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刘白羽都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状况颇为复杂，但在众多的文艺潮流中只有左翼文艺作品最吸引青年，国民党当局虽然对进步的文艺作品与期刊极尽摧残之能事，但仍阻挡不住左翼文艺作品的广泛流播。刘白羽先生谈到，当时不少书摊都躲过当局的查禁，私下里出售革命文艺作品，他就是在东安市场的一个小书摊上买到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的。访谈中，草明先生也提到一位至今仍健在的左联成员尹庚冒着危险发售刊有鲁迅答托派书信的《现实文学》的情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左联的刊物及外围组织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励反帝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方面，的确起到了发动群众、引导群众的作用。楼适夷先生就曾参加过《前哨》《文艺新闻》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左联五烈士牺牲的消息即是通过《文艺新闻》透露于大众的。除组织编辑进步的期刊外，左联还组织各类演讲，出版大众文艺丛书，对于将进步思想普及到大众中去起了很大的作用。当鸳蝴派们以其无聊的恋爱纠葛取悦着读者之时，以左联为核心的革命文艺则以其鲜明的倾向、进步的理想烛照着人们的心灵，引起人们对革命与进步的向往。思想领域便是这样，如果进步的思想不去占领它，便会有其他的思想侵入，其破坏作用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无疑在占领思想阵地方面是极为成功的，诚如毛泽东所肯定的，左翼进步的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中为我们党的革命成功铺下了坦途。
但成功却是烈士用鲜血书就的，着名的左联五烈士便是代表。在我们的访谈中，刘白羽先生提到，那位曾卖书给他的小书摊主也牺牲于国民党的屠刀下，这些无名烈士为我们的革命文学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刘白羽指出，我们今天的文学乃是烈士们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他说，五四新文学、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延安文学是一脉相承、逐步发展的，中国文学史要以此为线索来写，否定了它，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无根无源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传统。他还特别强调，我们现在不要怕西方攻击我们是革命文学，以为其不是文学，也不要一提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就只有革命，其实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艺术性很强；文学是创造性很强的东西，需要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它通过感情而诉诸理智，只讲革命没有艺术是吸引不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更不能使他们在感情上倾向革命。我们的文学是革命文学，在今天讲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个文学的建立来之不易，应当珍惜。今天，我们作家应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学、创造二十一世纪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责任，这样一种文学在国际上也会有影响，随着国势的强盛，也会影响世界上的读者、传播社会主义的真理。但文学不是书斋里空造出来的，文学首先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在的生活日新月异，一个作家不能捕捉到就没有生活的积蓄，我们的作家应抓紧九千年代末深入生活，写出符合于时代需要的作品来。访谈中，楼适夷、草明都谈到，左联虽是个历史问题，但其意义、作用，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发扬到现在，应集中在爱国主义上，应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我们的国家现在很安定，国际地位也比较高，要珍惜这个局面，把工作做好，将群众工作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爱国的责任所在。
从几位前辈的忆谈中，我们深深感到他们爱国忧时的热忱与崇仰理想的精神。半个多世纪前，他们以自己的热忱参与了那场对中国文学发展走向影响甚深的文艺运动，今天，他们在晚年仍关注着我们文学的命运，希望他们曾为之奋斗过多半生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能继续繁荣地发展下去，其赤诚之心诚可敬佩。六十五年前，左联成立伊始，鲁迅便指出，“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诚哉斯言！这对于今天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原载《文艺报》1995年5月27日，署名宁逸。）
