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贸易额上海占近一半，上海市场一乱，立即会影响全国。
天津、北平和其他各大中城市的银价物价也会紧跟着暴涨。那些日子里，上海周围的几个省经常都有电报来催问：解放才几天，上海的人民币跌得这么快，叫我们怎么稳定市场？
情况明白，后果清楚，陈毅带上助手驱车到华东局，研究部署同“银元投机”打一大仗。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了10万块银元，目的是再次看一看能否使银元价格回跌。结果如同杯水车薪，银元10万被一吸而空，价格仍然上涨，投机活动依然猖獗。
与此同时，各家报刊、电台、影剧院，发起了一场“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成千的工人、学生在街上贴标语，说快板，演活报剧，有的还当面质问和劝说银元贩子停止活动……声势可谓大矣，但投机买卖仍在公开和暗地进行。
在大会上，陈毅一次又一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老”：
“我诚恳劝你们赶快洗手不干！”陈毅用其特有的坦率风格说道，“银元涨，米价涨，百物都要涨，这样下去上海人民就会不答应，就会要求我这个当市长的采取断然措施！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了。”
这些话，都被投机者当做了耳边风。国民党管了20多年都不敢碰的世界，你共产党几个“土包子”才来几天就敢太岁头上动土？
他们照旧我行我素。
虽然采取了经济、宣传种种措施，到6月7日，银元价格还是涨到了1800元人民币换一块。看来，不采取激烈的行动很难解决问题。
在军管会和陈毅的布置下，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公安局长等人，都先后化了妆，由原地下党同志和助手们伴随，进入证券大楼亲自察看。
大楼内外，人就像蝇攒蚁聚。楼下进门就是大厅，里面闹哄哄地挤了五六百人，密密麻麻地围成一个圈一个圈的。这帮人连声喊着：“黄调白”（黄金换银元），“白调黄”，“美钞调黄白”，都在叽叽喳喳地谈交易。楼上楼下，到处都是钻来钻去的人；也有倚在走廊里抽烟的、聊天的，都是些等行情的“黄牛”。上午9点钟一过，只见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到。各个证券商号的门里，都有派头很大的人一摇一摆地进进出出，甚至还发现暗中受到监视的国民党潜扶特务，居然也时不时地来到这里“做生意”。
陈毅和大家一起研究，布置任务。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就不打，要打，就得一网打尽，事前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否则一击不中，将会使一个证券交易所裂变为几十个小型的交易所，那时将更加难办。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最后拍板：干！不要让人以为共产党什么都要宽大，到一定时候，就要操刀一割！
作出决定之后，陈毅用电话报告了中央，过了12小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回话表示同意。
6月10日上午10点整。公安部队和便衣人员，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并严密封锁了整座证券大楼，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就地等候讯问和搜查。
被堵在大楼里的2000多人，各人的财物当场经本人清点，答字封了包，写上地址、姓名和钱数。然后排成队，挨个接受问活。
经过两天多时间的逐个盘查，先后释放了1800多人，最后将200多名主犯扣押起来。这时，大楼外的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大亨鼠垮台了！”“共产党就是厉害！”
给投机奸商这当头一棒，消息很快传遍上海，震动了江渐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大头”从2000元高峰猛泻到1200元……
从此，人民币牢牢确立了地位。
金融斗争虽然首战告捷，但上海平抑物价工作还甚艰难。一此投机倒把分子又转到与生产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上来，掀起阵阵涨风。从6月23日奎7月30日，整个物价上涨100％。
7月间，陈毅邀请100多工商界人士开会，一面虚心听取意见，一面又就当时大米涨价的问题，向工商界一些人提出了善意的忠告。他告诉他们：大米问题已经引起政府相当重视，并且已经在采取措施了，劝告大家莫做投机生意！
陈毅诚恳地劝告资本家说：“你们从旧社会来，要努力摆脱掉旧的一套观念。投机、逃税、行贿、以次充好等手段，在新社会里是不适用的，要碰钉子的。有人不听，偏要拿头去碰，以为人民政府是‘阿木林’（傻瓜），其实他自己才是‘阿木林’”上海市的领导告诫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不要搞投机。同共产党唱对台戏，最后要吃大亏的！”
政府领导人讲归讲，有些资本家还是做归做。在他们看来，有“机”不“投”，才是“寿头”（笨蛋）哩！
8月20日，上海市政府又将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请到了《新民晚报》社，干什么呢？原来是请一位脸庞瘦削、眉眼清秀的客人，给大家谈谈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这位客人就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陈云。他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到上海调查，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陈云从海口封锁谈到棉花供应、交通运输以及粮食问题：
