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建立了37部电台，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控制党政军大权，使李宗仁发布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一项也实行不了。1月21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给各军军长的命令中称：“总统离京赴杭，事先有计划步骤，政治方面交由李副总统及孙院长负责，军事方面由总长负责，经济军事均有充分准备。共党如无和平诚意，决与作战到底，以求最后胜利。”1月2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特别紧急宣传通报》中也说：“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继续领导本党致力革命。本党同志更须共同精诚接受总统之指示。”关于和平问题必须“研究总裁元旦文告及一月二十一日声明，以为言论之基准”。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指示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会后，蒋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
26日，蒋介石自奉化致函在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领，命令他们必须作战到底。29日，顾祝同给各部队下达了应付时局的密令：应下最大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自救、自卫之战争；军队最近作战重点，在于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要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的战术；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争取在短期内变成劲旅；加紧维护后方治安秩序，肃清地方散匪，取缔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特别注意激励部队士气。
李宗仁上台后不久，即召集国防部有关人员召开江防紧急会议，讨论江防计划。3月31日，即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汤恩伯、宋希濂等人举行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长江防务，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剿总”各部队严密防范人民解放军南渡，并决定了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同时，考虑到长江以南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会议同意国防部的建议，将驻新疆近10万军队东调。会后，国防部多次电催新疆驻军加速东调。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计划最后未能实现，但从中可看出李宗仁“和平”的真正目的。3月，李宗仁还多次到汤恩伯在上海举办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上讲话，他说，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则没有，共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长久作战，因此，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到1年是不成问题的。又说，国际局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白崇禧也曾对黄绍说：共产党如果逼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江防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封锁长江水面交通；增筑沿江公路。同时派部队不断“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人民游击队，以消除江防心腹之患。
1月间，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所谓“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实施构筑上海地区的现代化防御设施。3月间在上海举办“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恩伯自兼主任，研讨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2月22日，重庆绥靖公署在重庆召开西南四省（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及重庆市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18个军，加紧扩军备战。3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万。
为加紧编练部队，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闽、浙、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区，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负责组训新兵，企图将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
国民党政府不仅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且还继续进行战争活动。国民党空军飞机不断轰炸解放区城镇，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上旬至2月中旬，国民党空军飞机连续轰炸了济南、徐州、濉溪口、廊坊、北平南苑、朝阳门、天津唐官屯、湖北随县等地。炸毁房屋300余间，伤亡和平居民200余人。国民党特务也继续进行恐怖活动，镇压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4月1日，南京军警特务向真正要求和平，欢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的中央、金陵等11所专科以上院校的6000余名爱国学生行凶，造成当场死2人、重伤11人、轻伤80余人，失踪几十人的惨案。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继续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也意识到依靠其现有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其在大陆的失败已无法挽救，遂作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的准备。企图以台湾为基地，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反攻大陆，重新夺取政权。为此，蒋介石在“引退”前夕，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元运往台湾，并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
1948年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加紧撤退的紧急讨论会”，命令京沪、浙赣、粤汉各铁路车辆及招商局轮船加紧撤运人员、物资和文物挡案至台湾、广州及华南其他地区。至1949年2月底，国民党政府90％的机关及80％的人员已经撤离南京；国民党的海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勤总部的若干部门和大批参谋人员已撤到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台湾建立了总部；汉阳兵工厂和南京4个工厂的设备，亦由专轮运往台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国、交通两银行总行，亦在香港、台湾等寻找房屋，准备撤离上海。
就连蒋介石本人的大部家庭杂物、文件及3辆“白卡尔”汽车也已运到台湾；何应钦、桂永清、周至柔、陈立夫、徐永昌、汤恩伯、胡宗南、顾祝同等人的眷属也已逃到台湾。位于西安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将其主要物资、文件、军火、军官眷属和后勤机关、医院、兵工厂撤至汉中、成都、贵阳等地，部队也由关中地区逐步向陕中、汉中撤退，并准备退入四川。
总之，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面前，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一次玩弄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企图以此达到“划江而治”。但是，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面前，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三、解放军使命
中共中央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针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中，揭露了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阴谋及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的企图。明确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和平。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还借古代希腊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指示分析了全国的战争形势，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人有待我们去消灭，尚有许多地区有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
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要求“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
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指示还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
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美国政府实施“内部破坏”的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报告及会议作出的决议，不仅对夺取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建设新中国，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对于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评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帮助支持下，自1946年7月到今的两年半内，发动反革命内战，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明确指出，在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之际，蒋介石提出的和平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
因为蒋介石在建议中提出的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条件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还指出：“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最后，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要求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李宗仁上台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举行和平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对他进行了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到人民方面，以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
1月27日和28日，叶剑英在北平连续接见了李宗仁派出的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向他们表示，希望李宗仁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的电中，要叶剑英转告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会见了由李宗仁派出的“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人，向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和谈代表人选和谈判地点允予考虑，3月15日左右可望决定。双方确认，谈判与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国共产党1月14日声明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