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十五章，包括李济先生的自序以及由米勒德？B？罗杰斯为本书写的序言。第一章“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首先是从最初对于甲骨文发现认识开始入手，对最初从事于甲骨文收集和研究工作的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做了介绍。原文中说“我们见到的关于甲骨文最早发现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董作宾”，通观全文在甲骨文的发掘以及系统研究中，董作宾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第二章“探索阶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给我们介绍了1928年以前对甲骨文私人挖掘的情况，董作宾对于这些情况的调查同时也谈到了对甲骨文的早期搜集。本章还对甲骨文伪造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作了介绍。另外，对于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等对于甲骨文的研究状况和成果，本章作了较全面的介绍。第三章“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对于1911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觉醒和转变，西方科学考古学及“田野方法”对中国的影响，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对为建立中国现代科学做出一定贡献的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魏敦瑞和德日进，文章作了详细的介绍。因为这与中国科学的考古学的建立和田野方法的应用与推广是分不开的。第四章“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介绍了1928年傅斯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代理所长，一开始便派董作宾到安阳进行初步的调查，此后拉开了有计划发掘安阳的序幕。作者在文中不仅简要介绍了初步调查的经过和结果，还对于作者参加安阳发掘的始末进行了交待，并对前几次发掘的情况作了介绍（主要是前六次）。第五章“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概述了从1934年10月对侯家庄西北岗的发掘情况，以及出土器物情况和王陵墓葬的规模和一般结构，还对这些王陵早期被盗情况作了交待。第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小屯的最后三次田野发掘”，概述了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前安阳发掘的第十三十四和第十五次发掘（这几次都是对小屯遗址的系统发掘），其中对地下窑穴的地层，建筑结构，功用等作了详细论述。文章对这三次发掘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介绍，例如车马坑，“人牲”等，并用系统的考古学方法对殷商时期安阳地区存在的动物及其作为牺牲的状况进行了考证和论述。本章还对另一个一般公认的前十五次发掘中的最高成就和最伟大业绩H127即地下档案库的发现作了介绍。第七章“战时继续研究安阳发现物所取得的成果”，本章主要记述了战时研究所的几次迁移以及在这过程中对以前发现物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董作宾对出土甲骨文的继续研究，1934年至1935年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发掘报告的完成以及李济先生本人对陶器的研究情况。本章尤其详细地介绍了董作宾对甲骨文研究的方法﹑状况和研究成果。第八章“战后的学术工作条件及安阳发现物的研究”，本章主要记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及研究所迁往台湾后的一些状况和研究活动，重点是研究所迁往台湾后对于出土器物的继续研究。包括1936年11月23日董作宾去逝后对甲骨文的继续研究；在昆明时小屯遗址发掘平面示意图的绘制；石璋如撰写发掘小屯建筑遗址报告的情况和相关内容以及李济先生和万家保对出土青铜器物的合作研究情况。第九章“史前遗址和有关古代中国的传统”，从中国上古史的宏观角度出发结合安阳发掘，阐述了安阳发掘与古史之间的关系。第十章“建筑风格：建筑遗迹和地上建筑物复原之设想”，介绍了石璋如对地下建筑的系统研究情况，其中包括这些地下建筑的形式，建筑特点和功用的研究。文章还介绍了石璋如对地面建筑复原的设想和尝试，并根据考古学发现推测了一些建筑的功用。第十一章“经济：农业和制造业”，根据考古发现，运用科学方法推测了三千多年前安阳地区的气候和自然环境状况，并对李济先生关于陶器和铜器进行的研究状况有所交待。第十二章“殷商的装饰”，本章主要是李济先生关于陶器﹑骨器﹑石雕﹑青铜器表面纹饰的研究状况，对各种器物表面的纹饰，特征作了较全面介绍。第十三章“谱系﹑贞人和亲属关系”，根据甲骨文的研究状况推测了殷商时期王室的继承、贞人情况以及商王与贞人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第十四章“祖先及神灵的祭祀仪式”，介绍了建立在甲骨文研究基础上对殷商祭祀制度及仪式的研究，以及各种祭祀的大概状况。第十五章“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评述”，根据杨希枚对安阳出土头骨的科学研究，推测了当时华北平原的人种状况及可能关系。
三、李济在中国人类学史中的学术地位
