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出了“结构”与“功能”的概念。涂尔干大量地利用了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特别是专门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土着居民，分析他们的文化现象，找出其中的某一事物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最早提出了“结构”与“功能”的概念，从而为后来的人类学结构学派和功能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主张用共比法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方法是人类学上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涂尔干主张用共比法，这不仅仅是比较的方法，而且还是说明的方法。共比法指出，对于人类各种社会形态，决不能随便抽出一点来进行任意比较，而必须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即同一社会形态的才能比较，这是比当时其他人类学派的高明之处。
（4）对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涂尔干认为原始社会最早的组织是原始游群，从原始游群发展为不以地域为基础的氏族集团，同一氏族的成员相互禁止通婚；氏族是先有母系氏族，后有父系氏族，以氏族为基础形成部落。人类社会初期没有家庭制度，氏族是社会基本单位，家庭是后来从氏族中演化出来的，对原始社会形态做了比摩尔根更深入的阐述。
（5）对原始宗教研究的新观点。涂尔干认为人类在最早的原始游群时期，无所谓宗教，只有到了氏族阶段，才有了最早的宗教。根据澳大利亚土着人的图腾信仰，他还揭示出，最早的图腾宗教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图腾信仰，即凡是氏族集团都有自己的图腾信仰，而图腾是某种动物或植物的象征化和宗教化，是氏族赖以维系的重要因素。同时，涂尔干还将整个原始宗教分为两大阶段——氏族宗教与部落宗教，这对宗教史的研究是一大贡献。
涂尔干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上他却宣扬种族优劣论，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四、布朗、马林诺夫斯基与英国功能学派
1．英国功能学派产生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殖民帝国受到民族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殖民统治陷入了严峻的危机。英国政府急需寻找新的统治方法以挽危局。当时人类学流行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等都不能满足英国殖民统治的需要，他们希望人类学家能为殖民统治提出新的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以维持殖民统治。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功能学派应运而生。
什么叫功能？在功能学派看来，简单地说“功能”就是“满足需要”，就是事物与制度的“作用”。认为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不可缺少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张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互相联系着的网”，其中每一个现象，都像生物机体的每一个器官一样具有一定的“功能”。
2．布朗与英国功能学派
布朗（RadcliffeBrown，1881-1955），生于英国伯明翰，在大学时专攻人类学，先后于1898年和1900年专程赴法国学习社会学，受涂尔干的影响很深。1906-1908年到安达曼群岛进行初次人类学田野考察，后又去澳洲西部、南太平洋、南非等地做田野调查，1935年10月到中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三个月，1937年任牛津大学教授，1937-1941年担任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院长。他的主要着作有《安达曼岛上的居民》（1922）、《民族学方法和社会人类学》（1923）等。
布朗对人类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上。布朗认为不应有一个文化的学科，只能把文化作为社会体系的一个特征来研究。布朗最感兴趣的是作为社会体系一部分的社会结构，他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界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理论构架。他说社会人类学的“兴趣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4]因此，他认为应该研究社会而不是文化，文化是抽象的。
布朗又认为“结构这个概念是指在某个较大的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相互之间的组合”[5]。这种结构功能论推及社会，“在社会结构中，被认为是社会生活行动者的单个的人，即个人是最终组合，社会结构就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人的配置而组成”[6]。布朗给社会结构下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并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部分。布朗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有三个部分，一是社会形态学的比较，即研究社会结构有多少不同的种类，有何异同，如何进行分类；二是社会生理学，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发挥其功能，怎样维持结构体系，各种现象如道德、法律、礼仪、宗教、政府、教育科学和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三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新型社会结构的产生。
3．马林诺夫斯基与英国功能学派
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曾获奥地利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到莱比锡奥斯特瓦尔德理化实验室从事研究。其后，在养病期间偶然读了英国人类学家费雷泽的《金枝》，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于1910年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改行从事人类学研究。1914年9月-1915年3月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进行田野调查，此后又于1915年6月-1916年5月和1917年8月-1918年8月两次到特罗布恩德岛进行田野调查，1924年任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讲师，1927年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1939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着作有《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1926）、《蛮族之性生活》（1929）、《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1925-1926）、《文化论》（1931）、《文化变迁之动力》（1935）等。
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强调社会结构主义不同，他强调的是文化的功能主义。从“功能”出发，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文化”学说。他认为所有的文化特点都有其正面的功能（Positivefunctions）。文明的每一种类型以及风俗、物品、观念、信仰都在履行某些重要的功能，都有某种任务要完成，都代表着一种工作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大凡涉及个人行为和文化制度的问题，均只限于寻找或说明这些行为和制度有没有功能以及如何发生功能。同时，马林诺夫斯基还把“功能论”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是从事田野工作和比较分析不同文化现象所必须具备的，运用这个工具可以研究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对文化作深入的分析。
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化，认为所有文化基本上都是可以比较的，并视各文化为一封闭体，对此封闭体进行研究和解释是文化人类学的任务。此外，对某一特殊文化的经验性研究也会有助于了解文化的普遍现象。
从“功能”出发，马林诺夫斯基还就文化的性质作了诠释。他认为文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是人类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文化的内在性质就在于它的功能。
根据文化的功能性质，他又提出了“文化迫力”的概念，指出人类社会首先要满足人类对营养、传种、安全等等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就叫做“基本的文化迫力”，人类的这些基本要求迫使人类必须要采取文化的措施来满足这些基本需要。他还认为，人类的需要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基本形式：一是生活需要，如吃、穿、住等；二是社会需要，如习惯法、法律等；三是精神需要，如艺术、教育等。这三种基本形式构成了相应的三种“基本的文化迫力”，依次分为一、二、三级，或称为直接需要的迫力、间接需要的魄力和再间接需要的迫力。
