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
1948年12月31日。
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
晚7时，便餐会开始举行，这是当时的国民党政要们在大陆的最后一顿年终晚餐。
餐前，与会者都接到一份总统府总务局交际科的书面通知：定于下午7时到黄埔路官邸便餐一叙。
这天夜幕刚临，远远就可看见官邸周围火树银花，耀眼夺目；
一盏盏宫灯高悬在冷峻森严的屋檐下；步入官邸正门，大厅内灯火辉煌，天花板下彩带缤纷，四周墙壁也贴满七彩剪纸，从表面看，好一派节日的气氛。可是，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在座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个个面表阴郁。忧心忡忡，好似大祸临头。
这晚，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谷正鼎、赖琏、肖铮、刘健群、黄少谷、倪文亚、柳克述、蒋经国、何浩若、贺衷寒、王世杰、王宠惠、范予遂、肖同兹、王启江、张其昀、郑彦芬、吴铁城、朱家骅、张厉生等等，共四十多人。
移时，身着棉袍但仍见瘦削的蒋介石来到大厅。他一边走向众人，一边用其不改的奉化口音招呼着，“就座，都就座！”自己来到宴会厅中央的席位上坐定。
副总统李宗仁在他的一侧坐下。
说是便餐，但很丰盛，只是各位大员谁也没有多少胃口下咽。
稍顷，蒋介石向大家发表讲话，蒋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佯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的意一见。”蒋在讲话时板着面孔，从他低沉的语调中，人们可以听出他的恼意和怨愤。
蒋介石在文告中时而吹嘘时而哀叹时而虚伪时而无奈地说：
“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14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手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力。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续绝，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决定……”
又道：“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遭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眼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几千字的文告，张群逐字逐句念了一遍。全场鸦雀无声，一片静寂。
李宗仁坐在蒋介石的右侧。蒋介石把头转向李宗仁：“德邻，你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
李宗仁没想到张群刚刚念完，蒋介石会首先发问自己，立即回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李宗仁话音刚落，谷正纲、谷正鼎兄弟二人发言，继而是张道藩等人，他们反对发表这个文告，认为文告中有蒋介石下野谋和的意向，这将对于士气人心发生重大的影响。
在场的肖同兹、范予遂等人则表示相反的见解。他们认为，看今日士气、民心，党国危亡就在眼前，下野和谈已势在必行。
于是，两派当场展开了争论。见双方争论不休，蒋介石憋在心底的愤懑和那难以言说的羞辱感终于冲天而出。他破口大叫道：
“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他原指望在他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之后，他身边的部下、干将，乃至党内的其他人士会挽留他，以便帮助他渡过一场危机，给国内和美国人造成一种“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他的部下、党内的同志不让他下台”的印象，或者至少给人一种“自己主动让位”的形象。
但是蒋介石的算盘打空了。不仅外地一些诸侯们通电要他下野，现在他身边的人也公开要他下野，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他恼怒地对张群喊道：“有关我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愤然离席而去，在座的40多个大员面面相觑。
“不可能靠这个政府来统治国家、复兴民族了”
蒋介石不愿下野，蒋介石不得不下野。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抱着对争取国内和平的真诚愿望，派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后，周恩来又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双方达成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通过了政协协议。蒋介石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问题，但他的主要打算却仍是通过战争来消灭革命力量。
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战争准备后，立刻翻过脸来，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略企图是：沿主要铁路干线，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并控制解放区城市和交通线，歼灭人民军队主力，或将它压迫到黄河以北，而后聚歼于华北地区。蒋介石声称，他倚仗国民党的军事优势，“如果配台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面对严峻的形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自卫作战，坚信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
在战争的头四个月，即从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虽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的153座城市，但人民军队也收复了城市48座，并歼灭对方29万多人。10月以后，国民党军队能用于一线作战的进攻兵力逐渐减少，士气日益低沉，军事进攻的势头开始降落。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蒋介石乘飞机来到了黄土高原上那座著名的宝塔城，他得意地看到了他的军队砸碎了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再有三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将不复于世。
然而，事与愿违，到了5月和8月，毛泽东和他的军队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被先后粉碎。
为了摆脱困境，蒋介石于1947年7月4日颁布《全国总动员方案》，力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当机决断：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反攻。中共中央规定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战略进攻。
蒋介石又岂肯甘心？！1948年的元旦，他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声言：政府完全可以在一年内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
但是，接下来的事实立即叫他食言：2月丢了东北重地辽阳、鞍山；3月丢了四平、永吉、洛阳；4月丢了西北重镇宝鸡；5月丢了潍县、老河口；6月丢了开封；7月丢了兖州、襄阳；9月丢了名城济南；10月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刚到，淮阴、淮安、张家口告急，而投入60万大军的徐蚌战场刚刚开战，黄百韬部7万之众便在碾庄被围，邱清泉兵团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也被围，受命前往增援的黄维兵团10万人马及一色美式装备尚未进入战场，亦被围困在双堆集地区束以待毙。