“现在粮价上涨超过一般商品正常比价一倍以上，7月18日最高，达六万五一石，现在低些了，但问题还存在。”陈云讲究求实，完全用事实说话：“只要再有40天，常州以西和芜湖、皖北的头批早稻就下来了，可以接上。再退一步，假定来不了怎么办？我们将从三个地区——东北、华北、华东调一亿二千万斤大米到上海。请大家相信：人民政府完全有力量控制物价和市场。”
然而投机商们是不相信的。继7月份第一次物价大波动之后，9月、11月又掀起了第二、第三次物价大波动。7月18日米价最高峰是6，5万元一石，到11月初已涨到30万元左右一石。
在一段时间里，不法米商和大小资本家的巨大投机资本，再加上百万户被米价暴涨吓坏了的市民的购买力，形成了一张无底洞式的吞山大口。政府在一天之内抛售大米991万斤，相当于平时市场成交量的10倍；又在短时间内抛售棉纱2万锭，棉布30万匹，想抑平米价棉价，却“被他们一口吞下，连眼睛也不眨一眨。”
这场米棉之战持续到11月底。已到了白热化阶段。政府和工人、农民竭尽全力运粮运棉到沪。投机家们却倾家抢购，借债硬拼，你抛多少，我买多少。把米价直抬到40万元一石，还不啃吐出。
一些潜藏的国民党特务叫嚣说：“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他们不懂，人民的天下是全国统一指挥调度的。在多次正告一些人不要投机的同时，人民政府做了充分的物资准备。正当投机商们已经吃得齐了喉咙。挖得两袋空空的时候，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运的大米、麦子、棉花、煤炭等生活与生产所需的各种物资源源运到。牌价开始下跌。
投机商们开始慌神。再“吃进”来维持高价吧，没处借钱了。赶紧抛出吧，难免跌价受损失，这同他们的初衷是绝对对立的。然而市场的规律是不以投机商的意志为转移的。米价一日数跌，不到两个星期，就从40万元一石跌至20万元。棉、纱价格同样大跌。全上海市的投机商蚀本一半以上。
这场“两白一黑”之战，是一场激烈的经济斗争。政府以刚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力量为主。采取市场、税收、信贷、管理等多条经济措施相配合，彻底挫败了兴风作浪的投机势力，取得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决定性胜利。
如果说，出动军警查封证券大楼的“银币之战”第一次使资产阶级感到“怕”了的话，那么，这次“米棉之战”或者说“两白。“黑”之战，是使他们感到“服”了。自此，基本解决了自抗战胜利以来一直延续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赢得了上海人民对共产党的信赖。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称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1949年6月23日，美蒋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阻塞上海内外交通，切断上海与世界市场的贸易联系，断绝重要物资供应，使长期依赖进口工业原料的企业无法开工，妄图窒息上海经济。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派遣飞机到上海骚扰，轰炸重要工业区以及电厂、水厂等主要目标，企图使上海陷于瘫痪。上海市政府制定了反封锁方针，作为上海市的第一施政报告，在上海市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要求自力更生，改变上海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把为国内生产，为人民服务作为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和发展方向，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节衣缩食，实行精简节约，克服困难，动员全市人民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建设新上海而斗争。
解放前的上海，数十年里一直依赖大宗洋米进口解决上海需要，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中央的统一调度下，不管运输如何困难，不管亏蚀多少（政府从重庆运米一石到上海要赔蚀1209／5），竭尽全力保证供应，在没有一粒洋米进口的状况下，经过努力，基本上做到了米价稳定。
解放前夕，永安纱厂用棉纱出口换来的外汇，向美国、印度、巴西的棉花商购买了6000多包棉花，每包500斤。解放后海口封锁，300多万斤棉花还没有运到上海，有的半路搁在日本、香港，有的还在产地。还有刚买下的瑞士纺织机，也搁在香港。类似情况，在其他一些企业也有存在。上海市政府协调银行、铁路、贸易各个部门，千方百计联络、抢运，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1950年2月6日，敌机又侵入市区轰炸，供应全市80％用电的杨树浦电厂设备2／3遭毁坏。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指挥下，电力工人、工程师，其他市政工人、技术人员和解放军密切配合，连夜抢修，第二天即恢复部分发电，经过近10天的继续抢修，恢复了原有发电量的65％，使市民的生活必需及工业生产得以基本维持。
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苏联访问，他了解情况后亲自为上海制定了防空政策。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导下，上海防空力量增强，反蓑炸斗争取得了胜利。
就这样，上海人民在打下了天下之后，解决一道遭难题，渡过一个个难关。使人民的政权奠定了牢实的基础。特别是经过后来的经济恢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建设。
为解放大上海作出杰出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士、各个战线人们的业绩永垂青史。
人民的新上海正日益繁荣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