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天来与谭和尧的对抗中，小说所安排的胜利者是卢天来，谭和尧在卢天来气壮山河的最后一刺中不得不痛苦地蒙上双眼。可是从现实的人物处境来看，卢天来的胜利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谭和尧的金钱可以使打工妹屈服，让余庆唯唯诺诺；谭甚至试图用高薪来消磨卢天来的意志，耗尽他的自尊。当卢天来第一次破坏了他的跑车后，谭和尧所表现的是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大度，不是恼羞成怒，而是又将卢天来请了回来，因为他背后有一股强大的金钱力量让他充满自信，以为自己最终能让这个倔老头儿屈服。谭老板几乎成功了，只是当他又犯下一桩风流案时，才彻底激怒了偏要做打工妹的守护神的卢天来，他的豪华跑车还是成了卢天来第二次突刺的目标。诚然侯玉玲们并非甘愿堕落，余庆也并非没有是非准则，只是人们的现实行为并不都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在这里，卢天来是作为我们几十年来所积存的信仰与道德意识的象征出现的。小说竭力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个维护理想与道义的老军人形象。当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的时候，真正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维护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人并不多得。卢天来身上充满着的是崇高的浩然正气。只是他并未能阻止侯玉玲们的出卖贞操，也没使余庆们挺身而出，金钱对于人的人格与意志的侵夺并不可低估，不经意中，它也许会像“天狗吞月”一样地吞食掉人们的尊严。这无疑是该引起人们关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小说意在引起人们警醒的一个问题。
从整个事件来看，卢天来虽然解了气，但在现实的行为过程中却很孤单，他甚至没得到打工妹们的信任理解。这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渲染了卢天来行为的悲壮色彩，也突出了他高出普通人的道德品格，但这种纯粹美学意义上的悲壮与高尚也意味着人物行为在现实关系中的失落。卢天来与他所要维护的对象是隔膜的。当他第一次教训了谭老板后，打工妹们的反应相当冷淡，她们不但不认为卢天来是在为她们主持正义，反倒认为是在砸她们的饭碗。当他试图在感情上与他所维护的人沟通接近时，却并无收效，他两次走访侯玉玲家，看到的只是她家庭陈设的变化，却连侯的面也没见到。小说这样安排，也避免了卢天来的一场尴尬。如果见到侯玉玲，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是以理想道义去教育她，还是安抚一遍？在对侯的关系上，卢天来充当的是一个怜悯与教育者的角色，而实际上，侯玉玲所需要的既不是怜悯也不是教育，而是更为现实的生活保障。卢天来不能提供这些，谭和尧却能给她相应的物质满足，为此牺牲点色相也许算不得什么，她在精神上失去的，在物质上得到了补偿。
民以食为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谁也就拥有相应的权力，这权力甚至包括对他们女人的特权。这当然并不是说谭和尧们的为所欲为是合情合理的，但现实的物质利益确实不仅仅是道德信仰所能取代的，连卢天来这样的离休干部不也在为了寻些生活贴补而去当起了看门人？只是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使他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依然认为自己对于人民是有义务的，他当然不能容忍谭和尧这个他当年手下败将的后裔对于他的人民进行精神人格的污辱。然而他的武器却只有一支木枪，比起谭和尧现代化的跑车来，木枪尖锐然而陈旧。它虽然能刺破谭和尧的跑车，却难以吸引打工妹们，反倒疏远了卢天来与打工妹的距离。
卢天来仍然以一个维护者与保护者的面目出现，而不管是维护者还是保护者都要有相应的“资本”。本来，在原有的单一化社会结构中，这个“维护”与“保护”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维护者只是代人民行使职权，大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今，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人民所需要的乃是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并非居高临下的“保护者”，这个代言人应当是与他们息息相通的。而此时的卢天来却在根本利益上与他所维护的对象有了差异，虽然他们同是台资企业的受雇者，但卢天来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的特权却使他的身价特殊，他不依赖老板也能生活得不错，而女工们却对老板有一种依附关系，物质上的依附也造成了精神上的屈从。卢天来的精神是自主的，他仍在以原有的社会价值标准行事，却不承想，女工们的世界已今非昔比，卢天来是无法从根本上与她们一致的。看起来卢天来是在维护女工们的胜利，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只是在与谭和尧争夺对于打工妹的保护权。在这个台资企业的小天地里，卢天来作为一个“保护者”是宽厚仁慈却没有物质基础的，而谭和尧作为老板虽然冷酷、掠夺成性却拥有雄厚的资金。人们在感情上也许更贴近卢天来，在实际的行为选择中却可能接受谭和尧。
