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在小说中没有出场，但却是一个能够改变这个贫困群落中部分人命运的人物。高老太刚参加秧歌队时还是衣着寒酸的贫穷老太太，甚至人格都显得有些猥琐，“阳光中的高老太和她的老头子，在老干部威严的一瞥下，两人更紧地缩起了脖子，面露恐惧卑怯的神色”。有了“爸”的帮助，尤其去开封做了一回秧歌辅导教师后，整个人不仅焕然一新，成了一位利落的中年妇女，而且“眉宇间闪射出一种主人翁的自信和自豪”。人的精神面貌亦能反映人生际遇的变幻。在这群老而贫困的人群中，作者所要告诉读者的。正是一种精神力量对人的改变；作者所关注的也正是在扶贫济困的过程中，精神力量对人的人格形成的作用。在这里秧歌队的活动乃是这群贫困人群的精神支撑。
秧歌队的活动不仅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使高老太、老王婆子们生活有了色彩，而且也成了崔老头儿和杨老太黄昏恋的契机。当秧歌队在进京演出中为他们举行别开生面的婚礼时，这婚礼所昭示于人的内涵实在很丰富。“崔老头儿拉着杨老太，两个矮小、粗糙、甚至很丑的老头儿老太出现在场子中央，向观众频频行礼。”“人们哈哈大笑但马上收住了笑，人们突然觉得滑稽可笑的其实是自己，观众席上大多数人都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他们有着很好的职业，很丰厚的收入，他们整日出入大厦大饭店和歌厅，无论从各方面来讲都无数倍地优越于那两个没模没样的老人，但他们活得并不很痛快，有许多不如意，许多烦恼，许多纠缠不清的爱恨情缘……他们羡慕起两位老人来，他俩手拉着手，矮小的老头儿拉着矮小的老太，人们能够想象出在今后艰辛的日子里，在人世的风雨中，两人一定会筑起一个温暖结实的巢，一个幸福快乐的家。”“他们所有人都会记住今天看到的这两个普通的老人，这个平凡的故事。”在此，作者很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情感倾向，即对于普通人美好愿望的理解与赞赏。在对麻溜大姐的描述中，我们更看到了作者对这些生活不幸而又意志顽强、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人的赞美。麻溜大姐“瘦小的身子里蕴藏着火一般的热情”，而且绝不认了这穷命，连癌魔在乐观与顽强的她面前也要退却，“麻溜大姐完全靠自己的手在贫苦和艰难中开创出一个生存环境，打出一片通红的天来”。“虽然老天处处和她找别扭，想叫她垮掉，最终，还是老天败下阵来。”小说的动人处也正在这里，作者在表现人物的同时，也给了人物以相当的热情与关怀。这些平常人实在并不平常，我们读到的是他们的“平常故事”，感受到的却是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对生活善与美的火一样的追求。这确实是我们在许多时髦小说中看不到的。如此真实地面对生活，又对生活加以精神的提升，倡导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不正是我们今天的小说写作需加以提倡的吗？我们为作者写作时所具有的真实与真诚而感动。（原载《作品与争鸣》1997年6期。）
时代的光耀
小说有写得潇洒飘逸的，有写得大气磅礴的，也有写得朴实凝重的，等等，很多。刘维颖的长篇小说《滴翠崖》（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属于朴实凝重、认真而刻苦的那一类，在这里，没有时髦风尚的追逐，有的只是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典型化手法的追求。在朴实的叙写中，作者着力塑造的是一位刚直不阿、为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的人民公仆形象，这一形象是作者将其置放于现实土壤的描绘中来完成的，因而显得真实感人。
在作者笔下，滴翠崖这个吕梁山里的穷乡僻壤又是吕梁山里资源丰富的村庄。由于交通不便、缺少技术指导，这里的老百姓日子还过得较苦，这是现实中国无数贫困山村的一个缩写。像无数贫困山村一样，这里也进驻了扶贫工作组，小说的主人公郑童正是滴翠崖扶贫工作组的组长。小说的故事情节便围绕滴翠崖的脱贫工作而展开：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与腐败势力斗争，重新使村党支部具有凝聚力，以领导群众尽快走上致富之路。这一切都耗费着郑童的心血，使他的带病之躯更加羸弱。对于滴翠崖，郑童有着特殊的情缘，仙女柏下圣洁的初恋，百丈崖前生与死的一瞬，落凤峁痛切肺腑的错误……二十年前命运曾两次将他引到这个地方，让他体味了刻骨铭心的爱和撕肝裂胆的痛。如今，他主动请缨来到这里扶贫，为的是偿还老百姓一笔债务，为滴翠崖经济插上金翅膀，在这块他收获过幸福与耻辱的地方，证明他的人生信念与价值。为此，他不顾个人得失以及人情冷暖、时事复杂，像那逐日的夸父一样勇往直前、义无返顾，他抱病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终于使滴翠崖的状况有了起色。
朴实的写作是令人感动的，更让人感动的是郑童这一感人肺腑的形象。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郑童无疑是这“脊梁”中的一员，拼命硬干的典型，光耀时代的楷模。
