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清却厚着脸皮安慰他的主子，说什么《天津条约》是作为退兵之计，而想除却夷人的贪婪、真正一劳永逸的计策，绝不是只凭会谈的口舌之争和微薄的利益诱惑就可行的，必须得用兵交战。而现在还不应该动以声色，使夷人不加以怀疑，我军则把天津海口的水陆布防准备妥当，等他们来年北上换约时，再来个一举歼灭。
咸丰望着案头上僧格林沁近日海口炮台工程竣工的奏折，何桂清的以上陈述不禁又使他怦然心动，一个“先发制人”的歼敌方案，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
《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咸丰帝一面筹划“一劳永逸”之计，派遣桂良等人南下进行改约活动，一面命令僧格林沁会同直隶总督瑞麟，在天津海口一带妥为布置。在咸丰的督促和支持之下，僧格林沁等人先在距天津30余里的双港地方，择要扎营10座，修建炮台13座。接着又兴工修建大沽海口炮台，共安设铜制12万斤重炮2座，1万斤重炮6座，5000斤重炮2座，另安放洋铁炮23座。见到几个月之内，津沽海防已焕然一新，大沽与双港“一为前敌门户，一为后应藩篱”，布置已经十分周密，咸丰帝的心头才稍稍宽慰。他传旨赏僧格林沁御用袍褂各一件，交僧之子伯彦讷谟祜送往天津，以示嘉奖。同时，把大沽炮台原设陆路弁兵1600名扩充为3000名，加强海口防御力量。
清政府在津沽一带大张旗鼓地设防，瞒不住英、法侵略者狡猾的眼睛。英国政府早就在给来华换约的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的训令中，明确指示北上换约时一定要带上“足够的海军兵力”。同时，法国公使葛罗也主张武力换约。他公然宣称“中国皇帝是在枪炮威胁下接受这些条件的，其中有些对于他本人和他的庞大帝国，都是屈辱的，致命的，这些条件，只有在暴力下才能实现”。显然，英、法侵略者要迫使咸丰妥协，接受不平等条约也是不惜再一次挑起战争的。
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两位趾高气扬的公使到达上海后，发现咸丰皇帝派来换约的钦差大臣桂良等人已在上海等候多时了。这是咸丰阻止各国进京换约的最后一次努力。咸丰的打算是，派桂良等与英、法另立专条挽回最担心的公使驻京等四项条件，然后将《天津条约》和《通商税则：善后条约》等一同在上海与列强换约。桂良秉呈咸丰的指示，向英、法公使转达了以下的意思：大皇帝派我等来此办理税则，负责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关防已从广东移交给两汇总督何桂清了，而且天津的士绅已经训练好团练，不让轮船驶近拦江沙，如果贵国到天津的船只受到了损伤，我等不能负责；如果再起兵挑衅，那么去年的条约就全部作废，对各国通商没有好处。
这种闪烁其辞的威胁，只能令英、法列强不屑一顾。他们一口拒绝桂良的要求，执意北上。新任的英国公使普鲁斯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气焰嚣张地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们的要求，我已准备武力来索取。”
阻止不行，咸丰又作退一步打算，急令桂良等人马上赶回北京。同时，进一步调兵遣将，并命直隶总督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入京，告诫兵舰不要驶入拦江沙内，大沽海口已经处处设防，如果轻易入口，恐怕难免误伤，狂妄的侵略者根本没把大沽炮台放在眼里。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英国军舰15艘、法国军舰2艘、美国军舰3艘、士兵2000多人，气势汹汹地在大沽口外集结。英国海军司令贺布竟蛮横无理地要求大沽守军在3天内将拦河的木筏、铁戗等障碍物撤去。英国人威妥玛扬言，“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咸丰帝见来者不善，尽管不甘心接受城下之盟，但还是极力避免武装冲突。他命令僧格林沁“切勿先行开炮，借以顾全在局”。皇帝心想，只要夷船停泊拦江沙外，英、法各使少带从人，从北塘登陆至天津，不得坐轿摆队，换约即去，不在京师久驻，给大清天子一点面子，他还是能够宽容以待的。
可英国公使普鲁斯却想抖抖威风，给清政府一个下马威。6月25日下午，英、法联军不顾清政府一再警告，悍然向大沽炮台发动猛烈进攻。联军司令贺布命令以英舰“负鼠”号为前导的联军舰艇蜂拥而上，向横锁海口的铁链冲击，同时，各舰突然发炮，向两岸炮台猛烈轰击。已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的炮台守军忍无可忍，立刻向敌舰开炮还击。
战斗打响后，南北两岸炮台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和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率部集中火力，猛攻贺布乘坐的旗舰“鸿鸟”号。贺布被击中腿部，被迫改乘“鸬鹚”号继续顽抗。
经过一昼夜激战，英、法侵略军损失惨重，已经无力再战了，只得再次南辙。在这次战斗中，清军击沉敌舰4艘，重创6艘，打死打伤英军464人，法军14人，活捉2人。除贺布负重伤以外，他的副手也伤重而死，法军司令也受了伤。当时，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见势不妙，高喊“血浓于水”(即同种族的英、法人比华人亲近)的口号，命令美军士兵前往助战。但在英、法舰队狼狈逃窜后，美国公使华若翰却又重披“中立”伪装，打着“友好”旗号，悄悄从北塘登陆，同清政府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
