他好像并不怎么气愤。
街上满是看热闹的小孩儿们。
“霍果尔家起火了！咱们村起火了！”
一个胆怯的女人吓哭了。阿克西尼娅慌慌张张地从卧室穿过，拼命地大喊：“米哈依·安东内奇！他们冲进铺子来了！”
“哎！小声点！”罗蒙森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擦干他的胡子。
卧室那边的窗口已经挤满了一双双惶恐、奇怪、表情复杂的眼睛，他们不顾呛人的烟气争着往店铺里望，不知是谁煽动性大声叫喊：
“把他们赶出我们的村！经常出事端！天啊，一群混蛋们！”
一个小个儿、红发的农民，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然后尝试爬进店铺，但他失败了，连同他右手上的斧子一起掉了下去。
罗蒙森手持一块木柴，阴声地问他：“你想干嘛？”
“啊！我想救火……”
“这里并没有着火呀……”
农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好一会才回过神，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罗蒙森一脸平静地走到小铺门口，手中拿着木柴对大家说：
“不知道你们中的哪一位不小心把这根圆木柴塞满了火药，并插到我家的柴火堆里了？然而很遗憾，因为火药不够多，所以没有多大杀伤力……”
我站在霍果尔身后，看着门前睁着大眼看热闹的人。那个手握斧子的农民不满地说：“你干嘛冲我摇木柴啊？……”
醉汉可斯金又赶来煽动：
“赶走他！这个异教徒！把他送交法院……”
大部分人一声不吭，盯着罗蒙森，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
“想炸房子？这点火药可不够！估计得一普特才成呢！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
这时有人喊：“村长呢？”
“嗯，这事儿得找村长！”
人群慢慢散去，有些人似乎不忍离去，像似没过够瘾一般。
我们喝茶时，厨娘阿克西尼娅特别地细心和殷勤，她为每个人上茶，并非常抱怨地对罗蒙森说：“您总是放过他们，这等于放纵了他们，不然他们怎么敢这样胆大妄为呢？”
“您似乎丝毫不为这事生气？”我也疑惑地问。
“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为这些蠢事生气，再说也用不着。”
我暗自佩服罗蒙森的冷静与心胸阔大，心想：
“假使人人都像罗蒙森这样毫无畏惧地干自己的事情，那该有多么好呀！”
罗蒙森说最近他要去一趟喀山，问我需要带东西吗？
我觉得他如同一架机器，它拥有钟表的性能，只须上满发条，它就会永久地运转下去。
我非常敬重他，欣赏他。可我私下里总有种愿望：他能够对什么人发发脾气，甚至跳着脚骂大街也行。但我知道这不可能。每次遇到上述木柴事件之类无耻下流的行为，他顶多就是眯起那对灰眼睛，说上几句尖锐的话，就不再追究了。
比如说吧，他说索斯洛夫：
“您这么大岁数干嘛还昧着良心做事呢？”
把这老头说得恨不得白胡子立马变红了。
“您知道，这样做损人不利己，会使您失去诚信。”
索斯洛夫点头同意：
“是的，对我没有任何益处！”
事后，索斯洛夫对耶索尔特说起霍果尔：
“他确实是个有领导天赋的人！如果让这样的人做官就好了……”
罗蒙森极其简洁明了地告诉我，他去喀山后，我应该做的事。看来他早就把火药事件忘得差不多了，如同记不得被蚊子叮咬过似的。
帕柯夫跑来察看现场，非常关心地问道：
“吓坏你们了吧？”
“嗨，没什么恐惧的！”
“这是一场暗斗！”
“行了，喝茶吧！”
“我妻子在家等我呢。”
“你从哪儿来的？”
“渔场，耶索尔特那儿。”
他转身离去，走过厨房时又叫嚷了一句：
“这是一场斗争！”
我一直奇怪，帕柯夫和罗蒙森之间似乎有一种很深的默契，因为他们说话非常简洁，其他的话不用说他们就心有领悟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罗蒙森讲完伊凡勒帝时代的历史故事后，耶索尔特先发言：“这个沙皇真差劲！”
“简直是个屠夫！”霍尔什奇脱口而出。
只有帕柯夫特别坚定地认为：
“他杀掉大地主，让更多的小地主取而代之，还苦心孤诣地招来一批外国人，这种错误的作法，让我真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地主比大地主更可恨，譬如苍蝇和狼，苍蝇用枪可打不死，比狼更让人厌恶。”
霍尔什奇一面提了一桶泥砌炸坏了的砖，一面说：“这群坏蛋的想法太愚蠢了，连自己身上的虱子都炸不死，还想炸死人！”
“哼，咱们走着瞧吧！”
“对了，安东内奇！你往后别一下子搬回那么多货了，采取少货多运的方法。否则的话，看看吧，他们现在正在势头上，你又有非常任务？再来上一把火！可得当心飞来横祸呀！”
