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历史时代中为数不多的文史大师。史学年傅斯年曾由衷赞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比较文学大家吴密认为：“我在留学唅佛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国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1890-1969）有家学渊源兼天纵聪明陈寅恪取得的这种宏博精深的学识与其家学渊源、留学经历当然是绝不可分的，与其天纵聪明、记忆力超人也是大有关系的。据其研究生石泉回忆：“听陈师母说过，陈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宝箴会客，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师照述无遗。陈师母还说过，陈师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其表弟兼同学俞大维也以钦慕的口吻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
陈寅恪兄弟与其祖父陈宝箴的合影，1899年于南昌。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宝箴、陈封可(陈宝箴前，宝箴长孙)、陈衡恪、陈隆恪。
义宁陈氏虽先世为医学传家，但诗书濡染从未断绝，到寅恪祖父陈宝箴为官三湘时，更是唱和儒林，交游胜流，子三立以诗文鸣世，号为大家；长孙衡恪书画风流，冠绝一时。吴宓在《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言：“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在这样书香翰浓的家世氛围中，寅恪先生自是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兴趣。其侄儿陈封怀说：“祖父(陈三立)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不惟如此，利用亲友多社会上层，藏书富、藏书精的有利条件，陈寅恪也得以在自家书海以外的藏书中鲸饮豪吞。他晚年回忆说：“寅陈三立先生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堂称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
陈寅恪固然有读书条件，但他的才志却异于常人却是事实。陈氏三兄弟，右起：陈衡恪(陈师曾)、陈寅恪、陈隆恪1944年，因患疾住进存仁医院的陈寅恪对陪护他的学生王钟翰说：“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
陈寅恪留学哈佛时，跟随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希腊文，而当时德国的梵文研究水平最高。于是，三年哈佛求学之后，陈寅恪转赴德国，继续攻习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而这一学又是四年之久。留学德国期间，陈寅恪更以勤奋读书为人称道。毛子水是1923年2月到柏林的，47年后，他回忆说；“那年的夏天，傅孟真(斯年)先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后来我的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的。”“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这一说法不只是出自毛先生一个人的口里。当年五月，赵元任夫妇也来到柏林，赵夫人杨步伟回忆说：在柏林，他们“见了一大些(批)旧识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里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陈寅恪读书似乎是为着一种兴趣，为着一种使命，不掺杂任何的功利，他所做的纯乎是“天地间一个读书种子”所做的。他认为“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他游学东西洋，历时十六载，亲炙名师，传承绝学，不以一纸文凭为念，卓绝眼光非俗人所比。萧公权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取巧。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被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毫无疑问，正因为陈寅恪凭借着他过人的聪慧和勤奋，所以才成就了他的不知际涯的学识和至今无法确定的语言知识。其弟子王永兴说：陈寅恪‘具备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13种文字的阅读能力。”其侄儿陈封雄说：“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三十六岁以前取得了。”由于陈寅恪一生低调为人，生前从未向人自炫其学，因此他掌握语种的确数恐怕永远是一个谜。1926年，陈寅恪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他在讲课时戴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包着讲义的蓝布小包袱，坐在小教室里，瞑目而讲，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得意时亦微微发笑。学生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帐，却也如沐春风。然而，有次出考题是对对子，竟引来四处骂声。1932年暑期中，在当时的北平，因清华大学新生国文试题引起一场争辩。据是年8月31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所载李琦《北平杂忆：一个绵延的辩论》说：本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有“对对子”一项，有“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句。这一下真苦了二千考生，因之骂声四起。在几个大报的“读者论坛”上便出现了许多指摘清华复古的文字。引而伸之，乃更出现许多文章指摘清华为资产阶级学校。