大沽战事告捷，咸丰帝大喜过望，忙令嘉奖前线官兵。而喜悦之余，他又不免忧虑重重，担心夷人再来挑战复仇。连结的兵祸，是大清国无力承受的。咸丰便又心生一计，想乘获胜的机会，要求英、法按中美《天津条约》的内容办理在上海的换约。不过，咸丰的计策很快又被侵略者的枪炮声淹没了。
英法卷土重来京津陷落
在第二次大沽战事中吃了亏的英、法联军，又于1860年2月卷土重来。这次英国重新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会同法国公使葛罗，以克灵顿、孟斗班分为英、法侵华军司令，组成了新的英、法联军。共由25000多人组成，其中，英军18000多人，法军7000多人，配有战舰和运输舰200多艘(英舰173艘，法舰32艘)，是上次战事的10倍以上。
克灵顿、孟斗班分率英、法舰队从上海开始第三次北犯。先后占领舟山、大连湾和烟台，对渤海湾形成了封锁。并以大连和烟台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基地。
这时，美、俄公使华若翰和伊格纳切夫也连忙赶到上海，表面上仍打着“中立”、“调停”的幌子，暗中却与英、法互通消息，竭力怂恿英、法向中国开战，以便再一次从中渔利。伊格纳切夫还把自己以及其他俄国特务所掌握的有关清军在京、津、大沽等地部署情况，密告给英、法联军的头目。
1860年7月底，英、法联军全面出动，集结于大沽口外。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已经先期到达，并率领4艘俄国军舰到处活动。他们在北塘以上岸购买食物为名，刺探沿岸设防情报，发现北塘毫无戒备，没有设置任何障碍，便建议英、法联军乘隙首先进攻北塘。原来，清政府负责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把兵力和装备大部分集中在大沽炮台，而认为北塘水浅，附近多为盐滩，敌军大船难以靠岸，便对北塘不加防守，仅在北塘后方的军粮城配备了一支轻骑兵。这个军事部署的失误，无疑给英、法联军以可乘之机。
在沙俄公使的建议下，英、法侵略军决定避开防务严密的大沽口，从没有设防的北塘登陆。抄袭大沽炮台后路，然后直扑天津。
8月1日，克灵顿、孟斗班率英、法舰艇30多艘、陆战队5000人，驶抵北塘口，趁防守空虚，未发一枪一炮，就顺利登陆，并占领了北塘镇。咸丰帝获悉后，深感事态严重，急忙命令恒福妥善筹办和议。7日，恒福便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要求约定时间、地点进行谈判，遭到他们的拒绝。英、法公使还强行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
12日，英法军队10000多人从北塘进攻新河和军粮城，与清轻骑兵3000多人遭遇。中国骑兵手执马刀与数倍于己并拥有洋枪洋炮的侵略军展开激战。他们分成小股，避开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冲入敌阵，英勇冲杀，在联军的排枪射击下，几乎全军覆没，3000人的马队只有7人生还。经过几番周折，侵略军才以重大的代价，夺占新河和军粮城。14日，侵略军5000人，动用了炮车200多辆进攻塘沽。塘沽守军发炮还击，奋力抵抗。双方僵持了两个多小时，守军伤亡惨重。侵略军乘机派一部分兵力泅水迂回到塘沽的后面，前后夹击守军。在后继无援的情况下，清军被迫退归大沽北岸炮台，塘沽失陷。
新河、军粮城以及塘沽失守后，基本上割断了大沽守军与天津的联系。英、法侵略军一方面把舰队由北塘向大沽海口集结，集中火力从正面猛攻；另一方面从陆路攻打大沽口炮台的后面，大沽炮台腹背受敌。
咸丰帝正被南方太平军攻克苏州、常州，席卷吴中大地愁得焦头烂额，一听到塘沽失守，咸丰不禁心惊胆战，他首先想到的是京城安危，连忙下旨僧格林沁，不要“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类拼命，太不值矣”。同时，他还派人前去北塘口，请求英、法公使进京换约。但这时才妥协却为时太晚了。
8月21日凌晨，英、法侵略军集中所有炮火，向大沽北岸炮台发动进攻。直隶提督乐善率领部下坚守阵地，奋力还击，从早晨5点到8点，炮火始终没有中断。后来，由于各个炮台火药库陆续中弹起火，炮台上浓烟弥漫，守军被烟火遮住了视线。乘着清军炮击转慢的机会，英、法侵略军万余人乘势分为两股向炮台猛扑了过来。乐善率领守军用鸟枪、抬枪和长矛、弓箭拼死抵抗，并与逼进的敌人展开肉搏。官兵们奋不顾身，没有一个人临阵逃跑。当敌人已经深入炮台内部时，守军还从附近房屋和草棚中射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大沽北岸炮台陷落，主将乐善力竭捐躯，守军大部分阵亡。这次战斗，清军伤亡近千人，英、法侵略军也遭到了重创，死伤400多人，其中包括17个英军军官和6个法军军官。
得知北岸炮台失守，据守南岸炮台的僧格林沁料想南岸也防不住，就把防守营城和南岸炮台的马步官兵全部撤出，向天津退却。僧格林沁在退走时把南岸炮台交给恒福，本指望其抵挡一阵，不料，僧王前脚刚走，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了免战白旗，自己跟着后脚溜回天津。原来还以为会有一场恶战的侵略者，不费一枪一炮就获得了炮台和全部军火物资，也就更加野心勃勃了。
