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磊落无动无畏
——开国大将黄克诚的人生
开国大将黄克诚，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文武兼备，雄才大略；无私无畏，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克勤克俭；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历经坎坷，忠贞不渝。他在军内党内和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倍受尊敬，连比他年长9岁的毛泽东主席也亲切地称他“黄老”。
雄才大略精于开拓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黄克诚在军事、政治、后勤各个岗位都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如在军事岗位任过团长、师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在政治工作岗位任过师政委、纵队政委、军区政委、兵团政委、总后勤部政委等；在后勤岗位任过西北军委卫生部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等。这是不多见的。更可贵的是，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有独到的思路，颇多的建树。
黄克诚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除了指挥作战的深谋远虑外。更表现为善于全面把握军事斗争形势，着力解决带根本性的问题上。1945年9月上旬，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得知东北日军被苏联红军消灭，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后方，他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极好时机，便及时向中央发去了《我对目前形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的电报，建议立即派5万-10万部队进军东北。5天后，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做出从各根据地抽调10万部队进军东北的决定。中央军委电令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万人挺进东北。11月下旬，黄克诚率部进入辽南后，面临“七无”的困境：无党组织、无政权、无群众支持、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服装。他认真思考后，给毛主席发电，提出迅速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意见。他的意见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12月28日，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发出了着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在政治工作上，黄克诚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成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受国民党干涉取消了政治委员，并将部队的政治部改为政治处，导致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深感这样下去必将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向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提出了恢复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和开展反军阀主义斗争的建议，并根据任弼时的指示，将调查的情况和建议写成报告，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报告中央。3天后，毛主席和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回电，下令恢复了军队原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在后勤工作上，黄克诚主张从实际出发，勤俭建军，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保障体制。1947年夏，在东北，我军为了准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需要进一步加强后勤力量，决定将原总后勤部改建为后勤司令部。中央军委任命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和政委，统管全部队的后勤工作。为适应辽阔的战场需要和对部队的及时保障，在黄克诚的组织领导下，分别组建了东线后勤司令部、西线后勤司令部和北线后勤司令部。各线后勤下设供给、卫生、兵站、军械等部或处，以及若干医院、汽车和辎重部队，分别负责一个地区或一个方向部队作战的后勤保障任务。这种保障体制在当时是一个创造，也是今天我军后勤体制的雏形。
1952年10月，黄克诚从湖南省委书记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以后又兼总后勤部政委。后勤工作特别需要从实际出发、勤俭办事和身体力行的作风，而黄克诚正是这方面的典范。抗战时期他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苏北军区司令员时，在苏北地区带头开展生产和节约运动，实行统一税收制度和进出口管理，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为了帮助农民生产，他让出自己的战马给群众耕地；每天早晨还带头提着筐子去捡牛粪作肥料。他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节约。为了节约军衣用布，他倡导对三师的军服作了修改：去掉了军帽的围圈和上衣的翻领及兜盖，改宽大的中式肥腰裤为西式窄腰裤。这么一改，每人每年可节约2尺多布，全师几万人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黄克诚到总后勤部上任后，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狠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在很短的时间里，主持修订、制定各种规章制度80多项，为后勤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黄克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战争结束后，要建正规军营，这是一个巨大工程。当时学习苏联，盖房要先设计，再造预算，并层层报批。全军都在建房，设计力量不足，怎么办？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部队盖的都是平房，和民房没多大区别，农民盖房有个木匠、泥瓦匠就行。部队也可以这么搞。于是他决定采取“包干”的办法，每个师建20万平方米的营房，拨款800万元，住用期20年。要求在坚固、适用、节约的前提下，尽量多建房子。这个办法一出，全军齐动手，到1959年，新建营房4686万平方米，各部队基本有了自己的正规营房。
部队正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为薪金制，这是一个关系到每个干部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1953年，军委决定黄克诚担任全军薪金委员会主任，他与军委财务部部长杨立三反复调查研究，并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确定了三条原则：一是我军薪金标准不能过高，在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实行低薪制；二是薪金标准不能低于供给制时的水平，否则不利于军队建设；三是鉴于军队是个特殊职业，薪金应略高于地方同级别人员。据此，确定我军军官薪金由级薪（如排、连、营等）和军龄补助两部分组成。这就既照应了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使我军的供应制度改革迈出了一大步。1955年全军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和军衔制。
无私无畏一身正气
黄克诚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真理，终生不渝。他一生光明磊落，心地无私，敢仗义执言，不盲从，不跟风，不趋炎附势。虽因此屡遭不公正对待，但始终无怨无悔。
