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今河北晋县人，是我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谏臣。他精通文史，博学多才，品德优良：以社稷为重，刚直不阿，不计个人得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头脑清醒，多有诤谏，被唐太宗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魏征著名的治国方略。
1．道尊于势，成功安民
魏征的行事原则，在于“根于道义”，只有从思想上让人认同才是真正的认同，这为他以后的直言进谏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也因此得到了民心。
魏征以其犯颜直谏的行动，帮助李世民建立了贞观之治的千秋伟业，也赢得了历代士人对他的尊重和颂扬。
魏征的成功在于他的“根于道义”，他并没有高贵的血统，也没有政治实力，更没有钱财，甚至也没有上阵杀敌的战功。他唯一的作用就是进谏，他进谏得以取得很大程度上的成功，除了依靠“道义”之外，竟没有其它可凭藉的东西。因此，魏征能够坚持十七年对皇帝不断进谏，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动摇，想必一定对儒学“道尊于势”的原则有深刻的理解。
道，实际是一种对传统的解释与认识。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反映出对原始自然观念的留恋，也说明“道”所具有的文化传统意义。中国的士人“无恒产而有恒心”，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除了凭藉他们在礼乐诗书方面的长期训练去争得生存地位外，再无其它办法可想。“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可见庄子所谓“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不过是不同阶级、阶层的士人，对传统作出不同的解释，如“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士人对于传统的解释对于社会是有影响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说明庶人之议，即士人对传统的解释，本是“天下无道”的结果。这样一来，士人便成了“道”的物质承担者，如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人既然是凭藉“道”来争得他们的生存地位，自然要推崇道的本源，即传统观念的力量。《淮南子》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这就是指出了士人们总要借古讽今的原因。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便是以“吾从周”标宗，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虽然孔子为士人规定了“任重而道远”的义务，而且抱以“杀身以成仁”的信仰，却又不得不承认士人所凭藉的道只有与统治者手中的权势相结合才会发生作用，于是，士人不能不设法做官，使“道”依附于封建权势，成为封建统治者压迫、奴役人民的工具。孔子所强调的“仁”，本是与古老氏族伦理情感相联系的群体意识，即说大家都是同一祖先的儿女，彼此之间应当相亲相爱，虽然阶级对抗使这种“爱”变得虚伪，却仍不失为一种协调人际关系的精神力量，这样统治者尽管可以名正言顺地统治臣民，却又不能不做出“爱人”的样子，至少要轻徭薄赋，不得杀鸡取卵。于是，这个本来是帮助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道”，与赤裸裸奴役人民、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势”便会产生分歧，甚至是矛盾、冲突，结果，“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如何，成为中国士人面对封建君主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士人之所以能够在封建君主面前争得一席之地，例如魏征在唐太宗面前可以尽量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因为他代表了“道”。任何封建统治者都明白：仅仅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形成的“势”并不足以维护住他们的统治地位，还需要“道”来证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即需要士人对他们的封建统治给予精神的支持。李世民大讲“为君之道”，实际是保证其统治“合法性”的最强有力的措施。不过，士人虽然自称懂得“道”，却不可能用一种物质形式将“道”呈献给封建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道”始终是士人以其个人的自重自信自尊表现出来的。如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士人自以为有行仁义的“天爵”在身，便必须轻视封建统治者赐予的“人爵”，“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始终保持对“道”的追求，对“失道”进行批评，避免“枉道以从势”现象的发生。虽然当“道”与“势”发生矛盾冲突，封建统治者的野蛮镇压迫使士人被迫将治国平天下之道转为内向“修身”，甚至如《大学》所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知致其知”，但是，士人却始终不肯放弃对“道”的推崇，仍然希望“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即用对文化传统的理解认识，去开导封建统治者，所谓：“为帝王师。”这个“道尊于势”的认识在中国士人中演化成传统观念，指导他们前赴后继，用我们民族的智慧结晶造福于后人，而魏征在这个前赴后继的行列中，显然有着极为典型的意义。
