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刚开打后，还占着上风的张灵甫又说开了丧气话：“共军战略战术均优于国军”，“年余将死无葬身之地。”进了山东，他给家人写信，历数国军败绩，说山东战区到处贴有标语曰：“活捉张灵甫”，然后写道：“他们要活的，我就给他个死的。”有位好事者说：“这不是乌鸦嘴又是什么？”
好像演了一出“蔡文姬归汉”
发生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吴强所着的《红日》打成“毒草小说”。因为从《红日》中读得出张灵甫“杀身成仁”的况味。紧接着在七十年代初的电影《红日》也作为毒草批判而播放，尤其是令家喻户晓的影片《南征北战》，那个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国民党军张军长，其原形也正是张灵甫。然而，“文革”尚未结束的1973年，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张灵甫的遗孀、曾先后担任过两届华美协会会长的王玉龄，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秘密地接回广州。据相关资料说：1973年秋，周恩来总理从侨胞口中得知王玉龄情况，命黄华设法找王玉龄，邀请她到北京访问、观光，欢迎她叶落归根。最初王玉龄有点犹豫，正式接到黄华的信后，终于打消了顾虑。她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广州观光。接待她的外交人员转达国务院的意见：王玉龄何时想回大陆，可随时签证。1973年9月王玉龄飞抵北京。周恩来在病中安排时间，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王玉龄。周恩来言辞恳切地说：“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灵甫是我的学生。我们没有把他争取过来，我有责任！”周恩来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有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给王玉龄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周恩来又安排王玉龄到几个大城市进行秘密参观。沿途不仅有很好的保护措施，而且所到之处都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以后王玉龄每年都去北京访问一两次。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5月，王玉龄再次访问北京，邓颖超和罗青长、熊向晖等热情接待。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王玉龄，亲切地与她谈心、话家常，关心她的生活。在张灵甫当年死时，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曾有痛失之感。毕竟，他们之间还称得师生关系。只是政见不同未相与谋。但对张灵甫的遗孀，他给予相当关注。黄埔 军校时期的周恩来对于王玉龄1973年回国的情况，在美国作家写的《佳人》这本书里，说她是受朋友之邀从美国到了澳门，而后似乎又在比较懵懂的情况下被请到广州；可是也有报道说，王玉龄是1973年9月时期的周恩来正式接到由黄华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信，才下决心回国的。对当时的实际情形，王玉龄回忆说：“周恩来大概很早，尼克松访华回去后，就在做我的工作了。就是请我朋友写信给我，邀请我回北京，说你再不回来，四合院都拆光了，你就看不到老北京了。可是按照那时候的说法，我先生是反革命，我怎么敢回来？我就很客气地回了信，说要到你们那里去啊，签证比较困难，假设能够拿到签证的话，我就回来。没多久，黄华就写封信给我，说如果我没有改变初衷，他就愿意给我签证。我在办公室里讲这个事情，周围人就开玩笑，说大概有人想GetRidofYou，把你骗回去杀掉你。尼克松走下飞机与周恩来握手“我就写了封回信给黄华，我说我从来没有申请过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帮我申请的？后来就没消息了。我想没消息那就算了嘛。但是过了一阵子，又有朋友，夫妇俩都是医生，写信给我，说有机会去澳门学习，约我碰头。后来我到香港，就打电话请他们两个到香港来，他们说，你一个人，来起来多方便，还是你来澳门吧，一定要我去。我就把行李寄在旅馆里，到澳门去看他们。第二天，不知不觉，两夫妻就把我带走了……”
以下是一位记者于2007年的采访录：记：你上车的时候，不知道是要去哪里吗？
王：知道要去广州，几个人一说，糊里糊涂就去了。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关系。港澳通行证他们老早就给我弄好了，过关的时候，国务院派来的人给他们看了信，他们问带了什么东西，我说没有，然后看也不看就放我们走了。记：你到了广州，就知道是要请你去北京了？
王：对。我在广州住了一晚上，还不让我住旅馆，怕人家知道。那个时候很秘密的，江青还在嘛，凡是周总理做的事情，江青都要反对嘛，所以要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飞机到了北京。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记：总理宴请你的时候，关于张灵甫说了一段着名的话，但版本相似的有好几个，你还能回忆起准确的原话吗？
王：他说张灵甫是黄埔的学生，自己是黄埔的老师，他应该把张灵甫争取过来的，因为张灵甫是个很好的将才。就说了这么一句，就聊起别的东西了，都是家常，没有让你觉得他要你来做什么。每周与“总司令”们打牌的女人。记：从那以后你每年都要回来，为什么？
王：中国好玩的地方很多呀。1974年我就到了延安。我要看看，毛主席怎么能够在延安这种地方生存下来。还有他的夫人江青那地方是黄土高原啊，简直苦得不能再苦了，周总理都要睡窑洞，只有毛主席可以睡平房，还是土砖砌的，要是在湖南乡下，就是贫农住的房子。记：据说当时国务院有指示，杨振宁和王玉龄两人想回大陆，可随时签证，来去自山？
王：对，那是确实的。而且招待得很好。比如北京饭店，东楼是新的，中楼呢，是以前张学良他们跳舞的地方，还有就是西楼，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住饭店的人都住在东楼和中楼，而我回去，就安排我住在西楼。我在西楼，只碰到过当时美国的副总统，我只记得他的样子，高高的，名字忘记了(按：可能指福特或者纳尔逊？洛克菲勒)，他和他太太正好在中国。他就跟我打招呼，GoodMornig什么，周围陪同的人就很紧张，问我们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就是道个早安。记：当时那种环境下，对你们两个的接待规格可能是最高最隆重的了。杨振宁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又是杜聿明的女婿，杜聿明曾是司令长官，70年代还健在；张灵甫相比之下只是师长，早已阵亡，你认为为什么会给予你这么高的待遇？
王：可能是让人看看，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接待。台湾我认识的人确实很多，我在台湾的时候，所有的“总司令”，包括“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还有另外一个人，加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在一起打一次桥牌。我如果回台湾去，人家就会觉得，共产党没有拿你怎么样，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大概作用就在这里吧。记：你刚回来的时候，不让你看电影《红日》？