1930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提出要红军攻打武汉、组织长沙暴动等。在三军团和湖南省委联席会上，时任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坚决反对，他认为以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是不实际的。为此，他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了原要他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1931年夏，担任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都是本师的基层干部，他据理争辩，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黄克诚回部队后，迅速将黑名单上的人隐藏起来，使来抓人的肃委会一次次扑空。半个月后，刚走下战场的几个人来不及隐藏就被抓走了，不久即被杀害。黄克诚痛心疾首地找肃委会质问：何故滥杀无辜？肃委会将黄克诚逮捕，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彭德怀军团长闻讯火速从前线赶回，要他们“刀下留人”。黄克诚幸免一死，却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1942年，中共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为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排挤走。此后，饶又多次在会上大谈陈毅的不是。时任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实在看不下去，拍案而起，批评饶漱石说：“陈毅同志是我党我军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他襟怀坦白的批评，使得饶漱石哑口无言。1943年夏，饶漱石传达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关于《抢救失足者》的讲话，要在党内军内大抓特务。黄克诚感到这与中央苏区抓“AB团”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为此，他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因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批判。黄克诚是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批彭的，他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在这严重影响他政治命运的关头，有人提醒他只要与彭划清界线，就可以解脱，他却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结果他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撤销一切职务o“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批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黄克诚在一生中，为真理十次直言，又因直言而十次挨整。但坚强的黄老像一棵迎风傲霜的老松，从不弯腰俯首，始终保持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刚直品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铮铮风骨。
胸襟宽阔清正廉洁
粉碎“四人帮”后，黄克诚得以平反。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又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此时他已年届八旬，双目失明，但仍大刀阔斧地抓拨乱反正工作。他强调纪检干部要秉公执纪，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从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过。对一些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他则以极大的同情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他们平反昭雪。而对自己所受的委屈，黄克诚却格外大度，从不计较，就连庐山会议后被降的两级工资，也不要求恢复。他说，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现在有吃有穿就行了。
20世纪80年代初，党内和社会上曾一度出现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黄克诚心里极不平静。他拖着病躯，在一次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用事和轻薄态度。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黄老不计个人恩怨，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言行，赢得了全社会的敬佩。
黄克诚一生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他对脱离群众、损公肥己的腐败现象嫉恶如仇，对自己和家人的言行做出了严格的规定。1980年，他小儿子结婚时，社会上婚嫁讲排场之风盛行，他却让儿子骑自行车把新娘接到了家，既不派车，更不摆宴。黄克诚多年来一直住在那座早已破旧的房子里，有的地方漏雨，有的地方透风，暖气温度也上不去。管理部门多次动员他搬迁，他说：“现在群众住房还很困难，我们住的要比他们好多少倍！把钱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一次房上一块朽木砸下，打在他床边，他才同意修修房顶，但听说要花1万元，就坚决不同意，说：“哪儿坏了就修哪儿，能省一点是一点。”1986年，黄克诚病重住院后，知道自己已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就拒绝治疗和服药，说：“不要再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吧！”并多次拔掉输液针头。．
当代大学生要学习黄克诚同志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要学习他坚持真理、清正廉洁、勤政简朴的崇高品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三个代表”付诸实践，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时代的号角人民的知音
——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人生
从1935年问世之日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义勇军进行曲》那高亢激扬的旋律，总是激荡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每当人们聆听或高唱这首不朽之作时，总会想起它的曲作者、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
聂耳出生在云南昆明一个清贫的家庭。小时候，母亲就经常给他讲一些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教育他辨别善恶忠奸、真假美丑，学习立身做人的基本道理，培养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学时代，聂耳就开始关心政治。他从15岁开始读马克思的着作，16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在上海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他除了学习《共产主义ABC》之外，还认真阅读了《反杜林论》、《马克思传》、《写给青年创作家》、《创作与生活》、《音乐社会学》等着作以及大量的进步报刊。对真理的追求，对光明的渴望，对黑暗社会的愤怒，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终于使他从一个幼稚的、自发的进步少年成长为坚定、清醒、自觉的革命者。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么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他在20岁时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这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说明聂耳已决心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深切同情劳苦大众并愿意为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斗争的人生观，是聂耳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成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的思想基础。
聂耳的人生观是时代的土壤和他个人的觉醒与奋斗结合的结果。在他之前，我国已出现了萧友梅、赵元任、黄自、黎锦晖等对民族音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音乐家，但就音乐特别是歌曲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而言，聂耳是一代新风的开拓者。正如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一文中所指出的：“他是个划时代的作曲家，他是个民族呼声的代表者……聂耳先生能摆脱旧社会音乐的环境，而创造出新时代的歌声来，就是他给中华民族新兴音乐一个伟大的贡献，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民众音乐……他已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新兴音乐的大路。”
聂耳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反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他全部创作的主要部分。《饥寒交迫之歌》、《开矿歌》、《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自卫歌》、《前进歌》、《奴隶们起来》、《打长江》、《打砖歌》、《打桩歌》、《卖报歌》等等，都是把创作的焦点对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和劳苦大众，反映他们的苦难、抗争和希望，从而成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