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名者，实之宾也。
【译文】“名”是“实”所派生出来的次要的东西。
名声是别人加给的。一般说来，名与实是相符的，一个人的名声和他实际所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
做事情不能图虚名，不能摆花架子，而要以追求实效为第一，这样才是真正的做事精神。
名名不是虚荣，虚荣是一种内心的虚幻荣耀感，会使人脱离现实看世界；而名名是别人加给他的一种名誉，一般来说，名与实是相符的，一个人的名声和他实际所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
但是，有些人获得了名誉之后，就不再发展自己的才能，也不再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名誉就和实际渐渐地不相符合了，也就成了虚名。
虚名会使人放弃努力，沉睡在他已经取得的名誉上，不思进取，最后将一事无成。中国古代有一个伤仲永的故事，说的就是被虚名所误的人生教训。仲永小时候是个神童，过目不忘，能吟诗做赋，被人称颂，成为一时的名人，可是仲永成名之后，沉醉在虚名之下，不再刻苦努力地学习，渐渐地长大成人之后，就和一般人一样了，他的那些天赋、才能也都离他而去了，一生无所作为。这就是虚名可以毁掉人生的例子。
还有一些人取得名誉之后，就不顾自己的实际，拼死拼活地要维护自己的名誉，结果，早早地就被名誉累死了，这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一位作家朋友，极看重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得了肝病，不愿告人，也不去诊治，将病情当秘密一样守护，惟恐自己给人留下一个弱者的印象，结果到了挺不住的那一天已经晚了，被人送进医院不到两个月便与世长辞，年龄不过43岁。可以说，他是被自己的名气累死的。
图虚名者是不能获得大胜的人生的，因为虚名误事，不少有权有势之人就是因为好大喜功而落到身败名裂的境地。敢于直言的魏征不图虚名，追求为百姓办实事，出实效，切实为大家的利益考虑，因而办起事来就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唐初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政策，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军事上实行“府兵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太宗多次下令免除百姓的赋税劳役。他还特别注意减轻刑罚，让老百姓在比较缓和的社会气氛中生活。这在古代被称为“慎刑”。
隋朝立国之初，文帝制定的法律是比较宽平的。到炀帝时则使用严刑峻法强化统治，结果弄得“民不堪命”，四处起来造反。唐高祖在位时制定的法律，基本恢复了隋初的宽平。唐太宗特别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下令对法律再加修订，有些条文进一步改重为轻，原来规定判处绞刑的某些罪，改为流放服劳役；判处斩首的罪人，要由宰相和六部尚书讨论决定，须经过5次复奏才可执行，以免出现错杀冤狱。“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这是太宗规定的立法和执法原则。
但是，李唐皇族本乃世代武臣，太宗本人年少时长于骑射而不精学业，带兵打仗恃勇斗狠，英武过人，称帝后也还是容易激动使气，常因一时喜怒而滥行赏罚。他也自知这样做的后果，因而多次要求大臣注意向他提醒。
贞观初年，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追赃和解职处分。他因自己是秦王府旧人，就向太宗求情，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太宗派人传话说：“你是朕的旧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迫，朕送你100匹绢，你继续当刺史，今后自己可要检点才好。”这显然是越法而徇私情。魏征知道此事后，立即进谏批评道：“庞相寿贪污违法，不加追究，还要加以厚赏，留任原职，就因为他是陛下的旧人。而他也并不以自己贪污为罪过。陛下为秦王时旧人众多，如果他们都学这个样子贪赃枉法，就会使廉洁的官员感到害怕，影响吏治的清明。”太宗看过奏章，不得不改正对庞相寿的宽纵处理。
