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北屏蒙山，向南是一片平坦的田野，沂河由北而南从这里经过。在临沂老城南约1千米处，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对峙，好像两个卫士，拱卫着临沂，东岗名为金雀山，西岗名为银雀山。
1972年4月10日，临沂县城关建筑管理站的一位老工人来到“临沂文物组”报告：在临沂地区卫生局的基建工地上，发现了古代墓葬。临沂文物组立即派人前往勘察，并与工地负责人商量：由他们先将古墓周围的散乱石渣、石块清理干净，三天以后，文物组人员前来发掘。
4月14日，临沂文物组考古人员来到工地进行正式发掘。上午，先起木榔上面的盖板。椁盖板系用7块长1.76米、厚0.20米、宽0.20～0.40米的大方木东西横放、南北相连而成。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人员连一双手套也没有。300多400斤的椁板、棺盖只能靠人力抬动。脚下膏泥淤积，工作人员几乎寸步难移。费尽周折，始揭开榔盖板，露出了榔室。其构造是：东侧为棺木，西侧为边厢，中间隔有一层薄木板。边厢为堆放随葬品的地方，积满了污水和淤泥。
下午，在工人们抽排泥水的同时，考古人员自上而下、自南而北，一层一层地取出随葬品。出土的器物有鼎、盆、壶、盘等陶器和杯、盒、壶、盘、奁、杖、兀、案等漆器。16：30分，考古人员发现在边厢北端有一歪斜的椭圆形木兀和在它上面的彩绘筒形，与一堆烂在一起的竹片条儿粘在一起，无法单独取起，只有先一块儿取出来再慢慢清理，取出的时候将已经腐朽的竹片儿折断了一部分。当时考古人员还以为这些竹片不过和边厢南端盛栗子、核桃的篓片是一样的东西，折断了也没在意。不久，他们又从水中摸出几个铜钱和一个竹片残片，发现竹片上似乎有字。于是他们小心地取下一根较长的竹片，用清水慢慢地一滴一滴地冲洗上面的淤泥和水锈。奇迹出现了，竹片上真的现出了字迹。经辨认，发现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七个字。考古队员们立刻兴奋起来，意识到有了重大发现。他们马上停工，保护好现场，并迅速向上级作了汇报。
16日，山东省博物馆专家来到现场，与考古队人员继续进行清理边厢的工作。前后两天，从边厢内共出土竹简及残片4900多枚。
17日接着清理棺木。打开棺盖后发现尸骨已经腐朽散乱、性别难辨。尸骨旁散放有枕木、漆奁、木梳、铜镜等。清理工作当天下午即结束。这个墓被考古专家们称之为一号墓。
一号墓清理完毕后，考古人员又清理了紧挨着的二号墓。二号墓结构与一号墓相同，亦为一榔一棺。榔内，西侧为棺木，东侧为边厢。清理工作当天结束，出土竹简32枚，内容为公元前134年西汉的《元光元年历谱》。
由于竹简在墓中浸蚀了2000多年，质地已腐朽，无法脱水。加之简上的文字系用毛笔写成，因此，只能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滴地耐心冲洗，才能慢慢洗去水锈，显出字迹。稍有不慎，或用手指一抹，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泥。简片清洗好后，用化学药品脱色，字迹就显得清晰了。为了长久保存，专家们把它放在两层玻璃片之间，用丝线在两端和中间固定住，再装入玻璃管，注入药水，经过密封处理后，最后装入专门定制的匣盒中保存。考古工作者就这样辛勤地工作了4年，才完成了对竹简的初步剥离和整理。
整理结果是惊人的，专家们发现这批竹简全部是书简，主要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珍贵的先秦古籍和数十篇佚书，十分罕见，消息一传出，立即轰动了国内外。
再现“武圣”真面目
银雀山汉墓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
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为吴王阖间客卿，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于世，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孙膑是战国时齐人，孙武后裔，为齐威王军师，著有《孙膑兵法》传于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最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对这个问题曾有明确的记载，他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作者是孙武。此后官私史书和《孙子兵法》的校注者，都没有提出过什么怀疑。一直到了南宋，永嘉学派的著名代表叶适，才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初年的山林处士写的，甚至连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也成了问题。
叶适以后，有人反对他的说法，也有人赞成。赞成者，有的只肯定作者不是孙武，但具体是谁，则未置可否；有的则明确断定它是战国时期的孙膑写的。1949年后，学术界也有孙武曾作此书的说法，有的还认为是曹操写的，不过多数人则认为这本书不是孙武一人所作，而是包括孙武在内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的兵家著作，它长期流传，最后由孙膑加工整理成书。
