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将被砸坏的装甲车拖出厂外，又调来另一辆装甲车打头眸，黑压压的警察跟在后面。工人急忙从车棚推出一辆卡车，借以挡住装甲车。有个工人叫许福泉，从小学过修理汽车，也会驾驶。他浑身是胆，一下子跳进卡车驾驶室，开足马力对准装甲车，两车相顶，时进时退，终因卡车力不能敌，被顶了进来。警察趁机涌进三门。接着，四周浓烟弥漫，警察开始投掷催泪弹……并枪声大作。
许泉福在战斗中右肩中弹，在血流如注的情况下，仍然忘我抢救别的工人。产假后刚上工几天的何宇珍，在罢工之初，就抱定决心，“即使牙齿打下来，也要往肚子里咽”。在屋顶上战斗时，她左腿中弹，两个警察从她背后袭来，把她打倒在地，她不愿当俘虏，趁警察不备，翻身从屋顶往下跳，摔在建筑工人搭的脚手架上，左额也被地面的乱石块所伤，血流不止，仍继续英勇战斗。
创建于1906年的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电），是解放前法帝国主义凭借其在华特权，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公用事业托拉斯。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派了李富春同志到那里开展工作，散布红色种子。1926年法电党支部成立，同时工人组织起自己的工会，从此，法电工人斗争就有了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方向。1949年上海解放，法电回到人民手中。改名为沪南水电公司。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电工人，一直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坚强堡垒，在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中，表现得更为出色，为上海工人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水、电、交通是现代化大城市的命脉，法电企业规模庞大，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生活和全市的生产。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上海解放在望。执政当局末日临头，一面对人民进行镇压，一面准备大肆破坏，企图使上海这个大城市陷于瘫痪。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地下党领导提出：公用事业要力争做到“王不”——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法电工人围绕这一指示，积极开展护厂斗争。
护厂既为国家为民族，也为工人自己，这个道理，很快为群众所接受，并得到热情的支持。不久，一支护厂纠察队秘密组织起来。
与此同时，工人协会法电支会也宣告成立，借以领导纠察队，统一护厂斗争的步调。
参加护厂纠察队的除700多个男工外，还组织200多个工人家属进厂共同战斗。为了配合解放军行动，使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确保水不停、电不断。车辆照开，就必须在孤立少数敌对分子的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共同保护人民财产。法电工人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心理状态，发出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要工人提高斗志，迎接解放；要高级职员消除顾虑，为国效劳；要工头、领班、技术人员安心工作，等待接管，等等。除分别发信进行政策攻心外，共产党员更是废寝忘食，利用夜晚书写标语、油印文件、张贴传单。线路上的同志利用售票员职务上的方便，事先把准备好的宣传品放进票袋，把浆糊装入罐头及火柴盒子，早上接班，前后无人时，便沿途张贴。车站里是三人一组，第一人专涂浆糊，涂好走开，第二人悄悄贴上，最后一个抹平贴牢。三个人各司其职，动作敏捷，效果良好。一时，马路上、车间内到处都可以看到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签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人们争相围观，奔走相告，人心大为振奋。
调查研究，摸清情况，也是法电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沪南地区的沿途设施，工厂、学校、机关的情况，敌方碉堡的布局，黄浦江边的设施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这些情况，对迎接解放军进城、配合军管。起了很好的作用。
5月25日早上，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而苏州河北面依然炮声隆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还在负隅顽抗。法电工人又开始执行新的任务；配合解放军警备沪南地区；清除并抢修马路上被抛弃、损坏的车辆，保证市内交通畅行无阻。为了更好地支前，运输队迅速地组织起来。法电工人的口号是：“要人有人”，“要车有车”，他们把最好的车子开出来，帮助解放军运送弹药给养到外滩江海关一带，支援解放军追击苏州河北尚在顽抗的国民党军队。
上海解放后两个多月，上海市第一个工人自己的基层组织——法电工会宣告成立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陈毅等领导亲临参加。陈毅同志身穿短袖衬衫，热情洋溢地在会上讲了话，对法电工人所进行过的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
1949年3月间，根据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上海形势的需要，上海地下党依据上级指示，秘密建立了一支半武装性的人民保安队，其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护厂、护校，保护地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