王：对，在北京不让我看。记：你提出过要求吗？
王：我要看看啊。但是他们说，哎呀，这个没什么好看的，你看了可能激动。后来1980年代我回长沙去，那个湖南的统战部长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给我看了。看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很多电影都要有些艺术加工的嘛。记：现在要重拍《红日》，有人征求过你意见吗？
王：没有。我会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统战部或者黄埔同学会。我想说的是，你要重拍《红日》可以，但不应该再抹黑任何人。王：据说8月就要开机。记：是8月吗？我听说，演张灵甫的，是《亮剑》里的主角……王：李幼斌。有这个说法，不过好像还没定。王：说是他主动要求演张灵甫。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为什么呢？第～，他现在比张灵甫从前要老；第二，我觉得他八路军演得很好，但是他的气质好像不适合演张灵甫这样的围民党将军。记：想演张灵甫的，据说还有张丰毅、王志文等，有谁你觉得接近一点的？
王：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我在大陆看的电视剧，就是《雍正王朝》之类。那个人叫什么？
他演得很好。他演毛泽东也演得很好。记：唐国强。王：对，唐国强。他演毛泽东真是演得很像，站在那里，夹一支烟，那个样子一看就是毛泽东。我笑死了，我就觉得他那个神态都出来了。记：他可以演张灵甫吗？太老了吧？
王：他现在可能太老了，也太胖了。年轻时候可以。我还认识一个大陆的演员，陈道明。我觉得他演《康熙王朝》演得也很好。记：陈道明演张灵甫怎么样？
王：呵呵，样子不够英俊，人也不够高大。要讲的话，还是唐国强，他应该演得好。移觉得他演什么都很像。记：据说新版《红日》里还要加上你的角色，很多当红女明星在争夺这个角色，像赵薇梅婷、范冰冰、刘亦菲、伊能静等，你觉得谁合适一点？
王：哦，我都不认识，我只知道一个赵薇。赵薇不太适合吧，她形象太小了，而且她现代感觉了……以上的对话几近调侃。就像王玉龄的回归，颇令人匪夷所思。但从历史的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执政党，好像演了一出“蔡文姬归汉”。中美关系自内战起一直在恶化。中美关系的恢复与毛泽东的思想转换大有关系。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周恩来的外貌、言行和举止，表现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养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泽东则是一位健壮的、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国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认为领袖。周恩来则是最高的行政官员。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约，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小型的会议上会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说家这样做那只能招致失败。即使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他开怀大笑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站在右的一边还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随便说出了戴高乐的名字。毛泽东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另外一回事。”他接着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的。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
在谈到我们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时。我把话题扭了回来，说：“我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点是：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说说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然而，假如不是中美建交，王玉龄是永远做不成蔡文姬的。王玉龄有幸在这样的政治气转变中，回到了她想回到的地方。她或许不知道，毛泽东很崇拜曹操，当历史说曹操是位奸雄时，毛泽东坚持认为他是英雄，并要求历史学学，文学家为曹操翻案。于是，早在文革之前，《人民文学》杂志就发表郭沬若的剧本《蔡文姬归汉》……王玉龄是一位民国女人，一个太年轻的名将女人。她能够付出的，唯有感情，这份感情一直支撑着她。直到现在，年近80岁的王玉龄，尽管谈起孟良崮，已经可以很平和地微笑着回答问题，但忆起张灵甫死讯传来的那些日子，她依然眼含热泪、声音哽咽。张灵甫与王玉龄，他们各自悬殊的年龄、身份、地位和参与历史的“深度”，反差甚大。大的年龄差距。尽管他们的婚姻生活和谐美满，仅仅是昙花一现一般。尽管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共同语言”，但实实在在的“代沟”使得王玉龄并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张灵甫这个人的过去，并不能真正理解身处中国现代史上最血雨腥风云变幻的年代的他面对那些重大抉择时的所思所想、以及所作所为。王玉龄还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尽力为祖国做有益的事。日本在占领宝岛台湾期间，利用剥削台湾人民的血汗钱，以“台湾政府”的名义，在日本最为繁华的地段东京银座购买“光华寮”和“清华寮”两幢价值可观的大厦，而其产权证在日本人手中。日本投降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使用此楼。王玉龄获悉此事后，通过不懈的努力，拿到了“光华寮”和“清华寮”两幢大厦的产权证，并将复印件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王玉龄和她的亲友始终坚持一条：谁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他们就选谁。王玉龄母亲王罗希韫暮年思乡，怀念祖国。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王玉龄于1997年7月偕母回到湖长沙，一直在家乡陪伴老母，直到母亲2003年101岁高龄去世为止。目前，王玉龄定居上海，欢度晚年。平时除读书或做其他消遣外，她间或去西安等地看望张灵甫前妻的儿女。外省和海外的孙子孙女、侄儿等也经常来拜望她。王玉龄现在孙中山国际基金会总会副主席、香港特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美国黄埔基金会荣誉会长。2005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科60周年，非常隆重。她应邀出席，见到了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