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就能得出若干有关历史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结论。从历史方面来说，我们认为，现存于各文明社会的性道德来源于两种截然相反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确定父亲身份的欲望；另一方面是禁欲主义的观念，即性是罪恶的，尽管它对于生育后代是必不可少的。前基督教时代的道德和迄今为止的远东的道德都是，以确定父亲身份的欲望作为出发点的产物，只有印度和波斯除外，因为这两个地方是禁欲主义传播的中心。当然，确定父亲身份的欲望在文化落后的民族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民族并不知道男性在生育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这些人中间，虽然男性的嫉妒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女性的放纵。但总的来说，女人比早期父权社会还是要自由得多。可以想像，在这个过渡的时代，一定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因为那些关心自己父亲身份的男人无疑会认为女人的自由必须受到制约。在这一时期，性道德只是为女人而存在着的。男人也许不能与已婚女人通奸，但是，他却可以随意与未婚女人通奸。
然后，一种新的避免犯罪的动机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而产生。在理论方面，道德标准对于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在实际方面，这种道德标准对于男人是很难实行的，因此，人们在看到男人违反这一道德标准时，比看到女人违反这一道德标准时更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早期性道德具有一种纯属生理上的目的，就是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应当得到父母双方的保护，而不是仅仅得到一方的保护。这种目的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是没有的，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
直到近代我们才发现，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性道德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基督教的性道德不再像以前那样深入人心。因为正宗派宗教已经减弱，就连那些忠实信徒对它也不那么笃信不移了。20世纪出生的男女，虽然他们的潜意识还保持着原有的态度，但总的来说，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不相信那种私通就是犯罪的说法。至于性道德中那些前基督教的成分，由于某些原因，它们已经有所改变，而且现在仍处于变化之中。第一个原因就是避孕法的应用，这种方法使得不导致怀孕的性交越发成为可能。因此，它能使未婚女子不致怀孕，使已婚女子只从她们自己的丈夫那里得到孩子。总之，无论哪种情况，贞洁都不是不可或缺的。这一方法尚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因为它并非绝对可靠，但是我认为，用不了多久，避孕法就会达到绝对可靠的程度。到那时，我们虽然不能断言女人不会有婚外的性关系，但父亲的身份是绝对可以保证的。人们也许会说，在这一点上女人会欺骗她们的丈夫，但在以前女人不是照样可以欺骗她们的丈夫。如果我们的问题仅仅是关于谁是父亲，而不是与所爱的人发生性关系是否应该，欺骗的动机就会微弱得多了。固此，我们可以推测，一个人对于父亲身份的欺骗也许问或有之，但比起过去对于通奸的欺骗则要少得多。丈夫的嫉妒也完全可能由于新的习俗而适应新的情况，而且只是当妻子准备选择其他男人作为孩子的父亲时，才会发生。在东方，男人们对于太监的特权总是默许的，而大多数欧洲男人对此则非常不满。东方男人之所以默许太监的特权，是因为太监不会给确认孩子父亲的身份带来麻烦。这种默许的态度随着避孕法不断普及，将发展得更为广泛。
因此。将来即使我们不再要求女人像过去那样克制性欲，父母双全的家庭还是可能会存在的。然而，促使性道德改变的第二个因素可能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国家参与抚养和教育孩子的程度不断提高。迄今为止，这个因素在欧洲比在美洲更起作用，并且主要是在雇佣劳动阶层中产生影响。雇佣劳动者毕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国家取代父亲（这在雇佣劳动阶层中已经逐渐开始了），最终是会遍及全人类的。在动物或人类中，父亲的角色是为子女提供保护和抚养。但是在文明社会中，保护由警察提供，而抚养则可能完全由国家提供，至少在最贫困的人们当中是这样。如果真正达到了这一程度，父亲就不再有任何明显的作用了。至于母亲的地位，那将有两种可能性。她也许可能继续她原有的工作，而把孩子交给国家照顾。或者，在孩子年幼的时候，由国家付给母亲抚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当然，这必须以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为前提。如果第二种办法得以实现，那么它可以暂时用来维护传统道德，这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可能会被剥夺获取报酬的权利。但是，假如她得不到报酬，她将无法抚养她的孩子，除非她去工作，而把孩子寄托在幼儿园中。由此看来，在抚养孩子一事上，经济能力可以取代父亲，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母亲，也就是说，那些没有钱财的父母亲，是不必照顾孩子的。当然，这是针对贫困的父母而言。到那时，一切关于传统道德的一切传统理由都将消失，而新道德的新理由将会出现。
我认为，家庭解体的现实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父母之情对于孩子是十分重要的，而幼儿园假如规模很大的话，它势必是极正统而且极严厉的。如果不同家庭环境的不同影响不复存在的话，那么将会出现可怕的千篇一律的情形。而且。除非事先建立一个国际性政府，否则，各个国家的儿童都将受到残忍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成人之后互相残杀。仅就人口问题而言，我们也需要一个国际政府，不然，那些民族主义者肯定会促使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应有的程度，而且由于医疗保健的不断发展，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战争。
社会学问题往往是困难而复杂的，但个人问题，在我看来，却是相当简单的。关于性是万恶之源的学说对于个人的性格造成了极大损害，这种损害始于童年时代而贯穿于终生。传统道德把性爱打入囹圄之中，因而它也极大地破坏了一切友情，从而使人们变得吝啬、武断和残忍。总之，无论我们接受哪种性道德，都必须是没有迷信成分的、得到公认的和有据可依的。性不能没有道德，这正如商业、体育运动、科学研究及其他人类活动不能没有道德一样。但是，性并不需要那种以那些生活在与当今截然不同的社会里的无知之人所提出的古代禁律为根据的传统道德。在性问题中，与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中一样，至今我们的道德仍为恐惧所支配。这些恐惧的存在已为现代的新发现所证明是不合理的。然而，我们却失去了这些新发现所带来的利益，因为我们在心理上无法适应它。
诚然，和一切改革一样，从旧制度过渡到新制度，不可避免是要遇到很多困难的。就像苏格拉底一样，那些主张改革道德的人总是被指责犯有毒害青年人的错误。这种指责并非没有根据，即使他们所主张的新道德被完全接受之后，将会产生比他们所要改革的旧道德更美好的生活。每一个了解伊斯兰教的东方人都说，那些认为没有必要一天祷告五次的人，也一定不会尊重我们视为更加重要的其他道德规定。我已意识到我说过的话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因为一个提倡性道德改革的人极易受到这样的误解。
对于人类的本能，应加以引导而不是加以压制，这是新道德区别于清教徒式的传统道德的主要原则。只要我们提出这个原则，很快就会赢得现代男女普遍的赞同。可是若要让这个原则充分发挥效力，那么就必须充分理解它的含义，并尽快付诸实施不可。如果在童年时期，本能受到压制而不是被正确引导，那么在以后的一生中，本能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因为童年时期的压制会使本能采取极不应有的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