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君子淡水》一文中写道：“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章伯钧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就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章伯钧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恒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笼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上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1958年1月底，章伯钧夫妇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回忆说：好像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章伯钧、李健生在日本就边一些老熟人见到了，都唯恐避之不及。有个章秘书，在街上碰到章因李健生，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一百八十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章诒和说：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站立旁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他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背信弃义，小至躲避奔逃，自古就是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他忿忿地说：“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很神气的呀！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的区别仅仅是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为各派所持立场、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象，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沦、争执1964年的章诒和与母亲在成都的合影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右派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份。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成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抑郁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章诒和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那里与她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五十岁的章诒和章诒和的母亲李健生在题诃(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十年后，章诒和无罪释放，她说她回来要问清十年人间事：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自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漂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满脸凄枪，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间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蒋光鼎夫人，蔡廷揩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炯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着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冲胸膛——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坳欲绝。《易经》上说：伤在外者，必返其家。一家骨肉，往往也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伶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谈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挥毫写丹青，夫妇共切磋。(1978年)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励，是个大丈夫一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先，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大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备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账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政治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运动，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因病去世。
章诒和写下了张伯驹去世前后的情况，他说：我和母亲全惊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张伯驹在书斋中小憩。(1980年)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老沮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两人抱头痛哭。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于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级别，不认得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萨空了和千家驹1957年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然而，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