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上海市区的那天凌晨，外滩出现了巨型横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
这横幅大标语是江海关的女职工缝制的。多日来，她们和上海的广大工人、学生一起，为迎接解放，倾注了最大的热情。而在她们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严密组织和有力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结，在这个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有深深的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1920年8月诞生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这之后的几个月，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因为会场受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其后，1922年7月党的“二大”、1925年1月党的“四大”等重要会议也都是在上海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上海的各项工作。1924年，在沪西纱厂林立的地区，组织了工会性质的“沪西工友俱乐部”，作为团结、启发工人的机关，会员很快就扩充到4000余人。
1925年五卅风暴前夕，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因势利导，决定将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到民族斗争的高度，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组织五卅反帝大示威；后又决定发动“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并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使上海辐射出的反帝烈火在全国遍地燃烧，形成了燎原之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连续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因条件不成熟、准备不足而失败。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共产党人的严密组织和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以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经过30小时的激战，全歼北洋军阀的直鲁联军和上海军警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0余枝，以鲜血和生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一次使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后来由于国民党新右派肆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才使这次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
其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上海党的工作和根据地的斗争遭到严重破坏。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正确的航程，上海人民的斗争从此出现新的转机。1935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着手端正白区工作的指导：与针，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白区党的组织和领导，决定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会后，党中央、毛泽东派人回沪了解情况，做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要上海党组织担负起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的使八年抗战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总方针指导下，大力动员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开辟、建立和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广泛采取各种方法，在人力物力方面，支援大江南北新四军根据地的建设，配合新四军的斗争；同时，坚决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至武装群众，组织地下军，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一点一滴地积蓄革命力量，同敌人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的斗争。这支积蓄起来的力量，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配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者进行决战的可靠基础。
1946年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重庆办事处移到南京，并且在上海思南路设立了上海办事处。对外名称用“周公馆”。上海地下党组织为“周公馆”配备了工作人员。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恩来通过办事处经常给上海地下党以指示。