由于魏征坚持道尊于势，所以，他与李世民相处，并不因为是臣下侍奉国君而自觉卑贱，相反，总是以一种共同论道的态度，大胆地表示自己的意见。魏征与李世民最初见面，是玄武门之变后被李世民指以“离间吾骨肉”的罪名，魏征不但不服罪，反说：“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丝毫不后悔曾效力于李建成这段历史。当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掩耳盗铃地礼葬李建成、李元吉时，“魏征、王珪表请陪送至墓所”，以示尽忠之意。李世民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魏征立即补充说：“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要求唐太宗从自身做起，为天下表率。李世民问何为明君？何为暗君？魏征告诉他要“兼听纳下”，才为明君。即使在李世民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时，魏征也从不歌功颂德，总是要李世民居安思危。
同时魏征提出了他对“道”的尊崇。在他看来，作为君主，必须居安思危，不断行尧、舜之事，不可固步自封，以为大功告成，转向骄奢作为臣下，必须不断以进谏来“尽其忠节”，不可仅想着“苟全官爵”。他认为’，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是最为重要的，是群臣上下相效，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为君、为臣之“道”。放弃了这个目标，君不能“明”，臣也不会“直”，国家便会由盛人衰。因此，一切荣誉、地位、物质享受都不是最终目的，道之长存，则国运永昌。魏征自认为懂得了“道”，于是自重自尊，他总是以批评、警告、劝诫方式向李世民表达自己的见解，实现自己“为帝王师”的人生价值。凭藉“道”的力量，魏征争得了自己与李世民共同议政的对等权力。封建专制政治体制规定的臣下对君主的绝对服从稍有改变，儒学所保留的那一点点原始民主制遗风多少得到弘扬。这是魏征得以在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魏征以一个士人的身份维护道尊于势的原则，自然会使得“士气高涨”。不过“士”气太高，对于封建专制皇权，却是一种限制；而且，士人也绝无可以与封建皇帝相提并论的理由。于是，一方面，魏征将道尊于势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自尊、自重、自信上，对李世民仍以一个忠臣侍奉国君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魏征也注意只在当时政治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议论朝政，并不去触动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体制本身。魏征在李世民手下做过谏议大夫、尚书右丞、门下给事中、秘书监、门下侍中等官职，基本上没有直接掌握过行政权力。其中门下侍中是唐三省六部制中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依唐制，中书省制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在这个宰相系统中，门下省的作用显然是最不重要的，不过是对政治决策起一种参谋作用。虽然李世民对魏征曾经极为信任，如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全国最重要的畿内道没有适当人选任职，李世民问：“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尚书右仆射李靖说：“非魏征莫可。”李世民立刻生气了，他说：“朕今欲向九成宫，亦非小，宁可遣魏征出使？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不？何因辄有所言，大非道理。”不过，魏征却没有得到任何直接掌握哪一方面行政权力的机会，或说，不可能为自己经营起什么政治势力，这样，对封建君主的统治，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唐太宗便也比较放心。以魏征的才力，做独挡一面的官是可以的，但他偏偏不做，而且，门下侍中做了三年便以“目疾”辞去，显然有他个人的认识。他本是以对唐太宗不断进谏而发生政治作用的，以“道”约束“势”是他之所长，若以行政权力与皇帝的命令相抵触，反而会遭祸。魏征明白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的条件下自己的位置所在，于是他宁肯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势，而选择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处的“道”，实际是一种老谋深算的作法。他限制了封建专制皇权的过分膨胀，却不是为了个人从中分享一点利益，更是证明他作为“忠臣”的理由。
[今用]：“道尊于势”是魏征政治思想的核心，它贯穿于魏征智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今天，我们提倡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讲取法的就是遵尊于势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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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为邦本，藏富其中
魏征在辅佐李世民期间，深知“民”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根本因素，后来他所倡导的“保民为而王”政策，经多年实践仍是成功之举，也体现了他的卓越智慧。