自然也就有人动笔来反驳了。《世界日报》自8月1日清华考毕，无日无是项争辩文字，直至17日，尚未平歇。这一“论战”也可算热闹了。至9月5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4期刊出陈寅恪《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文前有副刊编者识语云：按本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题目，系陈寅恪教授所拟定。事前陈君曾有长函致该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君(叔雅)，说明其出题之用意及以对联为试题之一部之理由。近日北平《世界日报》等处及本报《小公园》迭见讨论此事之文字，而非难对联者尤多。兹觅得陈君原函。资料繁博，别有见地。爰为刊布，当可增读者兴趣也。编者识。不久，此文又在11月出版的《青鹤》杂志第1卷第3期刊出，致题“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惟原文最末一段未刊出。另似“编者识”，颇有错误及可疑之处，今不录。次年7月，全文用原题转载《学衡》第79期(惟误以是期出版时间“民国二十二年七月”注于题下。又按：《大公报？文学副刊》及《学衡》均为吴宓先生主编)。陈寅恪，于1965年在《陈寅恪文集》后加《附记》，追叙昔日命题经过云：三十余年前，叔雅先生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一日过寅恪日：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试题。时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题为“梦游清华园记”。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象。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玖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一笑！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见《东坡后集》柒《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君七律》)。“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拾《齐策》叁《齐欲伐魏》条及《史记》柒玖《范雎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冯应榴《苏文忠诗注》肆伍未知“韩卢”为犬名，岂偶失检耶？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一九六五年岁次乙巳五月，七十六叟陈寅恪识。当清华新生国文试题喧嚣一时，陈寅恪与刘教授书在《大公报》9月5日发表之前，在8月17日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第陆期发表了陈寅恪对该周刊记者关于国文题对对作文之意义的谈话。《与刘教授书》语气为出题之后、考试之前，只说明对对子之旨趣，而未及考试后之效应。此谈话作于考试之后，试卷尚未阅完之时。于外界之反应，阅卷之印象，均有解释评论，实为对当时非难的更全面、更直接、更有针对性、更为通俗的回答。同期周刊尚有阅卷之报导，标题为《试卷珍谈续录：差强人意》云：这次国文卷，对对子占十分，标点占三十分，作文则占六十分。二千多份卷内，有二篇国文作得极好的，得到满分(六十分)。一篇是用极流利的散文写的，一篇则完全仿《三都》、《两京》等赋作的，纯粹《文选》体，通篇皆妙。等指生揭晓后，在本刊披露，以飨读者。转学生及研究院国文，属对没有特别好的。但有差强人意者。如以“情为(疑作“如”？)碧海深”及“诗为白雪清”对“人比黄花瘦”，及以“淮南子”对“墨西哥”。据记者所知：“墨西哥”似以对“文中子”为最妥也。据知情人卞僧慧对五十年前的考题旧案回忆：“陈先生此举，是欲藉此以发见聪明博闻的特殊人才的心情，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果然不负陈寅恪的一番苦心，能对上对子的人正是日后知名的大学者周祖谟。据周祖谟在《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一文中说：一九三二年我应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除作文一篇外，还有“对对子”一题，题目是“孙行者”。这个题目很新颖。我想，要做到符合题目的要求，必须是人名对人名，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我就以“胡适之”为对。后来听说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所出。他对于以“胡适之”为对也颇赞赏。白君化文还特意在《燕都》(19891)为文谈及。不过，胡先生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又是驰名中外的学者，我用他的名字对“孙行者”，未免对长者有不恭之嫌，所以不曾向人提起。考试一过，也就忘了。可是，我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听胡先生讲课的时候，心中却泛起往事来了，仿佛负疚很深似的，有点儿不好意思。陈寅恪自己就是个怪才。并被誉为“清华三怪杰”之首。就连另一怪杰吴宓，也对他的才学偑服得五体投地。吴宓例如：1919年5月25日，吴宓《雨僧日记》载：“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
以德为先力荐人才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之余，力荐人才，其用心之善，用力之深，令人感喟。
1926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的于道泉在担任陈寅恪助手的同时，经袁同礼推荐，来到当时的北海图书馆担任满蒙藏文书采访编目工作。但是，待遇并不高。看到生活颇为困苦却毫无怨言仍孜孜治学的于道泉，陈寅恪心为所动，也记挂于心。于是，在1928年与傅斯年谈及蒙文档案整理和利用的一封信中，他借机力荐于道泉：“实不可多得之人才。”
过了几天，不见动静，他又驰书傅斯年，旧话重提。过了3个月还不见回音，心有不甘的陈寅恪继续修书傅斯年，重点谈及于道泉之事：“……于道泉君月薪百元，当可办到。必可造之才，且为人能吃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