由爱情向性本能的滑落：历史理性的匮乏
爱情，曾经被我们的文学遗忘过，或者说，被有意识地回避过，这是特殊的历史年代的特殊现象；进入新时期后，这个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无数文学艺术家的所谓“永恒的主题”，便成为我们解除了禁锢的文学家们再三表现的对象。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具有挑战意味的新视阈，很快，爱情之花就洒遍了几乎每一个角落，文学中单纯的情爱描写在不几年中就有沦为陈词滥调的危险。于是，性描写这个兴奋点开始出场吸引人们的视线了。短暂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之后，赤裸裸的性暴露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蔓延开来，从正常的性行为到变态的窥淫、乱伦等等，遍及性的方方面面，几乎到了无书不性、无性不书的地步。性的诱惑淹没了爱情的光芒，成为很多作品表现的中心。于是人们开始哀叹：“爱情，这个人类生活中最超越的问题，在过去的时光里，都是支持我们向往诗意生活的基本信念，而在今时代却似乎成了奢侈品和梦想的产物。在文学世界里，爱情也正在褪下它那本应有的神圣光芒，显露出贫乏、苍白而不合时宜的面貌。”（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3）“现如今，不再是什么性压抑，相反，性的无拘无束，大摇大摆，左奔右突，倒压抑了‘情’，是爱情压抑，爱情像洪水漫过的田野上的草木，奄奄一息，或荡然不存”，到处飘荡着解放了的肉欲，文学的兴趣集中到性上；也许是文学的无奈，你再深沉，就被人瞧不起，你再清高，就被人嗤笑为愚蠢，就无人理睬，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感特征，红尘滚滚，物欲滔滔，谁还有功夫、有心思去爱呀情呀地绕来绕去？另一方面，文学中的杀戒大开，在一些发霉的故事里，常常是性与杀的二重变奏，美人爱土匪，土匪爱杀人，刀光剑影，动不动就人头落地。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豪放，变得杀人不眨眼。性与暴力成为现代文化的两个支点，情感、道德、伦理等等人格精神好像成了古典的命题，随着历史一同变成了文物，变成了人类精神的昨天。现代文化仅仅剩下了物欲、原欲的释放，仅仅剩下了感性的膨胀与扩张。（以上引自石月《文学：在性与暴力的涡流中》，《小说评论》、1995．1）
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现象？是仅仅在愤怒的道德谴责中做一番情感宣泄式的批判，还是理智而冷静地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恐怕后者更为可取。王达敏在《论当前小说性描写热与性描写艺术原则》（《当代作家评论》1994．5）一文中认为：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酿成了性描写热的奇观，它的必然性潜存在作家意识中，也潜存在读者的意识中。他分析其中原因时写道：其一，世界范围大众性文化浪潮的冲击与启示。其二，文学商品化的需要。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被抛入市场。文学一旦进入市场，就必然要受市场经济的转换而被商品化，去尽力采取并非它本意想采取的方法去达到出版和赢利的目的。其三，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当代文学的逻辑演进及当代文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开放性促使它必然要走到这一步。回顾当代文学在描写人的性关系方面由拘谨的情爱描写到自由的情爱描写、性爱描写，再到性行为性征性状描写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性描写热的出现，实是文学发展的必然。1992年大众文化大潮的滚滚热浪挟着多种驱力，更把中国当代小说的性描写推向了峰巅。
然而，文学发展的必然就一定意味着性爱描写的恣肆与泛滥吗？怎样评价、界定性描写的性质，王达敏在文中也认为这“历来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不确定因素之一，人们对性描写的看法，手中所拿的标尺往往不一样，加之因时因地因人之异，他们所掌握的尺度也绝对不一致。”“不确定因素之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标准对性描写的性质作以准确的界定。”“不确定因素之三，性描写是艺术问题，实际上，在如何评价性描写上，人们已不是把它当作艺术问题，而是当作道德问题来对待的。”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面对对象的，“道德评价只有融入艺术的审美评价之中，才能对性描写作出合理的评价。”因而，在怎样对待性描写上就形成了性开放与性保守对立的两极：“它们一为取消性描写，一为泛滥性描写”，过分地保守，不是办法，它将扼杀文学写作的活力与生气，而一任性描写泛滥开去则更不可取，因为“从心理学的观点分析，追求感官刺激，在刺激中过生活是一种精神变态。把感官刺激当作现实的代替品，不仅不能消除需要的焦灼，反而诱惑被压在无意识层中的原始本能苏醒并夺路喷发而出，它一旦喷发出来，就会危害受害个体以及整个社会。”（王达敏《第三价值——文艺的女性世界原则》）在此，性描写的审美尺度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杠杆，对待性描写，既不能单纯从社会道德原则方面考虑，也不能完全从纯艺术方面考虑，而应该从作品和作品的社会效应两方面出发，用整体性观点去看待性描写，将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结合起来。文艺作品中的性描写应遵循真善美的艺术原则，我们分析性描写，也应遵从这一艺术原则。石月也以为：性和暴力，完全可以是文学反映的对象，它们既是人的内容、也是社会的内容。然而，如何去反映，历来就是一个难题，完全陷入，顺流而下，肯定是歧途。因为，在这样的层面上，“连妓女的品位都在急剧滑坡，在众多的当代女妓中，再也升华不出一个李香君、董小宛、杜十娘、柳如是。”（鲁枢元《性与精神生态》，《上海文学》1995．2）