1946年4月间，刘晓从延安回到上海。不久。成立了上海局（中央局），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刘少文和铁瑛为委员。上海局领导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及江苏、浙江其他地区的地下党，还领导过浙东地区的武装斗争。1947年下半年又成立上海市委，张承宗任书记，马纯古任副书记，张祺、陆志仁、梅洛、吴学谦、马飞海等为委员。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人民运动逐步深入开展。
随着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对上海党指示要开展广泛的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周恩来亲自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实质。
周恩来的艰巨工作，为上海党广泛发动群众运动，同时开展各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相互密切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将近12年的艰苦奋斗，到解放前夕，中共上海的学生工作已经有了强大的基础：在全市主要大中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大多数学校的学生会中确立了进步力量的优势，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联成为各校学生会的指挥中心。上海学生经过反对日本侵略者和针对国民党统治的大规模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斗争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依靠美国政府支持，加紧策划反共内战，同时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沦陷区的同胞，对他们歧视、掠夺，实行残酷的统治。
抗日胜利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解散伪校、甄审学生”的命令，否认原在上海读书的学生的学籍，认为是“伪学生”，需要分别登记，经过一年思想训练后再予甄别。这就剥夺了一些大专院校学生的读书权利。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及时研究了这个情况，决定开展“反甄别”斗争。办法是通过串联，发动留沪学生拒绝登记，然后共商对策。一些学生家长，关心子女前途，也参加进来。开始时，有些群众存有幻想，认为所谓登记、甄别或许是少数掌权者不明情况决定的措施，于是写呈文申诉，提出“政府有伪政府，人民无伪人民；学校有伪学校，学生无伪学生”的理由，要求当局收回成命。不料再三申诉，杳无音讯。学生们开始请愿，却遭到军警马队的阻拦和大员们无理的指责。学生们忍无可忍，一致决定结队游行，诉诸社会。游行队伍以“因荒废学业而请愿”的旗帜为前导，但仍不呼口号，不沿途宣讲，进行了沉默的抗议。第二次游行时，南京被迫停学的代表也到上海参加，学生们沿途高呼“人民无伪”、“学生无伪”、“我们要读书”等口号，还散发了用中、英文书写的传单，出动了一辆三轮车，上面堆满了工科、商科、医科书籍，却用一张“教育部封”的大封条封住，其意不言自明。
在素有“民主堡垒”之弥的交通大学的游行队伍里，有一位极富诗人气质的浪漫的年轻人，他是化学系的电霄义。在同学们的眼中，他是一个优秀学生。
史宵文自幼家境贫寒，但他聪颖好学，从小学到中学功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学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应届毕业生中的甲等第一名，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可以说这件事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个喜事。可是，没过多久，史霄文就陷入痛苦之中。他和生活在大后方日寇铁蹄下的许多青年…样渴望胜利，渴望国家和个人的光明前途。国民党不分青红皂白宣布交通大学等院校为“伪学校”，数千名学生被列为“伪学生”遭“甄申”，刚刚入校的史霄文也在其中。史霄文为了读书，和同学们一起加入了游行队伍。其时，国民党的头号人物蒋介石来沪，学生们又组织队伍，准备到东平路蒋的住宅，向蒋介石请愿。史霄文在日记中天真地写道：“这次有希望解决学籍了！”可是，当请愿的学生队伍向蒋介石在上海的官邸出发时，中途却遭到了全副武装的军警的拦阻。在蒋介石的住宅附近，当局开动警备乍威逼学生后退，学生们坚持不让。从当晚8时直到次日早晨，学乍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喊哑了喉咙，站酸了腿，既冷且饿，连蒋介石的影子也没见到。第二天又见报载消息，正当学生们清愿之时，蒋介石却参加舞会，寻欢作乐去了。史霄文的心颤抖了、失望了。他写道：“我激动地暗泣，泪水湿润了我的手帕，不知几多日子我没有流过眼泪，然而今天我却如小孩一般哭泣，我惭愧吗？不！可惭愧的是我们的政府，他使人民灰心、失望和诅咒。”
从此，史霄文更加积极地投身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搞宣传，刻钢板，“一字一字地刻出对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刻出对劳动者的深情热爱。”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重庆读书的同学，一向处于国民党高压政策之下，政治空气比较沉闷。但是抗日胜利后在一系列的事实教育下，也成长起了一批进步学生。在分期分批复员来上海的途中，看到了国民党政府运军火，征军粮，拉壮丁，筑碉堡，加紧发动内战，老百姓遭受苦难的情况，到上海后，又见报载湖南等地灾情严重。于是。穆汉祥等进步同学倡议发起救灾运动，不少学生家庭处于灾区。纷纷响应，一下就有几百人签名。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对这一自发的正义行动加强领导，并发动原在上海学生中的一些班级起来支持。
