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一生中从未放松过的头等大事便是军事权，1月21日离开南京回溪口时，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套长江布防计划。如今他虽身居乡里，但高高架设的电台天线犹如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络绎不绝。
溪口小镇，成了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早在淮海战役的败迹显露以后，蒋介石就把长江防务问题提了出来；淮海战役失败后，他又进一步加强江防部署。
首先，蒋介石从“清剿”共产党的南方游击队和地下党开始，着手长江的布防。蒋介石知道，江南地区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之一。要保证安全可靠的长江防御体系，必须清除江南心腹之。“患”——消灭人民游击队和地下共产党。
从1948年10月开始，南京国防部指令所辖的各指挥所，督促地方伪政权及其地方武装力量进行“清剿”。其具体措施：一是清查户口。重新建立保甲制度。各地县政府把这项反动措施，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伪县党、政、军、警等一切反动力量，聚集起来，逐村逐户重新登记编组。一人一户不漏地造出保甲册籍。按保甲册籍经常检查入户人口，做到一人外出或入村，保甲必知，遇有嫌疑，须即上报。为了不让人民游击队有藏身之地，还在各保甲实行连座法，要保甲长画押，保证不窝藏共产党。如果窝藏共产党，立即抓捕。二是“清乡”、“进剿”。在编户造册的同时，进行普遍“清乡”和“进剿”。山区是“清剿”的重点，集中在大茅山、黄山和天目山等地区。这些地区，既靠近南京（如大茅山区），又紧靠长江江防（如黄山地区），又是江防腹地（如天目山区）。为了保证南京的安全和长江防线及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派部分主力部队和地方特务部队以及各县保安团，反复进行搜捕，许多掩护游击队及地下党的接头户和进步群众遭到捕杀。这次“清剿”直到1949年1月才告一段落。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完全失败，长江防务已经提到国民党第二线防御的日程上来了。1949年1月，汤恩伯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他上台后，一手抓江防，一手抓“清剿”。汤恩伯认为1948年的冬季“清剿”是不得力的，决定以主力部队直接“进剿”。
封锁长江江面，是加强江防的又一个措施。自1948年12月起，长江水上交通就被封禁。水上航行的上下船只只能靠南岸行驶，南北交通被切断。南北两岸的过渡船只，只能在为数很少的几个渡口，按规定过渡，而且派军警层层把守。淮海战役后，为了进一步封锁江面，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2月间制定了“江面交通管制办法”。照这个“管制办法”，规定在南岸上下通航的船只，在入夜至黎明前限定的时间里，一律停航；白天装卸客货，指定在几个码头进行，严禁在指定之外招揽上下客商。进出码头的船只，必须悬挂规定的信号旗帜，同海关联系，取得允许后，才能驶进或者驶出。两岸的渡船，入夜后一律停渡，渡船须停泊在南岸被管制的渡口里。
停泊在南岸的木排，一律冻结，不准驶出。整个长江江面，夜间由海军舰艇值班，上下巡逻。各码头设置军宪警联合检查站检查客货。
如发现违反上述规定。即按共产党嫌疑犯处理，或按私通共产党论罪。在长江两岸的重要港口，由“首都卫戍总部”派出许多谍报组（即特务）进行活动。在南岸的谍报人员，负责监听和侦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在北岸的谍报人员，负责收集共产党的军事情报，用无线电台向“首都卫戍总部”报告。
汤恩伯上台以后，还大规模地构筑沿江阵地工事。在长江南岸沿线，遍地修筑大小工事和明暗地堡，挖掘交通沟，铺设临时公路。
从江阴到湖口，增筑沿江公路。长江南岸原来有一些并行的公路段，但不成体系，有的路面损坏严重，有的桥梁倒塌。不便军事使用。汤恩伯命令各部队，就近协同地方政府大修公路，一方面把原来的公路给以修补和连接起来，另一方面抢筑许多临时公路。使新老公路相连接，形成一个交通网，以便于部队的机动。
国民党军还以公路为枢纽，在南岸沿江一线挖掘交通沟，构筑碉堡和地堡群。有的地段，每隔300米就有一个火力点。这些火力点，开始是土木结构的，后来改成钢筋水泥的，即所谓“固若金汤。
可保无虞”的乌龟壳。有的地段，则利用山腰挖掘大隧道。有些隧道长达几十米，可以容纳一个营以上的兵力，隧道内有电灯照明。
靠近港口的地段，则修筑：大碉堡。用火力严密封锁各渡口。在沿江防守的重点水面上，布设水雷，有水上漂雷，也有水下雷。沙滩上也埋上地雷。总之，整个南岸沿江一线重点防守的水面和陆地，全部大小工事，明暗碉堡和交通沟接连起来，形成了一个火力网。为了构筑这些工事、地堡，国民党军队到处砍树，许多村庄的树木被砍光，山上的森林被破坏。木材不够，就下老百姓的门板，甚至拆民房。老百姓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临战之前，国民党军队还对沿江居民进行控制。强令江北重要港口的居民。丢弃家屋和财产，一律搬到江南。江南沿江的居民，有的被迫强迁到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后方，不搬迁的居民。则实行连座法，要老百姓具结。不愿意具结的，或者被驱逐出境，或者被抓捕起来。每个居民都发有“战时身份证”，进出港口哨卡，要有“身份证”才能通行，没有的要被拘留审讯。国民党军队为了扫清射界，把江北和江南的许多村庄夷为平地，拆毁工厂码头和仓库，财物被抢劫一空，老百姓妻离子散，流落荒野。
蒋介石在视察完他的长江防务后，曾得意洋洋地对他的江防司令汤恩伯说道：“我们上有飞机、下有军舰，这坚匿的立体防线，共军就凭那几条破船，插翅也休想飞过长江来！”
就在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三天，他又急急忙忙私下电召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来接受指示。蒋介石与何、顾、汤等人在溪口会商后，决定把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以湖口为界线，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约45万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约25万人。这25万人中，有些是桂系部队，有些则是蒋系部队。蒋介石于会后派专人将湖口以西的决定，送交白崇禧执行。因对桂系有疑忌，故湖口以东的具体作战计划，则对其保守秘密。
李宗仁上台后，一方面迅即宣称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又极力拉拢一些军人，希望以此增强自身的实力。比如，他当面夸奖关麟征为中国少有的军事将领，打算任关为参谋部总长。
蒋介石得知后，在溪口召见关麟征，对关说：“我离南京前，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谈过，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何以尚未发表？李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这是他们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适宜。”当时与关麟征一起见蒋的还有白崇禧的副手、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蒋介石对宋说：“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临了，蒋介石专门交代宋希濂，带几本专用密本交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今后可经常和溪口直接联系。
“江防”与“沪防”，争吵大曝光
李宗仁一面抓和谈，但作为代总统，他也不想放松军事。
1949年3月初，南京，国民党国防部。