李济是哈佛大学第一位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博士。学成归国后，他第一个主持了仰韶文化遗址考察。他创造的田野科学考古方法，至今仍被考古界沿用。李济自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主持并完成了对西阴村史前遗址的科学发掘，这是中国人主持考古发掘的第一次，因而载入史册。从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先后主持了14次殷墟考古，使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重现。
李济对中国现代学术贡献很大，其研究领域和学术思想涉及到中华民族之形成、中国文明之起源及发展、中国上古史之重建、中国之人类学问题、新史学之境界、科学思想等方面，影响到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他所代表的考古学，或许可以称之为“考古人类学派”。
李济不仅在考古发掘方面有突出的成绩，而且在考古学研究方面也有骄人的成就，尤其在“古史重建”方面更是身体力行，为从“疑古”走向“重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2年，李济撰写《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系统说明了编纂《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想法，指出需要七种材料：1．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2．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3．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文化遗迹；4．体质人类学的资料；5．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6．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7．历代传下来的有关秦朝以前的记录。他同时还提出了三点参考意见：1．史学家应充分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2．应防备冒牌科学，甚至有计划的欺骗，尤应防备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3．中国历史只有放在全人类历史背景上考察才能显现其光辉，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以此标准，成立“中国上古史编纂委员会”，主持上古史（文集）之编纂工作。为此他拟定“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强调以下几点：1．以文化的形成、演变和民族的成长、教养为重点；2．材料必须是经考证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应尽量利用一切有关资料，尤其是最新资料；3．中国上古史须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夹杂地域成见；4．以叙史实为主来组织已成立之研究成果，不是专题考证或史料排比；5．以普通读者为对象，行文深入浅出，不尚艰深；6．每章自成首尾，为独立单元，各章之间须互补配合，编辑部在写作过程或完稿后统一协调；7．批评他人学说时不得人身攻击；8．初稿完成后由编辑部聘专家征询意见，每章至少有专家一人校阅。1972年，李济主编的《中国上古史》第一本《史前部分》（待定稿）出版，全书共分13章。李济撰写了三章：《“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和《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的鸟瞰》，其余各章分别由张光直和阮维周撰写。之后，他继续撰写《中国上古史》第二本《殷商部分》，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完成。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如何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流传下来的记录资料连缀起来，从而撰写一部既根据科学事实，又充满绝非臆测想像力的中国上古史。
概括说来，李济从以下两大方面在“古史重建”运动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构成中华民族的人种问题
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传统的说法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其中夹杂着大量虚妄无稽的神话传说，依据这些历史记载，不可能建立真正可信的古史体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史前考古学更是突飞猛进，发掘了一大批史前时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为建立可信的中国上古史提供了无比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李济根据当时的最新考古成果，凭借自己深厚的人类学功底，在构成中华民族人种问题的研究方面，获得超越前人的成就。