贞观六年（632年）三月，太宗行幸九成宫。返回时，随从的宫女先行，住在围川县（今陕西扶风）的官舍中。仆射李靖和侍中王硅随后到达，地方官员让宫女移住别处，腾出官舍让李靖等人住宿。太宗知道后生了气：“难道让这些人作威作福，为何轻视朕的宫人！”下令要查办地方官员。魏征劝阻道：“李靖和王硅都是陛下的亲信大臣，宫人不过是皇家的奴仆。大臣到地方府县，官员要向他们请教朝廷的法度；大臣回到京城，要向陛下奏告百姓疾苦。官舍本来就是大臣会见地方官员的处所，地方官员也不能不去拜见大臣。至于宫人，她们除了供役之外，并不接待来访者。如果因此而查办县中官吏，就会使天下人感到惊讶。”太宗一听，立即省悟，就按下这件事不再过问。
不久，长乐公主要成婚，太宗因她是长孙皇后所生，准备办一份丰厚的嫁妆，比当年他的妹妹永嘉长公主（李渊之女）增加一倍。魏征知道后又进谏道：“这不可以。当年汉明帝封皇子时说，我的儿子怎能跟先帝的儿子比。封的县数比光武帝的儿子、明帝自己的弟弟少一半。史书上将这事当作美谈。当今皇上的女儿称公主，姐妹称长公主，既然加了一个‘长’字，就是表示尊崇的意思。感情尽可以有深有浅，但礼法却不能超越。陛下现在这样的做法，与汉明帝比起来，恐怕是大大的不如吧！”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长孙皇后也表示同意，并派人送钱40万、绢400匹，作为对魏征的赏赐。
曾在隋朝任官的郑仁基有个女儿，容貌美丽又富有才学，长孙皇后奏请把她聘为充华（后妃名号之一），太宗同意后，下了册封的诏书。魏征知道郑家小姐已经许配了夫家，就进谏劝阻道：“陛下身居楼阁之中，就应希望天下百姓有安身之屋；陛下吃着精美食物，就应希望百姓也饱食不饥；陛下看看左右妃嫔，就应希望天下男女及时婚配。现在，郑家女儿已经和人订婚，陛下却要将她纳入宫中，就难道合乎为人父母的心意吗？”太宗一听，立即表示自责，决定停止册封。但有人提出，郑家小姐并未出嫁，而且诏书已下，不宜中止。和郑家姑娘订婚的陆爽本人也上表说：他和郑家并无婚约，是别人不清楚在乱讲。太宗再次征求魏征的意见。魏征如实指出：“这是陆爽心里害怕陛下以后会找他的麻烦，才违心上表的。”于是，太宗重又下了一道敕令：“今闻郑家之女，先已受礼聘，前出文书之日，未详审事实。此乃朕的不是。”果断地收回册封诏命。
瀛州刺史卢祖尚被改任交州（今越南北部）都督，受命后又反悔，以身体有病不愿前往。太宗派人去劝说，又亲自面谈动员，卢祖尚仍不肯赴任。太宗一怒之下，将其处死。事后太宗感到后悔，觉得没有依法处置，太过分了。后来，他与大臣议论北齐皇帝高洋，魏征借此话题批评太宗说：“高洋嗜酒昏狂，残暴淫乱，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也有一点长处，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如果自觉理亏，也还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太宗听出其中话意，自责道：“卢祖尚抗旨固然有罪，但依法不至于处死。朕一时发怒便杀了他，看来连高洋也不如了。”
名相魏征若只是徒慕虚名，大可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给李世民上谏。他只须为表面的太平盛世歌功颂德，锦上添花即可。但魏征没有这样做。他以一贯的实在作风遇事从不从自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而是更多地办实事，出实效，为江山社稷着想，为百姓谋利。百代之后，青史仍留魏相之名，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名誉毕竟是人的身外之物，虽然很重要，但是，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追求身外之物的名誉，而影响、损害、甚至送掉性命，就是舍本逐末。
我们社会上有很多先进人物，他们常常在这种名誉下，生活得很苦很累，失去了常人生活的乐趣，总是想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这就像给自己带上了名誉的枷锁，失去了生活的自由，也失去了生命的本真。
不为虚名所累，就是一切以人为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不要被眼面前的花环、桂冠挡住了前面的道路，你应该毫不犹豫地拨开这一切身外之物，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事，不因小成就而妨碍自己的大成功，这样，才能使你获得真正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