过分的性描写既造成了文学品位的滑坡，爱情的重写是否就是一剂最好的解药呢？事实上，爱情与性并不是两个能够截然分开的问题，正常的爱情必然包含有性爱的因素在内。恩格斯把爱情称为性爱，把性爱的最高形式热恋称为性的冲动，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爱情的起码条件。抽去性爱的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现代社会中已难有立足之处。在此，怎样看待爱情与怎样写爱情则成为极为重要的了。在有的作家那里，“爱情的特质说到底就是浪漫主义。”（王安忆《无韵的韵事——关于爱情的小说文本》，《上海文学》1995．6）而谢有顺则以为，人性的自由与尊严是爱情赖以生长的基础。在长达数千年的支持中国人生存的思想传统里，并没有向神圣终极追问的勇气，而是寄生在儒家的务实原则与禅道的逍遥自适的人生信条里。一个缺乏终极参照的国度里，爱情永远都无法获得深情的品质，无法被神圣之光所朗照。在一个社会学或者文化学的层面上，爱情只能带上非本质的面具出现，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被社会与文化这些外部条件决定的。一批不再担负明显社会使命的作家，就相继为爱情找到了两条最基本的消解途径。一是爱情的性化，一是爱情的日常化。文学与爱情之间存在着一种失恋，仿佛文学与爱情无缘，事实上，真实的原因是育正的爱情无法诞生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在非本质的境遇里，我们只能面对一片无情的天空。（以上引自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3）
虽然将爱情的匮乏根由追溯到我们数千年的思想传统上是有失公允的，但当下文学中也的确存在着爱情理想的匮乏。对此，多数人的矛头指向的是现实物质化的“金钵”。事实上，人们对于重新提出“爱情”这一标旗来挽救被滔滔物欲所淹没的文学写作，已信心不足。爱情在这里被视作性的形而上、最后的精神堡垒，它与现实仍然相隔遥远。如果爱情被引入这一超凡脱俗的描写状态中，便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将爱情完全超脱于现实之上，与大众疏离，另一种可能便是迎合大众的阅读需要，泛滥为言情读物。而怎样将现实与超越把握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王安忆在分析《上海文学》1995年6期所刊登的三篇爱情小说《背影》、《爱过》、《残红》时说：“不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情竟成了一桩麻烦事。它本来应当是凡俗人间的一个超脱或者神游，结果却成了麻烦的焦点。”
“这是一代成熟的爱情家，把它看了个透。他们对我们是有教育的，要我们不必对爱情抱有幻想，他们继承着鲁迅先生《伤逝》的传统，将人生的附丽进一步粉碎。他们对于认识人生，生活和社会，是有帮助的。他们确是要比言情小说家站高了”。然而，仅仅将爱情封闭在二人或几人的小圈子里作爱情游戏，仍然反映出写作者描述视线的局限。
面对性描写的泛滥与恣肆、爱情理想的日益俗化，纯粹而又“形而上”的“爱情”重写未见得是最佳途径。这里，需要我们的作家们放开眼量，以理性的精神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其中，“重写”的爱情才会具有永久的魅力。（原载《文艺报》，1996年3月29日。）
“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纪要
近几年来，文化产业在我国获得了迅猛发展，影视文化、录音录像技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VCD影碟、多媒体电脑、信息高速公路等已广泛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一种新型的文化观念正在形成。怎样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现象，早已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2月25日，本报理论评论部邀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者举行了“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会议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探讨了“文化工业”问题，气氛热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一、“文化工业”一词的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