如此来看，卢天来的突刺虽然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但在现实行为关系中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人们的普遍觉悟低或者说人们的见利忘义，应该说人们对于理想道德还是尊重的。只是卢天来并没有真正贴近过他所要维护的人们，也未能从她们根本的利益上去考虑，他的行为显得还处于打抱不平式的初级阶段，这使他所信奉的理想道义显得有些空洞，并不能吸引周围的人们。两次事件中，卢天来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女工们的受辱，亦可见他与这个环境人群的格格不入。当然这并不说明卢天来思想行为的超前，而是滞后。对于卢天来的思想行为方式我们是熟悉、理解、敬佩的，却又不能不慨叹。这个人物并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思想价值内容，仅仅渲染一种悲壮的色彩、表述一种崇高的观念是不够的，理想与道义的价值何在，其深层的社会内涵如何，更是人们所关心的。《天狗》在这一点上的挖掘显然不足，只是将卢天来的行为诗意化了，却缺乏对其行为价值的深度思考。但不管怎么说，小说是在努力反映最新社会矛盾的，并试图以一种正义之气向过分物欲化的社会宣战，这无疑是极为可贵的。（原载《作品与争鸣》1994年10期。）
世界原市是美丽的
——陈昌本长篇小说《痴恋》读后
陈昌本的小说曾多次描写山村教师，他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痴恋》又是以山村教师生活为题材的。这其中当然有个人的情感因素起作用，在作者童年的记忆中，最最敬佩的人就是自己那位抛别大城市来到山村小学教书的级任老师。“我生性喜爱教书，喜爱孩子，才自己找罪自己受！”老师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作者的脑中。作者说：“正是老师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催促着我丢开各种有诱惑力的小说题材，一心一意去写我们的农村教育，去讴歌我们的山村教师！”由童年印象中对于自己老师的敬意到对所有教师的牺牲精神的认识，陈昌本的写教师不独是个人的情感偏向，更有对教师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深切理解与准确把握。并且，其写教师又不只是在写教师，在长篇小说《痴恋》中，作者即将教师的牺牲与奉献精神置放于对我们整个民族内在精神的挖掘上去表现。《痴恋》不仅仅是对山村教师的讴歌，更是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礼赞。
《痴恋》的主人公钟劲夫，是一位普通的山村教师，这个其貌不扬、状若村夫的汉子，却有着两肩担道义的责任心与百折不回的事业心。当这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在为个人的私利而蝇营狗苟地奔忙时，这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主义者却在为改变中国农村的教育面貌而埋头苦干着。为了建校舍，他可以背一架刀子一样的玻璃爬上那“驴走嘴啃地，人爬脖子酸”的脊梁山，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到科学知识，他可以挨家挨户地去感动“上帝”。他外表如莽汉，对山民、对学生却心细如慈母。山区贫困、村民无知，学校培养出的人才走的走，留下的则学无以致用，这些规状，令他心急如焚，他思考着解决问题的办法，试图探讨出一条正规教育与普及农村科技知识结合的教育新路，尽量为山区的脱贫提供知识上的准备，他所想与所做的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山村小学教师的责任范围，但他硬是顶着上级的压力坚持进行他的农村教改试验，还希望着试验成功后将自己的经验推向全国。可以说，在这个人物身上，凝聚了我们民族精神中很多正面性因素。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无疑，钟劲夫正是这样一位“脊梁”式人物。
应当说，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这类脊梁式人物的支撑，尤其，当某个时代的人更多地为物欲与私利所诱惑之时，“脊梁”更不能坍塌。个人的逐利与自私的恶性膨胀，导致的将是对整个社会运行法则的破坏，若无道德与正义力量的维系，这个社会将陷于瘫痪。个人越是蝇营狗苟，社会也就越应提倡无私的奉献精神。从这个意义来看，《痴恋》所倡导的，正是一种健康积极的人生精神。这对于我们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将起良好的促进作用。