参加人民保安队的人员是工厂、学校和地区里政治上可靠、身强力壮的青年，他们大都是工人协会会员和地区的贫民团成员，也有一部分是纺织协会、职员协会、教师协会等组织的会员。
人民保安队在党的领导下，调查研究、搜集情报。从本厂的机构、人员、设备地址、敌特在工人中的活动，到本厂及附近驻有多少国民党军队及番号，以及武器装备、碉堡的位置等等，均加以搜集，有的还画了地图交上去。通过党组织和各种社会关系，还调查、收集了国民党在沪官僚资本企业的机密情况，如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几个月之后。陈毅在一次谈话中曾涉及到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当时把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各种材料，从敌人那边缴获的，我们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统通收集整理出来，写了关于上海问题的200多种小册子，给干部、士兵们读，组织讨论，还要考试。”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民保安队的工怍情况。
人民保安队还利用有利形势，普遍进行政策攻心，瓦解敌人。
其方法之一是向国民党的特务写警告信，连上海特务头子那里，也发去信件，指出蒋介石大势已去，晓以利害，警告他们不得再干坏事，要放下屠刀，将功赎罪。当时。发了一封信给国民党工福会在沪东的一个姓范的特务头目。不仅发给范的父母，要他们不让自己的J1子再做坏事，而且还把信寄到范的小老婆那里。这件事把范吓了一大跳。因为一般说，小老婆的地址是秘密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保安队连这个地方也知道了，真是不得了。特别是那些小特务收到信以后心神不定，从此有所收敛，这就显示了政策攻心的巨大威力。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近郊后，盘踞在市区的国民党残军退守沿苏州河两岸的工厂和险要地区，妄图负隅顽抗。针对这一情况，人民保安队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方法瓦解敌军。
第一种是做好策反工作，动员敌军缴械。当时，国民党军为了控制苏州河南北交通枢纽造币厂桥，派了一团军队分驻桥的南北各厂，形成犄角之势，团部设在桥南的同兴被服厂内。那时除了由该厂人民保安队做好驻在厂内国民党军营长的工作外，还派地下党员，通过关系，约敌军团长直接谈判，阐明党的政策，要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人民保安队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通过谈判，这个团长愿意率领全团缴械投降。又如窜驻实验民校的交警总队一个连，由一个姓胡的副官带领，这个学校人民保安队负责人摸清他们是才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情况，就利用各种机会主动和他们接近，动员他们放下武器。5月24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市区，他们看到无路可走，就向学校索要便衣，在解放军到达前，全部逃走，留下了枪支、弹药和电台。
第二种是党组织一面通过厂方出面与国民党军官周旋，一面发动工人群众做好敌军士兵工作，上下结合，促使他们放下武器，离开工厂。如私营中纺二厂，地处苏州河北三官堂桥堍，原有新旧桥梁两座，新桥被炸毁，国民党军为了控制旧桥的桥面，派了一个营进驻该厂，营长就住在厂长的小洋房里。人民保安队通过厂方对营长做工作，同时发动工人找国民党军士兵拉家常，谈形势，讲出路，促分化。就这样，这个营的人员开始逃散，最后不战而溃，为解放军进入苏州河北岸，扫除了三官堂桥南北通道的障碍。
第三种是对顽固之敌，采取里应外合逼其投降的方法。如恒丰路桥旁的一座八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里，有200余名交警占领。为首的一个营长十分顽固，叫嚷要与所在的工厂共存亡。人民解放军包围了这座工厂后，反动营长仍胁迫士兵继续顽抗，拒不投降。于是，人民保安队让解放军从他们控制的房子隔壁一家造纸厂内，打墙洞进入该厂。那个反动军官还妄图凭借工事抵抗，被不愿抵抗的士兵从背后一枪击伤，士兵们扯起了白旗缴械投降。
“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
人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中共华中局通知新四军第三分区政治委员张执一去开会，到会的还有刘长胜和张承宗等人。会上传达了上级的电报指示精神：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不能继续打下去，将很快投降。为此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要城市工作部立即派干部回上海，发动群众，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会议结束后，中共上海局的领导研究决定：张执一和张承宗次日即返回上海，张执一负责统一战线等项工作。从此，张执一便与上海地区的兵运策反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在美国飞机的帮助下，大量往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运兵。为了力争东北、华北，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北上，撤消对上海进攻的计划，尽可能广占乡村和中小城市。
上海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仍然坚持长期隐蔽的方针。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正面战场形势发展迅速。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场势如破竹的胜利，全国政治、军事局势的日渐明朗，国民党政府、军队中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大动摇。一些国民党中的爱国官兵纷纷走上了投诚、起义的道路。而这也正是张执一及其同伴李正文、田云樵、陈约珥等人最忙碌、紧张的时期。