也许在我们的作品中太多了“小男人”、“小女人”的絮叨，郑童这一形象的出现尤其显得充满豪情、富于诗意。通过郑童，作者表现的乃是我们民族的精魂所在，一种对人生大情感的渴求。这一大情感不是蝇营狗苟的投机钻营，不是心胸狭窄的排斥异己，更不是尔虞我诈的权力争夺。这一大情感所系乃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之心、对人民的无私爱心。作者赋予主人公以这样的品质，让他以此感染周围的人，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某些社会习惯势力，在主人公优秀品质的映衬下，显得黑暗肮脏、令人唾弃。整部作品是乐观的、积极的，以光耀时代的硬干精神鼓舞人心的，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原载《文艺报》1997年7月15日。）
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文本
《六神有主》是一篇颇有意味的小说。它的意味不来自它的故事架构，也不来自它的艺术表达。这篇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语言叙述也不前卫，小说只以较为单纯的叙事描述了六神乡的几个私营企业主与乡党委书记的一场较量。应当承认，作者的叙事技巧是熟练的，一场较量被描述得有声有色。然而这场较量所传递出的思想价值取向却大有可商榷之处，这便使得小说具有一种耐人寻思的意味，同时也具有在价值思想层面进行分析的意义。
这是一部反映时下生活的小说，按其艺术风格与题材内容来看与当前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类作品很是相近，只是与前两年的“分享艰难”式作品不同，小说里的基层领导者由对行为卑劣的社会“能人”的妥协与无奈转变为对新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的铁腕控制与拒绝接纳。因而《六神有主》中的郎书记看起来似乎比《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大厂》里的吕建国们更有信念、也更有政治手腕。这是一个被有意识地塑造得高大与坚强的基层领导者，不仅个人领导策略与手腕上有一套，而且从他领导六神乡修缮乡校一事来看，其为民之心亦拳拳可鉴，即使个人生活上的波折也不能消磨他的意志，不可说不是一个理想的乡党委书记。小说题为“六神有主”，这个“主”是有所指的，即以郎书记为体现者的党的领导。
诚然，描写党的领导体现在郎书记一类人身上，比起描写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更能鼓舞人心，也比描写那些为破产的国营经济而焦头烂额的厂长书记们更有信念力量，叙说私营企业主对政府权力的凯觑也不能说不是件新鲜事，然而这部试图叙说当下、试图建立一种信念理想的新文本究竟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思想意识呢？
这部小说情节的发生、发展立足于这样一个基础：即财大气粗的私营企业老板已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富裕与高人一等，他们已向现政权提出了权力要求，希望能通过权力的掌握攫取更大的利益，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龙广大无疑是这些私营企业老板中较有头脑的一个，他因为违法经营惹了麻烦，“方晓得平时吃五喝六，很神气，到时却没个分量，说话根本不响”。所以他一方面通过捐款博名，一方面又花钱贿选，企图进乡领导班子。龙广大的野心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小说由他召集人马谋划成立老板总汇起，到他由于贿选而锒铛入狱终，时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我们的政权建设是牢牢地掌握在党手里的，决不容许龙广大一类人染指；只要共产党铁打的江山不被龙广大一类人篡取，我们的社会就有了主心骨。小说是将私营企业主置于党的政权和社会的对立面来看待的。龙广大的入党要求，在郎书记眼里是永远得不到的目标：“私营企业主要加入共产党，没得这么便当，要么他们放弃雇工剥削。”显然龙广大们的行为准则是与党的宗旨相悖立的，是应当加以拒绝的对象。对龙广大们的富裕，郎书记如此评价：“没有改革开放，他们能发什么财？还不是草民一个？现在共产党求他们做些事，倒眼睛朝天，搭起架子来了。老人说我们是养猫咬卵子，真是一点不错。”对他们反感的不只是郎书记，另一个乡政府的基本成员包金亭对龙广大们亦是“从心底不喜欢。他羡慕他们，又看不起他们；厌恶他们，又有些怕他们。”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首先是如何看待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发展，私营经济早已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1999年1月份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宪法修正草案中，已建议把“保护个体经济合法权利和利益”写进宪法，私营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不是任何拒绝与敌视所能阻止的。私营企业主只要是合法经营、正当竞争就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可。