1948年11月初，东北战事结束，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部军事会议。其间，他想将华北的傅作义所部南调。蒋介石对傅作义说，我想请你担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归你指挥，华北的部队完全南撤，以保证东南局势和共军决战。蒋介石特别解释：“我请傅总司令担任东南军政长官，完全是从党国切身利益考虑……希望傅总司令不要推辞，不要辜负我对你的重托。”
傅作义已对蒋介石留有距离。他使起了推诿之计，傅作义说；
“我感谢委员长对我的信赖，不过，对前途我有三点看法。一、华北局势还不像一般人传言那样糟糕，我们不应该就此悲观绝望；二、我个人认为。尽管已经丢失东北，但挽救华北危局尚有办法；三、将华北几十万部队南撤，将引起军心、民心动荡，非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坚守华北是支撑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这个历史教训不能不牢记。”后来，博作义说了真话：“南京之行使我看到政府已丧失军心、民心，不可能靠这个政府来统治国家、复兴民族了。”为能顺利返回北平，傅作义在会上认真扮演了主战派角色。
当时。类似傅作义心态的将领，在蒋介石的营垒中已不少见。
“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
美国人是以利益原则行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拓展，企图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控制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所说，他们当时在中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
基于这个目的，1945年底，美国政府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赴华“调停”内战，并贯彻“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的方针。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4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同时出动海军陆战队9万多人，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前来接受。1946年3月，美国还向国民党政府派出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6月17日，签订《中美处置租物资协定》，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给国民党政府。
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航海条约》等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蒋介石依托的大老板是美国当权者。
当蒋介石作好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后，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似难获致解决之办法”，实际上宣布“调处”已经“失败”。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随即返回美国。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放手让蒋介石“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
事情的发展并不美妙。战争进行一年多，美国人看到，蒋介石的军队处处失利，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进国民党的统治区。
1947年7月，美国政府又派了一个叫魏德迈的人来华对南京政府进行调查。1个月后，即8月24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魏德迈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魏德迈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谓“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
魏德迈返回美国后，马歇尔主持的美国国务院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向司徒雷登征询意见。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答复说：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
看来，蒋介石已逐渐不被美国人、尤其是杜鲁门政府内的一些人士看好。
1948年，当蒋介石为东北战事疲于奔命，又迫于共产党的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并大有决胜中原之势，不得不筹划徐蚌会战等等乱哄哄一团糟之际，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为总统竞选也战事正酣。共和党人在抨击杜鲁门的民主党时说：“民主党人没有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更多的钱。以至国民党没有足够的资金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一听提了神，加之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都预测说，竞选的胜利不属于民主党，赢家必定是共和党。于是蒋介石便把赌注押在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身上，不惜从他本来已临枯竭的国库里拿出相当一笔钱捐助杜威。
作出上述举动后，蒋介石还嫌不够，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受权向美国共和党领袖杜威授以特种吉星勋章。蒋介石还令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振运动会”为名赴美，携送蒋介石给杜威的私人信函。当陈立夫离开美国返回上海时，对《新闻天地》的记者发表谈话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又说：“如果杜威当选，对于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些事，何应钦继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以后，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在作战部署上要保证使何应钦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密切合作。但在实际行动中，美蒋之间不时发生矛盾。1948年6月14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务院，说蒋介石曾保证同意他的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迳由无能之参谋总长。而亲自指挥作战。”8月22日，司徒雷登又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因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这表明美蒋关系在继续恶化，司徒雷登正企图把战败责任完全推在蒋介石身上。
就在蒋介石翘首以待美国大老板的进一步援助时，大洋彼岸的选举揭晓：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竞选失败，民主党的杜鲁门继续执掌白宫。
蒋介石的精神一下垮到了零，他几乎不能相信这一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但又有什么法子呢？11月9日，他硬着头皮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内称：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被杜鲁门在11月12日的一封复信中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