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夜，新闻报道中的种种消息引起进步同学的关心。在一次印制捐册工作中，大家漫谈起时事。党员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在救灾，别人在造灾，这样下去，救灾还有多大意义？”这个问题点燃了大家思维的火花，议论的结果得出结论：救灾必须反内战。这个主张由进步同学带回班级和学生社团中酝酿，取得了广泛的赞同，运动随即由单纯的救灾转为在救灾的同时反内战。
可是一些反动社团和骨干却百般刁难，于是又召开了由社团和班级代表参加的系科代表大会来讨论。反动势力的代表抢先发言。宣扬一番当局如何关心救灾之后，伪装清高，貌似公允地提出：
“至于反内战，牵涉政治，事情复杂，各派各执一辞，还是从长计议为好”，妄图以此阻挠反内战的斗争。他的同伙们为了制造声势，在旁听席上高呼：“学生到学校来是读书的，不应过问政治。”但立即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人为的灾比天灾严重，打一次仗要死多少人，学生哪能不闻不问？”“政府新近颁布田赋征收条例，灾区人民已临绝境，还要交军粮，要救济灾区人民，哪能不反内战？”“灾荒是内战引起的，反内战是治本，只救灾不反内战是舍本求末”旁听席上一位积极分子还列举事实说：“我是湖南人，我的家乡遭了重灾，全省荒地占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二，人们吃光了树皮、草根，竟发生人吃人的事，真是赤地千里，惨绝人寰。但是政府为了打内战，还在那里征军粮。家乡一个地方只有七万人口，征军粮却要五万石，大人小孩平均每人负担军粮七十斤以上。我为了家乡人民，为了灾区人民。向政府呼吁：不要征军粮，不要打内战”。接着，穆汉祥发言，列举复员途中所见事实，说明要向政府反内战。他们的发言义正词严，深刻感人。一位女同学激动地说：“救灾一定要反战，向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以民主协商原则共商国事，执行双十协定，实行政协决议，实现和平！”会后，反动社团和受他们控制的少数班级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运动，但是更多的社团和班级贴出大字报，支持救灾反内战运动。已经活跃起来的进步力量冲破多年来受控制的局面，迅速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
40年代后期的上海教育界流传着两句话：“打内战交关起劲，办教育一塌糊涂。”那时的上海大专院校，校舍年久失修，教学设备残缺简陋。教职工的薪给，本已应付不了飞涨的物价，还常常拖欠不发。家境清寒的学生依靠救济。每日三餐均是一块面包，最多加一盘青菜。公费生的伙食费一天750元，折合时价，只能买两根半油条。
在地下党组织统一领导下，交大、复旦、暨南、同济等国立院校学生会代表集会商议，开展“抢救教育运动99同时还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学生们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内容生动，形式活泼。
如改编西藏舞曲调：
“没有敲钟就起来哟，为的是那抢稀饭哟！要是迟起来了一点点哟，哎哟，哎哟，哎唷唷，就给别人‘打游击’啊！啊哟，你我吃饭苦！”
“营养、营养，闹什么哟，教育经费少得很哪！都是为了那个打内战哟，哎哟、哎哟，哎唷唷，闹得国破民又穷啊！啊呀！你我大学生！”
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护校”斗争。
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以“教育经费紧张”为由强令交通大学停办航海、轮机两系，并且不准水利、纺织、化工三系成立，还盛传要撤销管理学院。这一系列事情激起交大师生开展群众性的“护校运动”，并成立护校委员会。
4月8日，交通大学校庆纪念日，护校委员会开展学生、教授以及校友的签名活动。“五十多岁的交大，今天发出怒吼，举起反抗的大旗，为自由而奋斗”的歌声，在师生中普遍传唱。5月5日，校方向教育部交涉无效，由护校委员会派出代表随校长一同去南京教育部请愿。5月8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在接见交通大学代表时，当着学生代表的面训斥校长吴保丰：“你带学生来请愿，请什么愿？”
学生代表当即站出，说：“不是校长带我们来的，是全校学生要他来的。”
朱家骅说：“航海、轮机两科取消的决定不能改变；水利、纺织两系不准成立，化工是否开办，尚在考虑。”又说：“交大为工程学院，非工程学科需要调整，校名交通也要更改。”并且说：“这些都不是你们管得了的！”
5月9日，学生代表向护校委员会汇报了赴京请愿的经过，并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当介绍到教育部态度蛮横时，场内群情激愤：“为交大的前途请愿去！”“为自由生存而斗争！”中共交通大学地下党总支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更大规模的护校运动。
当天晚上，全校系科代表大会开会，会场内外挤满了旁听的同学，代表们一致通过决议，向教育部提出八项要求：交大校名不容更改，院系不容分化，航、轮等科不容停办，并要求增加教授、公费生名额，增加经费，添置设备及校舍。同时决定采取六项行动：自即日起罢课，全体同学赴南京请愿，通电全国，联络校方和教授，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选出赴京请愿主席团，建立起专门机构，设有宣传、联络、组织、总务等部，分24个小组开展各项工作。会后，发表了《告师长书》、《告家长书》、《告校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