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在这一时期对和平形势的估计确实有些乐观了，而对蒋介石破坏和平的决心的估计有些不足。正如全面内战爆发后刘少奇所说：“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正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都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
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毛泽东也承认这一点。
他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们，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一、和战之间
1945年8月，在陕北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显得格外繁忙。
这一个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骤的变化。
8月2日，美国下达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命令。8月6日2时45分，美国携带原子弹的飞机从提尼尼安岛起飞，8时左右飞抵广岛上空，于8时15分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顷刻间，广岛几乎被夷为平地。三天后的10时8分，美国飞机又在长崎上空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上下一片惊慌。
8月5日，斯大林让莫洛托夫于当日接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交给了他苏联对日宣战的宣言，要佐藤通知日本政府。该宣言指出：
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盟国今年7月26日的公告，……由于以上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零时，苏联军队对入侵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军发起了攻击。
苏联的宣战对日本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日本企图通过苏联的斡旋，在对日本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
8月10日，在日本裕仁天皇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以上，其中牺牲的就有2000万余人，财产损失仅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官方的财产损失及战争消耗的统计，即达1000亿美元以上。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景象，在陕北延安更是一片欢腾。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成筐的红花果抛向天空，高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夜晚，延安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山坡上，山沟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敲响了腰鼓，扭起了粗犷的陕北歌舞。
对于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早已预料并着手准备的。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知道苏联出兵东北的计划大约是在这一年的6月初。但由于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联系，这一情报一直无法传送到延安。
当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传来，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还在5月7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就预料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刻将会到来。但是，对于来得如此之快的胜利，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没有预料到。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按照预定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又举行了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来自各地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还聚集在延安，没有来得及返回到各地。
从苏联军队正式向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起，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延安的气氛由祥和一下子转入了紧张。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忙开了。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军事将领。他不分昼夜，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就坐在那里等候毛泽东的指示。
当时，虽然日本政府发出了乞降照会，但在中国土地上还有上百万日本军队没有放下武器，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同时，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
“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们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8月10日，即在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即向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发布了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第一号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第二天上午，朱德又连续发出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以及在华北之朝鲜义勇军，各以一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攻，配合苏联军队作战，消灭抗拒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保护居民。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朱德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拉开了大反攻的帷幕。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还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
延安的行动，急煞了远在大后方重庆的蒋介石。
8月11日，蒋介石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地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伪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甚至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之行动”。
蒋介石甚至电告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要他命令在中国的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中共中央当然不能接受蒋介石“这个非常无理的命令”。华北、华中和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用生命和鲜血创造出来的，如今胜利了，却不让我军去受降，道理何在？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地指责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指出：“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8月13日的电报说：
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8月16日的电报口气更加强硬：
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一时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抗日战争，普遍反对打内战，迫切地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来说，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他的部队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还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进行谈判，“共定大计”。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是在8月14日发出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电报发出，但毛泽东能否接受邀请，蒋介石心中无数。他一面等待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指示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难道蒋介石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吗？并不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中国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内战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从而使自己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当时，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
正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所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中国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另一个是，可以利用谈判来争取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两天后，8月16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一份复电，内容很简单：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8月14日）电悉。朱德总司令今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时间。
毛泽东未铣在这一回电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邀请并没有明确表态，既未表示接受，也未拒绝。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蒋介石首先对朱德的电报作出答复。电文中所提朱德的电报，即前面引述过的8月16日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那份电报。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转告重庆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