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不同人生观的争论
（第一节）西方人生观与欧洲文艺复兴
西方的人生观看似一道天外飞来的奇崛兀怪的风景，但它的出现还是有清晰的脉胳可寻的，它与其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着血肉联系。
14-16世纪，欧洲爆发了一场反映各国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文化运动——欧洲文艺复兴。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义。其主要观点是：重视现实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缥缈的神话，追求生活的幸福，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强调发展个性，反对基督教禁锢人性，等等。人文主义就是为创造现世幸福的乐观进取精神。它把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人生观的指引下开拓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启蒙思想随即成为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自由，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市场运转，而自由是进行市场活动的先决条件。商品生产的买卖双方、金融市场的借贷双方、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双方都要有选择的自由、谈判的自由、成交的自由和签定合同的自由。而取得这些自由的前提是人要有自由。由于商品经济的这个基本要求，启蒙运动更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资产阶级的人生观进一步得到发展。启蒙运动以宣传理性为中心。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人的思考和判断，它以人的自然权利与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相对抗，提出自由平等、法治、社会契约和三权分立等主张，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动员，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
18-19世纪。工业革命在欧美迅速展开。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兴起。随着资产阶级力量迅速强大，他们希望加强和巩固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要求在政治上进一步解除封建束缚，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则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国家不干涉资本家事务。资产阶级还积极开展自由主义改革运动，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
（第二节）中国历史上两次人生观的大讨论
一、20世纪20年代的人生观大论战
说到人生观，就不能不提起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影响深远的“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此后仍然断断续续，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一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1923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唯心主义营垒里的这场争论，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自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年11月，瞿秋自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革命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
二、20世纪50-80年代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青年》曾经几十次在青年中开展过各种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当时社会上广大青年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如人生的幸福是什么？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学习陈景润？我们应该怎样成长？那些讨论基本上都是以命题的形式展开的。其中有一次人生观的探讨获得极其广泛的影响是从一封读者来信发起的。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理论。（中国青年）深深感到十年动乱留给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心灵创伤是如此深重。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遭受过这一代所经历过的可怕的精神折磨和精神崩溃。十年动乱暴露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丑恶一面，冲毁了青年的真诚、信仰。许多青年都走过了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应该怎样引导青年的思想？（中国青年）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展开了广泛调查，进行了多方面的访问、座谈、探讨……其中，在一次工厂、学校青年参加的座谈会上，发现北京第五羊毛衫厂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在交谈中，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发表出来供青年共同探讨。她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7000多字，4个小标题：（1）“灵魂的鏖战”；（2）“个性的要求”；（3）“眼睛的辨认”（4）“心灵的惆怅”。
来信详细叙述了黄晓菊“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和自己当前处境的困难及对人生意义的追索等等。时任（中国青年）编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的郭楠柠女士决定以此为基础，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整理，并吸收了北京经济学院大二学生潘神“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征得同意后，以“潘晓”署名为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发端。
潘晓主要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晓说：“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这是当时相当一部分青年的看法。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她“深刻的启示”。她的结论是“任何人，无论精神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其二，对“个人价值”的呼唤——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失殆尽，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于是，重新评价“自我”、“实现自我”就成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重建人生信念的强烈要求。
其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种失落在当时的青年中最为普遍。潘晓说：“过去我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可“文革”中，她目睹了抄家、武斗、草管人命，“文革”后又备尝了人际关系的虚伪和社会的冷漠。