从“功能”出发，马林诺夫斯基从文化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各社会器官满足社会有机体的需要着手，将文化的功能分为八个方面：一、经济；二、政治；三、教育；四、法律和秩序；五、知识；六、宗教和巫术；七、艺术；八、娱乐。
从“功能”出发，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如果没有结构，文化的功能也就不能发挥。他用生物学上的解剖学作比喻，提出了文化三因子的文化结构理论。所谓“三因子”，就是三个因素，即器物（物质）、社会组织（制度）和精神（思想）。三因子间的关系是：器物是基础，精神是核心，社会组织是关键和主干起联系器物和精神的作用。同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功能与结构的关系就是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一体化的纵横关系，其中横向的八个方面的功能呈现的是动态，纵向的三因子结构则相对是静止的，这两者必须互相适应，即结构与功能——三因子和八功能必须能统一。在三因子之间和八功能内部，也是一体化的关系。换言之，就是说制度与需要必须相适应。
此外，马林诺夫斯基主张走出书斋，到活生生的社会里去研究人类社会，并身体力行；他强调用理论指导田野调查工作，强调在田野调查前先进行科学假设，增强调查的目的性；强调必须经过全面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调查方法；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也开人类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五、博厄斯与美国历史批判学派
1．博厄斯与美国历史批判学派的产生
19世纪90年代，继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之后，西方人类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历史批判学派。它的创始人是被誉为美国“民族学之父”的弗郎兹·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
博厄斯（旧译波亚士或鲍亚士），原是德国犹太人，早先学自然科学，攻读物理学和地理学，获基尔大学博士学位。1883-1884年，他参加了对大西洋巴芬岛进行的田野考察，第一次接触到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从此开始了他终身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生涯。博厄斯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一生写过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初民心理》、《种族、语言和文化》、《原始艺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和由他主编的《人类学教程》等着作。
博厄斯还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教育学家，培养出大批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一流的学者。他特别注意培养女人类学家，在他的鼓励和培育下，美国出现了不少像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米德（M．Mead）等卓有成就的女人类学家。从19世纪末到现在，美国大多数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博厄斯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是：
（1）最早提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博厄斯是最早提出人类学研究目的和任务的人类学家。关于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他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一书中提出“（是）关于人类和他的历史”，是“必须包括人的形体发展的历史，人的生理学上的功能，思想和文化”[8]。为此，“需要一种年代学的继承形式的知识和对变化情况的了解，而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获得这些材料”。在此基础上，博厄斯认为人类学的任务主要是：重建人类历史、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探讨变迁的动力。[9]博厄斯提出的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三大任务，是一种有远见、有气魄的科学建构，对人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2）提出了“历史特殊论”
关于历史，博厄斯强调说：“每个文化集团（族体）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该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他认为拟构人类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必须从研究每个族的历史开始。[10]
（3）反种族主义的社会政治观
博厄斯还是一个反种族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站在争取正义、争取各族人民平等，反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边。他写了许多论文以及着作从理论上系统地对种族主义加以驳斥。
2．美国历史学派的基本理论
（1）文化独立论
文化独立论，又称“非决定论”，这是美国历史批判学派针对当时人类学中的地理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而言的。博厄斯认为，文化现象极其复杂，一种文化特性的形成是由生物的、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它们又都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地理环境或经济条件虽然都能影响文化，但其影响的程度要视文化本身的性质而定，同时，文化也可以反过来限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发展。此外，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虽然要比地理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为贴近，但这也不能解释为文化生活的每个特征都由经济状态所决定；相反，经济和文化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总之，在美国历史批判学派看来，文化本身是个独立的整体，故研究民族文化要了解它的整体结构，而各种文化又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模式（Pattern），因此任何用单一原因推论文化形式的企图都是错误的。
（2）文化发展平行说的“辐合”（Convergence）论
美国历史批判学派反对摩尔根的“单线进化论”和文化传播学派的“文化传播论”，认为人类需要的生活条件有共同之处，又都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能够创造出相似的文化，从而提出了文化发展平行说。
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毕竟有限，而模仿则要比创造容易得多。在人类长期的迁徙、流动过程中，文化的接触是普遍存在的，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化的传播和借入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博厄斯又提出了“辐合”理论，即文化殊途同归的观点。它形象地把文化比喻为车轮的辐条从360度的圆周上共同指向圆心，最后集结在轴心一点，虽然有不同的来源，不同的过程，最后却会形成相似的结果。
（3）“文化区域”（CultureArea）论和“年代区域”（AgeandArea）说
博厄斯看到各地区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的物质文化，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特征划分地理区域，从而提出了“文化区域”的概念。其学生，美国历史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威斯勒（C．Wissler）进一步详细而又完整地阐述了“文化区域”这一理论，提出文化的最小单位是文化特质（Culturetrait），许多有关的文化特质构成一个文化丛（Culturecomplex），文化丛再发展成文化型（Culturetype）。并且，文化型是受周围的生物、地理、经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并往往与地域概念结合在一起的。
与“文化区域”论相关的还有“年代区域”说。即每一种文化都包含有两重性质：一是时间性质，具有持续不断的纵向传递性；二是地域性质，具有横向的空间扩展性。这两者问的关系是：文化传递的时间越长，其传播的地域越远。博厄斯和威斯勒认为，每个文化区域必然有文化中心区（CultureCenter）和文化边区（MarginalArea）的区别。有意义的是，美国历史批判学派还认为，文化区域并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存在，目前某种文化发达的地区，不一定就是历史上此种文化的发源地或中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