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蔡文治等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正在召开作战会议。
李宗仁说：“我们要和共产党进行和谈，但是也要搞好长江防御。军事上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需要守江，把我们的命运寄托在长江天险之上，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毕竟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这些是我们的长处，如果我们善加利用，共军未必可以飞渡长江。”
参谋总长顾祝同看着蔡文治说：“先说说你们作战厅的计划。”
蔡文治说：“我军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长江江面极宽，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
蔡文治对着大幅江防作战地图，仔细地讲解着。李宗仁等人频频点头。
但是，汤恩伯却不以为然。他说：“这一方案根本行不通，它违背了总裁的意图。”
顾祝同问：“汤司令，你有什么方案呢？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听听。”
汤恩伯说：“我认为，应把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此言一出，四座一片哗然。许多将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顾祝同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此乃下策。”
李宗仁说：“汤司令可否重新考虑。”
汤恩伯握有实权，上自湖口，下到上海，45万大军在他一人节制之下，因此李宗仁等人对他毫无办法。汤恩伯不管他人怎么说，仍然坚持他守上海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实在忍无可忍，对汤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顼，在代总统、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就怎么做！”
蔡顶了汤一句：“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根本不把蔡文治放在眼里，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当时蒋介石所定的京沪战区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以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这个作战方针，李宗仁等人都不知道。因此，李宗仁上台后，还指示南京卫戍总部作防守南京的计划，并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其实那时候，汤恩伯已在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在南京孝陵卫的汤恩伯总部指挥所，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准备随时离开。并没有坚守南京的打算。
南京一失守，围绕这个问题的争吵再次爆发曝光。当时，顾祝同等立即在上海主持召开国防部作战会议。
会议一开始，顾祝同的话音刚落，已经逃到上海的国防部第3厅厅长蔡文治就抢先站起，他带着仇恨的神情说：“我简直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在上次会议再三说，共军一定由荻港渡江。如果我们把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沿线，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开放，敌可长驱直入，连各机关撤退都没有部队掩护。
何况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来是预备跳海吗？事实证明，我对敌人行动判断无一不确实，可是指挥作战的毫不采纳。这样，幕僚还有什么当头！我滥竽充数当这个作战厅长，愧对自己，愧对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他气呼呼地一边说着。一边两手扯着军衣的下襟，猛向左右两边一撕，把军服上五颗扣子拉断了线，扣子四处乱蹦，他大声哭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
全场愕然。
顾祝同安慰道：“蔡厅长，你冷静点，有话慢慢说。”
说完这话，眼光直直扫向汤恩伯。
疲惫不堪、如同坐在油锅上的汤恩伯也憋着一肚子火气，他推开桌子。用手指着蔡文治喝道：“你小孩子懂得什么？”
汤恩伯在中央军校当大队长时，蔡文治在那里住过学。此时的蔡文治也就顾不得了，他反言怒斥：“你还有脸摆出你的老师臭架子来吗？从今以后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再没有一个人承认你是个军人了！”
汤恩伯的脸顿时变成绛紫色，蔡文治的反言相讥刺痛了他，他浑身血脉怒张。
整个会场一片死寂，汤恩伯咬住牙关，两目逼视蔡文治：“我问你，军人应该怎么样？是不是要服从命令？”
蔡文治道：“是呀！我一个小厅长算不得什么，可是我以总长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服从？”
汤恩伯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奉有总裁的命令，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
汤恩伯打开公文包：“你们来看，这是总裁的手令。”然后拿着念了起来。这份手令的内容大意是，上海存有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重要物资，责成上海市代理市长陈良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其抢运台湾。在这批金银、物资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
直到金银运完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则惟汤恩伯、陈良是问。
在场人员听完手令内容，面面相觑，沉默无言。
汤恩伯接着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陈初如（陈良别号）怕我守不住，每船装重了一点，以致‘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触礁覆沉，因而我和陈初如都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汤恩伯又转向蔡文治：“你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难吗？
依你的计划，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时间。这批东西运不出去，这责任由谁负？”汤恩伯停了一会儿，又说：“奉命保守秘密，不敢随便泄漏。今天要不是这小子发狂，我还不会拿出来给你们看。算了吧！现在诸位知道了也好，总裁也无意久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金银运完就了事。这个责任由我来负。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先请到广东吧，免得在此碍我的手脚，必要时我还要保护你们。”
当时，连平时以含蓄见称的顾祝同听了也面红耳赤，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表达了他对蒋介石、汤恩伯的极大不满：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