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社会在知识上和道德上的见解，都包含在爱的艺术中，这种现象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在其他时代，文化的理想和恋爱的理想的结合从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中世纪繁琐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一切哲学思想集中于一个中心上，这正如贵族式的爱情的理论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把一切关于高尚生活的事情包罗在一起一样。“玫瑰花式的浪漫”并没有破坏这一制度，它不过是要纠正这一制度的趋向，并使这一制度的内容格外丰富罢了。
那个时代是一个极为粗俗的时代，尽管在那些牧师眼里是不道德的，但是“玫瑰花式的浪漫”所提倡的那种爱情却是很典雅、很风流、很温存的。当然，这类思想只能为贵族所有，因为这类思想的前提条件不但是有悠闲的生活。而且还要摆脱教会的专制。在骑马比武中，爱情的动机是很明显的。教会厌恶这种比赛，但却无法取消它，就像它无法取消勇士式的爱情制度一样。在我们这个民主时代，我们很容易忘记贵族阶级曾在不同的时代有过他们的贡献。就以爱的复兴而论，如果没有骑士制度的浪漫为它开路，那么，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取得如此成功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们反对信奉异教的结果，爱情已不再是柏拉图式的了。至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中世纪风俗的看法，我们可以在有关堂吉诃德和他的达西妮亚的描述中一览无遗。然而，中世纪的传统并非毫无影响。西德尼的《阿斯特洛菲尔和斯达拉》就充满了这种传统的影响，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深受其影响。但是，就整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爱情诗的特点乃是欢愉和率直。
请不要笑我躺在你的床上，
因为这寒夜几乎把我冻僵。
这是伊丽莎白时代一位诗人的诗句。无可否认，其情感是率直、坦白的，而绝不是柏拉图式的。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也深受中世纪柏拉图式爱情的熏陶，从中学会了将诗歌作为求爱的手段。《西姆别林》中的克洛汀因为不会写情诗，这个穷文人而受到人们的嘲笑，于是，他不得不雇了一个穷文人。然而他只会写“听，昕，这百灵”——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一种很令人称赞的努力。令人奇怪的是，在中世纪之前，也有大量关于爱情的诗歌，但直接用于求爱的却是凤毛麟角。有一首中国诗反映了一位女子因丈夫出走而悲伤的情形。还有一首神秘的印度诗描写了一位祈盼着上帝灵魂到来的新娘，这个灵魂所代表的是一个新郎。人们普遍认为，男人很容易得到他们所中意的女人，因而不必用音乐或诗歌去向她们求爱。从艺术的角度上看，如果女人容易得到，就的确是一件憾事。最理想的情形是，女人是很难得到的，却又不是完全不能亲近。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这种情形或多或少发生过。所谓困难，一部分是外部的，另一部分是内部的，而内部的困难，大概是从习惯的道德说教的踌躇中产生出来的。
由于雪莱的大力倡导，致使浪漫的爱情在浪漫运动中达到了顶点。雪莱恋爱时充满了高雅的情感和虚幻的思想，这些情感和思想都是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他认为产生这些结果的情感完全是美好的，所以，他根本不在乎爱情应当受到限制的理由。然而，他的论点却是根据不良的心理构成的。他之所以写诗，完全是因为他的欲望无法得以实现。那高贵而不幸的少妇伊米莉亚·维维安妮如果没有进修道院。那么，他就不会去写《伊壁斯去亭翁》；简·威廉斯如果不是一个相当贤惠的妻子，那么，他也决不会去写《回忆录》。他所痛斥的那些社会阻力，对于他的事业，是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雪莱那种浪漫的爱情所依据的是一种稳固的均衡的情形，虽然有风俗的阻碍，但这些阻碍并不是无法逾越的；如果这些阻碍是无法逾越的，或者是不存在的，浪漫的爱情也就不大可能得以蓬勃发展了。
以极端的中国制度为例：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男人除了他自己的妻子以外，难以遇到自己钟情的女人。因此，当他感到妻子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时，就会去逛妓院。他的妻子是别人替他选择的，也许直到结婚之前对他都是陌生的。因此，他所有的性关系都与浪漫的爱情无缘，他也从没有为争取自己的爱情而努力过，情诗就是从这种努力中产生的。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男人在完全恋爱自由的状态中，而能够写出伟大的情诗，那么，他一定是通过他的魅力就可取得了成功，而无需付出他那极富于想像力的诗意的创作。因此，情诗所依据的是习俗和自由之间某种微妙的平衡，一旦某一方失去了平衡，情诗就不大可能以其最好的形式出现了。
然而，爱情并不是以情诗为惟一目的，即使浪漫的爱情没有艺术上的表现，也是可以存在的。我认为，浪漫的爱情是生活所赋予的最大快乐的源泉。如果男女之间的爱情炽热、充满幻想和柔情，那么，在这种关系中就存在着某些不可估量的价值。不了解这一点，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大的不幸。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应当容许这种欢乐，虽然它只能成为人生的一部分，而不能成为人生的主要目的。
法国革命以后，出现了一种婚姻应当源于浪漫的爱情的思想。现代大多数人，至少是在讲英语的那些国家里，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他们却没想到，就在不久以前，这种浪漫的爱情运动还是一场革命。100年前的小说和戏剧，大都是描述关于青年一代努力抗争以建立这种新的婚姻制度，反对父母包办的传统婚姻的。其结果究竟是否真的像那些革新者所希望的那样理想，这都难以断言。马拉普洛普夫人的信条是，在婚姻中，爱情和羞涩都消失了，因此，远不如初时多少有一些羞涩的美好。毫无疑问，人们在结婚时，如果双方都不具有性的知识，而只是根据于浪漫的爱情的影响，那么，任何一方都会认为对方有许多比凡人完美的地方，甚至会认为婚姻是一场永久的天堂美梦。如果那女人既纯洁且无知，并不能区分性饥饿和两情相悦的差异，那么，这种情形就更容易发生了。
在美国，婚姻的浪漫观较之其他地方受到更大的重视。那里的法律和风俗都是依据于老处女的思想，其结果是离婚极为普遍，而真正幸福的婚姻极为罕见。婚姻是比两个伴侣的欢乐更为重要的东西，婚姻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通过生儿育女这一事实，成为社会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夫妻之间的个人感情。浪漫的爱情应当成为婚姻的动机，这也许是对的，在我看来，这确实是对的。但是我们应当明白，那种能使婚姻美满而且能满足它的社会要求的爱情。虽然并不浪漫，但是更亲密、更热烈、更现实。
在浪漫的爱情中，爱的双方往往不能看得很准，它像在迷雾中观望一般。甚至可能有些女人在结婚之后，仍可能置身于这迷雾之中，假如她有自己深爱的丈夫的话。但是，只有她真正避免了和她丈夫的密切交往，而且保守住她内心狂乱的思想和情感，以及身体的某部分秘密，才能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这种做法会使婚姻无法实现它最高尚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所依赖的是完全没有幻觉的热烈的亲昵行为。另外，浪漫的爱情是婚姻的必需的观点，尽管和圣保罗的观点完全相反，但它和圣保罗的观点一样，是极不得要领的，因为它忘记了，婚姻之所以重要全在于繁衍后代。如果婚姻仅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存在，那么，就无需任何关于性的规定了。一对有责任心和爱子之心的夫妇一旦有了孩子，就必定会认为彼此之间的感情就不再占主导地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