从1980年5月见刊起的7个月时间里，成千上万青年的热情被唤醒了，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方面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读者寄来的稿件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大学生、研究生来稿的数量相当多，成为这此讨论的一大特色。一半以上的来稿不但讲述了自己的观点，还讲述了自己类似潘晓和比潘晓更为艰难坎坷的遭遇和人生经历。
整整一代青年被唤醒了，他们从寻找个人出路开始进而寻找社会出路。他们走过了卢梭和康德，走过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经历了对社会、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获得了坚实而崭新的生命。他们不仅写下了自己的迷惘和徘徊。写下了人生道路的艰辛和心路历程的悲苦，更写下了自己在艰辛中的磨炼。在困境中的奋争．以及在实践、苦读和思索中的感悟。
胡乔木说：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没有人不沉浸在这种被真诚的心声深深打动的情绪之中。当时编辑部定了基调，一定要鼓励年轻人讲真话，我们相信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能够回答问题。
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乔木同志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这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胡乔木同志说：“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胡乔木同志还希望，这个讨论再放开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编辑部受到极大鼓舞，对这场讨论如何继续进行，决定采取两项措施：
一是扩大篇幅，继续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推动讨论进一步开展；二是增加人力，强化编辑力量以保证及时处理每天涌入编辑部的大量稿件，使讨论的群众性得以更充分地体现。于是。人生意义讨论的篇幅由每期16页增加到了20页，发表了武汉赵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等有相当思想分量的不同观点的文章。同时。抽出各部门的编辑，组成了由郭楠柠负责的扩大工作班子。对一场讨论投入这么大的篇幅和组织如此规模的编辑力量，这在（中国青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许多读者来信高度评价（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他们说，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几乎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今天，在我们民族经历了“文革”这样的劫难之后，在国家亟待振兴的关头，讨论人生的意义，必将能促进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1980年底，由郭楠柠和同为（中国青年）编辑的陈汉涛执笔撰写总结性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文稿中没有对讨论中复杂的问题简单第肯定或否定，而是求得一种实事求是的符合科学真理的积极认识，帮助青年们寻找和提示一种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人生思路。全文18000字，分四个部分论述：
一是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
二是正确认识“人的价值”；
三是科学地看待“公”和“私”；
四是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认识之路。
编辑部考虑到这个讨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决定把文稿送请中央宣传部审阅。王任重同志给予了热情支持，中宣部理论局组织了几位专家审稿。其后，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又约请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共同探讨，基本取得一致的看法。只有一位同志对文稿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当时，郭楠柠和陈汉涛作了答辩。最后，团中央书记高占祥肯定了文稿的基本观点，同时提出要加上共青团十届二中全会号召青年投身“四化”建设、要有“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勇于献身的气概”，要当“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实干家”等话。至此，总结文章最后定稿。
1981年3月，第六期（中国青年）以10页的篇幅登载了（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署名为“本刊编辑部”。文章见刊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读者来信又一次达到了高潮。有的读者在信中说，读了该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它科学辩证地论述了“人的价值”；通情达理地阐明了“公”与“私”的关系。还有读者在信中说，一个人是一盏灯，每盏灯都放出自己的亮光，整个社会就更加光明。只有在振兴中华的奋斗中才能最有意义地度过一生。
人生意义的大讨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这也许是这场讨论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当我们重新打量那段历史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感慨这些年中国社会出现的如此重大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室所承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现代青年们普遍认为，竞争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缺乏竞争曾阻碍过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缺乏竞争冒险的生活太没意思。高收入、高强度、低稳定的工作得到青年的青睐。调查情况同时表明，对现代社会竞争观念的积极评价使青年道德价值的进取性得到了大大增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另一次青年价值取向调查表明，有75％的青年认为“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在“你对幸福的理解”一题中，回答事业成功者占第一位，为63％；温暖家庭者占52％，为第二位。这说明许多青年从他们的内心需要出发，在理想的自我价值中表现出重理想、重精神、重成就的特征。他们一方面崇敬、羡慕高尚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物质与金钱的实在性。他们面对人生米字路口的多种选择，内心再一次发生了冲突，究竟该走哪条路？是在仕途上艰难涉步，还是“下海”折腾？是做学问还是炒股票？是端铁饭碗还是干个体户……选择的痛苦相对于无选择的痛苦是一种进步，多元化选择也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
当年给编辑部写信的潘晓在经历了种种的坎坷和曲折后，对人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她说，只有实实在在的奋斗才是人生的真谛。
一切的过去都孕育着现在，一切的现在都意味着将来。凡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也许对1980年由（中国青年）发起的那场人生意义讨论都是经久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