魏征在与李世民相处的过程中以道自重，又帮助李世民制订了“征武修文，时墓中国策”，可是，他仍不能不把儒学作为向皇帝进谏的依据，实现他“为帝王师”的人生追求目标。早在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与魏征讨论儒学的政治意义。李世民说：“周孔儒教非乱计之所行，商韩刑法实清平之秕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也。”魏征指出商鞅、韩非的法家学说“权救于当时，固非臻化之通轨”，只有以儒治国，才能行“王道”。所以，李世民早在贞观二年六月便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魏征便处处以儒学经典为根据，对李世民不断提出批评建议。作为贞观之治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受到魏征依据儒学经典提出的“保民而王”主张的极大影响。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与中国古代氏族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论理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农业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协作，于是氏族首领以家长的身份担任了生产的领导与组织的工作，进而随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占据“王”的地位，王作为家长式的统治者，便有其镇压、统治、作威作福的权利，也有着庇护其臣民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结合，本是周礼的基本意义，孔子在“礼崩乐坏”时企图以思想影响去“克己复礼”，不能不对权利与义备作出解释。对于统治者的权利，孔子是全力维护的，他有着许多反对“犯上作乱”的言论。对统治者的义务，孔子也不敢回避，有许多提倡“爱人”的见解。既主张维护上下尊卑分明的宗法等级制度，又反对过分残暴的剥削压迫，由此构成了儒学的政治特色。继承孔子学说的孟子正逢战国争锋的时代，各国统治者为求富国强兵，允许士人纵横献策，给了孟子将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的机会。孟子仍然站在维护统治者权力的立场上，但是，他却更加强调这种权力必须与其义务相结合才会具有“合理性”。所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要求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要听政于国人，要轻徭薄赋，直至“乐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孟子的全部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保民而王。”即统治者要想守住天下，必须庇护其臣民。为了使统治者承担其义务，孟子认为儒学士人应当发挥其“为民请命”的作用，“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些“不召之臣”，就是以“温和批判”形式提醒统治者不可志记其义务的士人，他们“说大人则藐之”，固然是“道尊于势”的自尊所致，却也是出于“保民而王”的政治目的，魏征既然引导李世民“以儒治国”，自然不能不实践孔子“保民而王”的主张，这便也形成了贞观之治时李世所提倡的“君道”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讨论魏征的思想，总要列举有关“保民而王”的例证，并对之作出与当时政治需要相一致的解释。
魏征的时代与孔孟的时代稍有不同，孔孟之时，正值封建土地私有制兴起，导致以土地分封制为基础的各种统治秩序动荡不安。魏征则是面临隋末农民战争的风暴之后，国家满目疮夷，亟待恢复的局面。孔孟将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着眼于统治者行使其权利与义务，以“仁政”而得人心，最后统一天下。魏征则将国家的兴旺发达的希望，寄托于唐太宗“先存百姓”的政策实施，这与孔孟的办法又极为相似。
后来魏征又进一步引导李世民将“保民而王”的政策保持下去，他曾对李世民说：“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又安，未甚充实。”李世民于是懂得了“先存百姓”便必须让百姓“休养生息”的道理，他在贞观三年四月下诏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迩休息，得相存养。”并在贞观五年重复魏征的意见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在取得了共识后，魏征便将其“保民而王”的理论，从皇帝与臣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他力图让李世民懂得：封建帝王虽然拥有骄奢的权力，却又有“自节”的义务，如若欲壑难填，势必“扰民”而招致祸乱。魏征并不否认李世民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却不允许李世民为夸耀自己的成就而使人民受苦。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庇护臣民的义务与其权利不能分割，只要是做皇帝，便必须不断庇护臣民，不能因为功高德重就可以为所欲为。魏征以其政治实践体现了“为民请命”的原则，“保民而王”尽管是对封建统治者而言，但是，作为臣下要皇帝不忘记自己的义务，唯一的办法就是这种“为民请命”的举动。虽然中国儒学士人因人而异，对“为民请命”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但是，克服困难，超越自身，去为人民争得一线生机，却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