所谓“非常任务”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苹果合作社，因为这事，触怒了村里的富农。霍果尔依靠帕柯夫、索斯洛夫和其他几个明白人的帮助，快把这事办成了。许多农民也改变了以往对罗蒙森的敌对态度，这从杂货店里买东西的人数增加上就能够看出来。
这次活动方式广泛，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赞同，就连巴里诺夫和梅戈这类无耻之徒，也来为霍果尔呐喊助威了。
我越来越喜欢梅戈了，特别爱听他优美哀怨的歌声，他唱歌时非常陶醉和专注，眼睛使劲儿闭着，沧桑的脸也忘了颤抖。
在浓云密布没有月亮的夜色中，常常能听到他动人的歌声。
一天傍晚，他小声邀请我：“到伏尔加河上去吧！”
等我来到岸边时，见他一个人已经坐在船尾，两条漆黑的小罗圈腿悠然地垂在黑色的河水中。他正在修补已经禁用的捕鲟鱼的刺网，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地主老爷们欺负我，我还能容忍，谁让人家比你有钱有势呢？然而咱农民还窝里斗，我简直接受不了。都是农民，还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我看就这点不同：我与他们口袋里装的卢布的多少不同罢了。”
在不唱歌的时候，梅戈的脸又开始颤动，眉毛也活跃起来。他那粗糙的手指熟练地使用锉子锉刺钩。看见我站在他身旁，他平静地对我说：
“我是小偷，没错，我犯过法！然而你看看，你看看，现在有哪个人不像强盗一样活着呀，他们互相吞噬，互相咀嚼。哎！没有办法，上帝讨厌我们！魔鬼又捉弄我们，我们这些倒霉人呀！”
整个世界被黑暗包围着，黑色的河水，黑色的云彩，黑色的夜色，对岸青草丛生的草原也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了。只能听见波浪温柔地冲洗着河岸的沙子，河水亲吻着我的一双赤脚，脉脉的河水呀！难道你忍心带我进入那无边的黑暗之中吗？
“人要活下去啊！”梅戈感叹说。
远处传来狗吠之声，我如在梦中一样寻思着：“莫非人类就只能有你梅戈这么一种活法吗？”
伏尔加河孤寂无声。给人的感觉有些阴郁可怕，河面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
黑夜似乎无休无止地绵延下去。
“他们必定会击垮霍果尔，你也小心点。”梅戈提醒着我。忽然梅戈舒展歌喉，打破了夜的沉静：
想起当年妈妈深爱着我她温柔地对我说哎哟，我的宝贝，我的亚沙呀
快快成长吧……
他又习惯性地闭上眼睛，说来也奇怪，这样一来歌声好像也变得更加柔美、凄凉了，他手中的活儿几乎停下来了。
可是我不听妈妈的话
唉呀呀！我怎么不听……
这时有一种惊奇的幻觉浮上心头，我感觉脚下的土地似乎被汹涌澎湃的河水淹没了，我无法控制地滑进到暗无天日的深潭里去了。
梅戈突然停止唱歌，如同刚才他猛地亮开嗓子似的，他一声不吭地推船下水，然后坐上船就消失在浓浓夜色之中了。望着他远去的模糊不清的背影，我不由自主地想：“这样地活着不累吗？”
我的朋友可说是三教九流，各色人都有了，甚至连巴里诺夫也成了我的好友。
他这个人毛病太多了，办事马虎、好说大话、喜欢挑拨离间、整日游手好闲，总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一无是处的无赖。
他曾经住在莫斯科，一提起那段生活，他就气得唾沫乱飞。
“莫斯科和地狱没什么区别，虽说教堂有一万四千零六座，然而那儿的人却全部都是骗子！”
“他们脏得全身长疥，不信你去瞧吧，从商人、军人到市民都是一边走一边挠痒痒。这就是莫斯科的城市特色。”
“是的，忘了，他们还有一个法宝——‘大炮王’，它是彼得大帝制造的，专门用来镇压暴动的人们。”
“甚至有个贵族夫人由于爱情也反对彼得大帝！她和彼得大帝同居七年之后，彼得大帝竟然冷漠地把她和三个孩子抛弃了。”
“你知道吗？老弟！大炮一响立即就结束了九千三百零八条人命！这辉煌的战绩连彼得大帝自己都震惊了”。
“他告诉大主教费拉里特封住那门魔鬼炮，此后大炮就被封了……”
“你全是信口胡说。”
对于我的回答他非常不满。
“上帝啊！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呀！这事儿我可是从一个有学问的大人物那儿听来的，你却……”
他还去过基辅，到那儿朝拜。因此提起基辅，他又有一番权威之见：
“基辅和我们村儿一样建在山区，也有一条河，我记不清楚那条河叫什么名了，当然他们的河与我们的伏尔加河比起来，那条河不过是条小水沟罢了。”
“那儿的街道高低不平，弯弯曲曲，非常不整齐。”
“市民嘛？大部分是乌克兰人。和罗蒙森可不一样，他是鞑靼人和乌克兰人的混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