还在1948年底，在张执一直接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陈约珥，受命担任了中共上海局与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的秘密联络工作。
张权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北伐开始。张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9师副师长、师长。当时，林伯渠正在第6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常到第19师工作，张权因此深受影响。1927年蒋介石和共产党决裂，张权积极拥护林伯渠的讨蒋主张，从这时起，张权和共产党有了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权任国民党河南战地警备副司令，坚持在河南境内进行抗日游击战。1938年，张权组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炮兵第51团，以后又陆续建立了8个炮兵团，首任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创始人。在滇缅会战腊戍战役中，张权指挥的战车防御炮部队使15军坦克遭受重大损失。1944年，战车防御炮总队调防重庆附近的壁山，张权从此常到曾家岩50号求知求教，周恩来亲自推举王亚文到张权的手下任上校秘书。张权非常高兴，他向王亚文提出加入共产党，董必武让王亚文转告张权：“共产党了解你，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更大。”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代表请张权利用他在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身分，去前线做一次视察，以全面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和军事部署。张权承诺之后，即利用与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的私人友谊，以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身分赴前线，为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其后，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张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于1948年底由南京迁居上海，为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战役和上海的解放履行新的使命。
以张权为首的上海市区武装起义军临时司令部就设在上海市区吉祥路121号。
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亲自传达经上级批准的起义计划，授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治委员。地下联络依然是始终参与起义准备工作的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者陈约珥。
如果张权领导的起义获得成功，就能打乱国民党在上海市区的防御，控制咽喉要害，和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达到迫使上海守敌投降，和平解放上海的目的。
这太令人兴奋了！
张权在紧张地筹划着！他将起义的时间定在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
5月13日上午，李锡佑来到张权的寓所，两人就国民党第132师起义一事进行商谈。
在当年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的80多名学员中，张权与李锡佑等人义结金兰，成为拜把兄弟。按照年龄，张权居首为大哥，李锡佑排行老三。在考虑起义计划时，李锡佑提出，驻扎在江湾地区的第132师是自己过去的老部队，表示要亲自前去策反参加。
李锡佑本人单线联系的策反对象是第132师情报科科长张贤。曾经有人提出张贤是否可靠？李锡佑说：“对别人我不敢说绝对，但对张贤我完全可以说。他一度穷困潦倒，都是我多次接济，我对他有恩。1948年，我在阜阳14绥靖区司令部第4处任少将处长时，他正失业，我让他到处里当了中校参谋；年底，我组建第一纵队并担任司令，张贤又到我部当中校科长，就连他现在的职位都是我给他谋的，他对我可谓忠诚。”
在张权的家里，李锡佑就起义的具体细节给张贤写了一封密信。张权当面交代自己的侄子秦然轩：将这封信面交132师情报科长张贤，一定要小心！
5月15日清晨，张权与自己的侄子秦然轩一同离开寓所。张权要赶往外滩公园与王亚文就起义的最后细节碰头；秦然轩则是受张权之命再去江湾，最后一次检查第132师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他俩相互间保持着一段距离，一前一后走出住所所在的弄堂。
刚出弄堂口，几个汉子一下拦住秦然轩，其中一个厉声发问：“前头走的那个人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秦然轩回答。
秦然轩一抬头，发现不远处躲在人群中的张贤，他顿时明白张贤已经叛变。
几个汉子马上将秦然轩的双手反绑，逼着他向李锡佑的寓所走去。没走多远，适值李锡佑出来，一个便衣大声喊道：“那就是李锡临！”
散布在四周的全副武装的军警和便衣特务闻声都从各个角落钻出来，他们如狼似虎将李锡佑绑起和秦然轩一并带走。
张权不知道发生的上述情况。他在外滩公园与王亚文碰头后，对王亚文说：“我打算再去一下吴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