人生也许各色各样，有的辉煌，有的壮烈，有的凡俗，有的琐碎，但不管怎样，都应有精神之光的照耀，倘仅局限于繁琐人生的体验，而缺少精神的追求，这样的人生将是虚泛的。《痴恋》决无阴冷的灰色氛围。小说中也写了一些行为委琐的人物，如那位玩弄权术的县教育局长，如那位在生活之旅中迷失了航向的钟劲夫的昔日恋人，但任何卑下的人与事在钟劲夫崇高精神的光照下，都失去了作祟的余地。小说对卑俗人物的描写是有着主观的价值判断的，对其行为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作者明明白白地将自己心目中的美丑判断显示给了读者。
当然，小说也并不因此而显得简单、概念化，主人公也不是被神化了的。小说对于广大山民、学生的描写是生动活泼的，由于作者对山区与山民生活的熟悉与了解，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在鲜活的生活画面的描摹中，作者将主人公的生存环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山区也许贫困，但民风很淳朴，人心也都善良，我们的主人公则是在这些善良的父老乡亲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主人公的献身行为并非宗教徒式的自我救赎，而是怀抱着返报哺育之恩的愿望。这也许狭隘了些，也许缺少了形而上的超越，但至少，主人公对现实世界是满怀挚爱之情的，他的生活态度是真纯实在的。因为有了这份真纯与实在，理想才能在他身上闪光，道义才能在他身上得以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作者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生活态度。当一个时代过于浮躁了些，当人们缺少耐心去做任何事情时，《痴恋》所倡导的人生态度不正是应当大力提倡的么？（原载《文艺报》1995年2月25日。）
谁是最大的获利者
刘醒龙是近几年非常活跃的一位小说家，两三年里，接连推出十数篇作品，创作势态极佳。这些作品，笔者虽未读全，但从读过的几篇来看，刘醒龙可算得上一位有才能的作家。他的作品很生活、又很“小说”，内在张力饱满，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技巧与厚重的生活相结合、厚积而薄发的倾向。这恐怕与他多年的基层生活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实践的经验积累很有关系。
这篇《菩提醉了》写的是某县文化馆内部的权力角逐。这之前，他曾于1992年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秋风醉了》，亦是同类题材，这或称得上是他的文化馆小说系列。两篇皆写某县文化馆的副馆长争当馆长的故事。在早一些写成的《秋风醉了》中，主人公自始至终就被称为“王副馆长”，没有名字，成了官场角逐的一个意义能指。但这个人物是在大量的生活事件中被塑造完成的，写得颇有立体感，身上亦不乏可爱处。这个“王副馆长”虽无名字，但还不仅仅是一个职位的意义能指，而是一个颇有血性、有着自己的生活目标的“人”，“王副馆长”乃是对这个“人”的谐谑称谓，争当馆长虽是他追求的主要目的但还不是其生活的全部意义，《秋风醉了》写的就是他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血性被磨蚀的状况。使“王副馆长”从一个血气方刚的追求者变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平庸官员，一种隐在的社会力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就是以冷部长为化身的社会官僚机制与社会平庸精神的综合。而这个被磨蚀了血性的“王副馆长”，在《菩提醉了》中则成了庄大鹏。庄大鹏虽然有名有姓，却既缺乏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追求，又没有自主的人格意识，完全沦为社会官僚机制与平庸精神孵化出的社会角逐符码，丧失了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意义。“王副馆长”褪化而为庄大鹏，使我们不能不正面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原有的社会规范体系与行政体制已从正在被异化、削弱、尚还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几乎到了全被异化、瓦解、丧失其约束能力的程度了。这并非危言耸听，《作品与争鸣》这两年所刊载的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如《天狗》、《闺年灯》、《激杀》等等无不透露出这样的社会信息。
《菩提醉了》所揭示的社会背景既是如此，在缺乏社会价值追求与规范的环境中，人物的行为也更其平庸、萎缩甚而卑劣。为了一个县文化馆馆长的职位，几个一县之中数得着的文化人可以搞窃听、可以背后告状、亦能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令人眼界大开。刘醒龙以颇含谐谑意味的冷峻笔法，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黑幕，晒笑中又引人思考——权力何至于有如此巨大的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