英、法侵略军占领大沽炮台后，第二次大沽战事中吃了败仗的贺布率领先头部队乘炮舰溯白河而上，直逼天津。僧格林沁又以须同敌军“野战”而不能“株守营垒”为名，命双港、天津一带守军以及大沽炮台撤出的清军退到通州一带。英、法联军于是长驱直入，又是一枪一弹未发，就占领了天津城。
英、法侵略军攻占天津以后，巴夏礼和贺布以占领者的姿态发布了告示，宣布对天津实行军事管制，官吏仍留原职，但一切大小事务都由巴夏礼全权负责。恒福为首的天津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成为了英、法殖民者的傀儡政权。他不仅委派反动绅商大汉奸张锦文等人，像1850年第一次大沽战事时那样，设所谓“支应局”为侵略者筹措给养，而且还指使“团练局”镇压天津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天津陷落的当天，也就是8月24日，咸丰帝为了避免英、法联军继续北上，赶忙派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并令桂良马上赶到天津，同英、法议和。英、法侵略者向清政府提出了除全盘接受1858年《天津条约》外，还要接受增加赔款、进京换约、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新的条件。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极力怂恿额尔金和葛罗，提出一种使清政府不能接受的条件，以便使谈判破裂，借口进攻北京，来获取更大的殖民利益。所以，所谓谈判，实际上是英、法侵略者以进攻北京作要挟，不断提高价码进行新的勒索。清政府为避免北京遭劫，步步退让，答应新的勒索。桂良表示全部接受英、法的条件，并已根据这些条件拟了一份条约草案。英、法侵略军却撕破脸皮，胡乱以桂良、恒福谈判权力不够为借口，悍然中断和谈，向通州进犯。清政府为了阻止英、法军队北进，连忙又派了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前往天津。不想，英、法联军已经逼近了拱卫京城的最后一道门户——通州，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声称：天津地区，议和必然会耽延时日，应就近商订为便，要求到通州谈判。而这时，载垣一行已过了通州。他们向英、法联军提出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商议，又遭到英、法联军的拒绝。载垣只得半途折回通州。
英法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额尔金节外生枝，派了巴夏礼到通州，提出：英、法公使在换约时要各带1000人作卫队，英、法联军要一直前进到靠近通州的张家港。载垣、穆荫很快答应了这些条件。但是，英、法侵略者并不想真达成什么协议，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直接向北京进攻。9月17日，额尔金、葛罗再次派巴夏礼到通州，向载垣、穆荫提出了两个新的条件：一是到京后要面见咸丰帝，亲递国书；二是要清朝政府立即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前一条，咸丰认为是“国体所在，万难允许”，如果要坚持亲递国书的话，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这是大清天朝上国最后一点点体面了，无论如何也不肯迁就。至于后一条，简直是要使北京完全解除武装，为侵略者长驱直入扫清道路，清政府更加难以答应。载垣试图同巴夏礼交涉一下，巴夏礼竟然装睡，不予理睬。第二天，巴夏礼再次无礼拒绝谈判，率领卫队离开通州。他们还没有走出中国军队的防区，英、法侵略军就突然发炮猛轰张家湾、八里桥一带的驻军。
当时，驻扎在张家湾、八里桥一带的清军共有3万多人，大都是从黑龙江、吉林、察哈尔、直隶、山西等地临时拼凑而成的，由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英、法联军发动进攻后，僧格林沁下令扣押了巴夏礼一行，并把他们送往北京囚禁起来。僧格林沁这种鲁莽的行为，使侵略者进攻北京找到了新的借口。18日，英、法军队利用密集的枪炮，首先攻陷张家湾、占领通州。21日，他们又对距离北京城仅8里的入京要道八里桥发动总政。在八里桥驻军的勇猛还击下，英、法侵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转回通州修整待援。半个月后，英、法联军得到了休整补充，再次进犯，八里桥失陷，僧格林沁骑马抢先撤退，冲乱了自己的队伍，造成极大混乱，正好被英、法军队利用，乘胜直逼北京城下。
忙于趁火打劫，对清政府威逼利诱的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又偷偷将沙俄教士秘密绘制的北京详图送交英、法联军，煽动他们早日进攻北京。但北京城墙高大，城内还有好几万清兵，侵略者估计不容易攻破，于是，就提出要占领北京一个城门，让他们自由进出，作为议和条件。当时，咸丰已经逃往承德，留守的恭亲王奕见兵临城下，恐怕抵抗不力，损失更惨，便答应了这一要求。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占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