这篇小说所流露的对私营企业主的反感与拒斥情绪，也许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很多是通过不择手段的投机而积累资本的，也有不少私营企业主是通过与政权内部的少数腐败者勾结而达到巧取豪夺的目的的，所以，一般正经的人们对这些私营企业主是看不入眼的。但作为一部短篇小说，《六神有主》没有篇幅去容纳这些私营企业主的发家过程，只是将他们作为一些已被社会心理所固定了的模式化人物去对待，因而缺少生活实感，龙广大们只是为了一次矛盾冲突而被纠结起来的概念化人物。所以小说对龙广大们的排斥便显得缺少充足的生活逻辑，陷入了一种观念意识的陷阱中：作为私营企业主，龙广大们搞剥削必然是共产党政权的异己力量，随着他们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向现政权提出权力要求，党的权力机构必须与之斗争才能保持政权的纯洁性。这就将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极可能出现的贿选事件，表现为争夺政权的概念演绎，歪曲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当前社会中确实存在的阶级对立意识抽象出来推衍故事，犯了主题先行的毛病。观念意识的先行，使小说变得肤浅，从而回避了当前社会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即政权内部的腐败势力对政权本身的瓦解。
其次，小说所刻意塑造的郎书记，是否就代表着人民的意志、时代的精神呢？郎书记在乡党委书记的位子上是坐得正的，没有什么可令人攻击的地方。他崇拜领袖，在处理问题上也确有领袖风范，尤其在对龙广大们不露声色的铁腕控制上，表现非常出色。然而问题是，六神乡的乡镇经济正处于破产的边缘，乡政府三个月开不出工资，郎书记到任后除向私营企业老板要钱维修校舍外，在如何振兴乡镇经济上毫无作为，他的聪明处全用在了如何防止政权“变修”（权且用这样一个词来代表他与龙广大们的较量）上了。当然，小说的重点并不在写乡镇经济，而如果让郎书记来抓经济，他是否也会像孔太平、吕建国们一样焦头烂额、无可奈何呢？小说巧妙地避开了“乡计民生”问题，而在与龙广大们的较量上来表现郎书记的有原则、有信念。只是到了对私营企业主的钱的利用上，郎书记的原则与信念全都降到了实用主义的水平上。用老板们的名字取代英雄名字命名名牌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共产党不图虚名，人民却需要实惠”。人民的实惠为什么不能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而去要老板们的恩赐？郎书记的铁腕实际上是对自身无能的掩盖。从他对龙广大们的看法看，如前面所引“没有改革开放……还不是草民一个？”他实在是把改革开放看成了政权机关的恩赐，而不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他自己是权力机构的代表，而他的治下也便都是“草民”了，封建权力等级观念何其严重！也难怪他要向企图问鼎政权的龙广大施以铁腕了。小说是需要塑造当代英雄的，但当代英雄必须出自现实社会、体现时代精神，而不能靠陈腐的观念臆造。郎书记式的人物的出现应当说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倒退。
第三小说围绕贿选事件所营造的乡镇环境是极不真实的。在小说中，六神乡的乡镇经济濒于破产，乡政府发不出工资来，乡亲们也并不富裕，乡里的校舍也都到了危而将倒的地步，而何以独独龙广大们的生意却红红火火？一个月的纯利就有二三百万，是他们经营有方吗？别忘了龙广大做的主要是酒店与娱乐中心的生意，在一个贫困的乡镇，酒店业、娱乐业无论如何是红火不起来的，除非这些行业如报上所揭露的做着以招徕外地游人为主的卖淫生意。而这样，则非有地方政府的参与不可。而小说中的龙广大们却是与地方政府对立的，不存在勾结的可能。一个地方的经济都是互相牵动的，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而我们的小说家为制造一个新崛起的暴发户们的夺权事件，便臆造出一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概念化世界，实在是面对纷繁的现实社会缺乏表现能力、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潮流缺乏必要的思想文化储备而仓促上阵的结果。阅读这样一个文本，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作家在表现社会现实题材作品上的新困境。（原载《作品与争鸣》1999年7期。）
突围在“故园”
——读刘维颖长篇小说《相约在故园》
相对于少数走红的作家来说，多数写作者所从事的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他们的作品出版了，得到的是较少的关注与掌声，少有批评家注意到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园地中默默耕耘，不计付出与辛劳。然而，正是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也是他们，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石。较大的数量往往会淹没其中的优秀之作，因此，很多好作品也许就会被时尚的人们错过。读一读这类作品，在流行之外，你得到的将是对社会人生的更普泛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