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很早的时候，大概还在氏族部落向地域国家过渡时期，因为人口还不多，大家都在较为平坦的土地上耕作。当时把长百步、宽一步的土地称为“亩”，长、宽各300步的土地称为“井”。每“井”约900亩，其中的100亩为“公田”，其余800亩分给8家耕种，为“私田”。这8户人家首先要在公田上耕作，以力役形式向国家纳税，公田事毕后，才能在自家的地里劳动。这8户人家长期在一块相对完整和连接的土地上作息，自然形成较为密切的关系，故又称“井”为“邻”。据《尚书大传》说，黄帝时，已经创行“井田制”，并以此编管人口，即井一为邻（8户），邻三为朋（24户），朋三为里（72户），里五为邑（360户），邑十为都（3600户），都十为师（36000户），师十为州（360000户）。并且说，“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即直到夏朝和商朝，都沿用此法。
夏朝和商朝是不是真的如此，已难详考。但从金石文和甲骨文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窥见到那时确有井田制存在，而夏商以后历代的户口编制则是史有明载的。比如，周朝有前已提到的“乡党制”，战国时一些诸侯国有“三国五鄙制”，秦国有“什伍制”，秦汉时有“乡亭制”，两晋南朝有“乡里制”，北魏有“三长制”，隋唐有“里保制”，宋代有“保甲法”，金代有“猛安谋克”和“里社制”，元代有“锄社”与“坊乡制”，明代有“里甲制”，清代有“保甲制”。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到清代，用大同小异的组织形式将人口编制起来，虽然名称不同，但沿革有序，一脉相承。
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战国以前，由于王朝能够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土地有限，那时的户口编制，是与国家行政管理层级完全一致的。秦始皇统一全国，创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情况较前有了变化。从广义上讲，郡、县也是一种户口编制，但历代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建制，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权机构。县以下的户口编制，除特殊时期外，不属完全意义上的政权机构。因此，上表所列历代户口编制，秦以后主要是县以下的基层户口编制，不涉及县以上的行政层级。
历代户口编制中，还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个是种族有别。这在周朝的户口编制中看得很清楚。据《周礼》，周朝户口编制的原则是“体国经野”。所谓“体国经野”，就是把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分为两大部分，王城及其四郊以内的地区，称为“国”，安置本族人口和部分归附的殷商贵族，国中人口编制在六乡之中；王城四郊以外的地方，称为“野”，迁徙部分被征服族人口，编制在六遂之中。这样，形成以“国”统“野”的乡遂制。春秋战国时齐国实行的“三国五鄙制”，与此相似。金代的“猛安谋克”和清代的“八旗制”，也都含有贬斥异族的意思在其中。
另一个是城乡之别。大致而言，隋唐以前，“国”与“野”、“畿内”与“畿外”的户口编制，既有种族之别，也同时是城乡之别。隋唐以后，民族融合程度空前提高，人口的地域杂居现象已很普遍，住在城里的人和住在乡村的人，已没有从前那种清楚的本族和异族之别。同时，工商业比较繁荣，城乡经济的二元发展已显端倪。在户口管理中，需要城乡分而编制。比如，唐代户口编制中，就有里（乡村）、坊（城市）之别，宋代有乡、都之分，明代则明确规定，“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把城市、郊区、农村，划得一清二楚。
至于历代编制户口的目的，以及它在实际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接下来将要分而论之的。总的看，历代编制户口的目的，不外乎寓兵于民、维持治安、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劝导风俗等等。而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也比较规范，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弛，徒有其名，甚至名实俱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