自从1923年安特生发现仰韶彩陶文化以来，各地又相继出土了一批遗存，初步考察后可以看出这文化分布范围极广，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北、河南、等地，北至内蒙古，南及汉水中游，东抵山东，西达甘肃的洮河流域远至新疆，东南到台湾及香港，中心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地区。步达生（DavidsonBlack）研究仰韶彩陶时代的人类骨骸，认为新石器时代这一带的人类体质，与现代华北居民的体质比起来，所表现的不同点甚少，因而他得出结论：“因为史前居民与华北今日居民的类似，使所谓‘中国原人’一词，亦可应用于前者。”又说：“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体质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沙锅屯与仰韶村的骨骸，足以代表现代的华北人。”李济在总结众多学者的观点之后，说了自己对于中国民族形成程序的意见：“（1）基本成分，大半出于蒙古血统。（2）很显然地，除了蒙古种以外，中国民族在尚未形成期间，这一地域内已有若干非蒙古种的血统成分，散居各处。（3）中国民族的形成，固然由于血统近似的基本原因，但生活方式的同化力，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随着史前考古学的飞速发展，李济充分利用了最新的考古成果，根据安阳殷墟西北岗和大司空村出土的人骨材料，认为虽属蒙古人种成分，但可能包括其他种系的异种系。他对构成中华民族的人种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很早以来，华北平原就是许多不同民族支系汇集的场所，而原始中国人群就是部分地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记取的，即在这些支系中占优势的集团无疑是蒙古人种集团。”
李济对安特生的意见表示怀疑，特别是西阴村发掘后，他在研究报告中就对仰韶文化发表过不同的看法，认为在安特生所分的六期中，西阴村属于仰韶期，但根据目前的材料考察，还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可以断定中国所发现的彩陶的确发源于西方，因为仰韶期和西阴村的陶器在制作技术的精细程度方面远远超过中亚及近东的同类品。1929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仰韶期的彩陶片，他据此得出仰韶文化早于小屯文化的结论，但仰韶与西方史前文化的关系如何，则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尽管李济对“中国文化西来说”表示怀疑，但由于考古材料的缺乏，没能提出强有力的反对意见。
1930年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独特的内涵昭示着在中国东部地区确实存在另一个不同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黑色带光泽的蛋壳陶表示此一文化有高度发达的技术，卜骨与黑陶中的豆与殷墟出土物相近，尤其是卜骨更使李济联想到小屯文化与龙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早期的历史，尤其是早期中国的文字与占卜的记录似乎是分不开的现象；使我们就不能不追想所谓东方的黑陶文化与传说中的早期殷商文化的可能关系。”他又说，殷商卜骨习俗“必具极长期之历史背景。这种历史的背景在那中国的北部及西部分布极广的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毫无痕迹可寻；但在城子崖遗址中却找了出来。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原始在山东境内”。李济之所以如此看重卜骨，是因为他相信在殷墟所代表的中国最早期的历史文化中，卜骨不仅是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系，而且卜骨的习俗对于中国文字的早期演变有极大的作用。“城子崖的卜骨虽无文字，然那时的陶片已有带记号的；可见下层的城子崖文化已经完全脱离了‘愚昧’的时代了。”因此，城子崖的发掘堪称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一个基石。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是解开了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钥匙。他在研究了仰韶、龙山、小屯三种文化后认为，仰韶文化自黄河上游向下游发展，达到河南北部的安阳县高楼庄和渑池县仰韶村之后，自黄河下游向上发展的龙山文化才侵入河南北部，先到后岗，占领了彩陶文化早期被废弃的遗址，后到仰韶村，遇到发达已过了最高点的彩陶文化。他试图说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分布地区和文化传统，这就是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理论体系——中国史前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李济也写了《小屯与仰韶》一文，比较了仰韶与小屯的文化内涵，讨论了其时代先后、两者的关系，认为仰韶文化要早于小屯若干世纪，两者无一脉相承关系，如果说有关系，最多不过像远房叔侄的关系。他提出以小屯为代表的殷商文化或者另有来源，进而从当时在太行山以东，渤海以西的大平原未发现仰韶文化的前提出发，认为这块平原就是殷商文化的发源地。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是地域不同、渊源各自、性质相异的两种文化。李济在龙山文化发现后即指出：“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并认为该遗址在史前考古上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因为它为中国文化找到了一个直接的源头，其陶器形制、文饰，有卜骨及年代方面更接近于殷商文化。考古学上的这种二元对立与古史上的夏西商东或“夷夏东西”的学说正相吻合，因此史前考古的发现为在实物上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2．殷商文化的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