本来，历史上有两个“孙子”，一是春秋末年的孙武，一是战国时期的孙膑。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家，并且也都著有“兵法”传世。这在汉代一些重要史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为什么到南宋以后，《孙子兵法》的作者又成了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孙膑的著作，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也就是《孙膑兵法》失传，到后来只留传下一部《孙子兵法》。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不再见到关于《孙膑兵法》的著录。若从曹操注《孙子》“十三篇”而全未论及孙膑来看，很可能在东汉末年，《孙膑兵法》就已经失传了。而1975年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的出土，这部失传已达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竟然从地下被挖掘出来，同时出土的还有我们都已知道的《孙子兵法》，而且这些竹简的书写年代都确定无疑地比我们所见到的史书记载要早得多。这就完全证实了历史上确有两个“孙子”，他们的著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本来就是两部不同的书。
《吴孙子》到《齐孙子》相距100多年。关于《孙膑兵法》，由于它久已失传，所以人们一直不能确切知道它的具体内容。临沂竹简《孙膑兵法》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窥见它的大致内容和特征。它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体例上，都与《孙子兵法》有很大不同。以篇幅论，《孙膑兵法》较《孙子兵法》大。孙武兵法不到6000宇，孙膑兵法残简的文字就比它多；以体例论，《孙膑兵法》主要以孙膑同齐威王、田忌等人的对话形式，论述了有关兵略、作战、阵法以及军队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这与《孙子兵法》以较为概括的语言，论证了有关战争、军队和战略战术的问题，是大不相同的。
当然，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他肯定读过《孙子兵法》，受过孙武军事思想的影响。因此《孙膑兵法》在军事思想上对《孙子兵法》有所继承和发展。其中有关战略思想、战术问题的某些论述，就不为孙武所涉及，详情这里就不再赘述。
千年冤案今始翻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古籍，除了恢复了孙武和《孙子兵法》、孙膑和《孙膑兵法》的原有面目和历史地位外，还使一批被疑为伪书的古籍，如《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等的千年冤案得以翻正。
《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兵书。现存六卷，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主要是用周文王与姜太公《吕望》答问应对的形式，阐述兵家军事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
《六韬》吸收了先秦兵家和诸子兵论的精华，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具有独立体系的重要兵书，在战争观、治军、战略、战术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同时它所记述的参谋机构组成、攻防战具的配备、宿营警戒、通信联络等保障手段，也极其详备，是研究古代军事的难得资料。
《六韬》问世后，在汉以前就广为流传，是造就大批古代兵家名将的理论养料。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等都非常重视该书，不仅自己刻苦钻研，还号召部将潜心研究。唐人著书论兵，多加引用。宋代又把它收入作为兵学经典的《武经七书》，而后对《六韬》注解、集释、汇解者，累世不断，流传至今的各种注本已有70余种。在日本已有30余部研究专著问世，在朝鲜、越南也有译本。
此书的作者，历来传说为周吕尚所著，但自宋代起，就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伪书，不是汉以前所作，而是后人伪造。现在，《六韬》残简在西汉前期墓葬出土，足证它在西汉前期已广为流传，不是后人伪托。
《尉缭子》也是一部著名兵书，现存5卷24篇。作者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只有国家富足安定，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在文武关系上，提出“以武为植，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外部表现的卓越见解；在战争观上，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师出有名；在治军上主张以法制兵，强调将帅要恩威并施，执法公允，身先士卒，并系统地提出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书中所记的一系列律令，丰富具体，包括战斗编组、队形、指挥信号、奖惩条例、宿营、警戒、着装、徽章等规定，保存了我国早期的战斗、内务、纪律等法规，有重要资料价值；在攻守上，讲奇正，重变通，主张先发制人、积极防御。
《尉缭子》继承了《孙子》、《吴子》有关军事思想，颇得用兵之意，其“敦本务实、峻法明刑”的特色深受后世推祟。宋元丰年间被收入作为兵学经典的《武经七书》。后世兵家在著书时也多加引用。
作者尉绦，是战国中期梁惠王时代的人，相传为鬼谷子的高足，精通兵法。《尉缭子》最初不是一部系统的专著，而是由尉缭及其弟子根据他的言论在不同时期写成的几十篇作品的合编。今本《尉缭子》仅存34篇，即北宋《武经七书》的传本。南宋以来，有学者怀疑它为伪书。临沂汉墓出土的汉人手书《尉缭子》残简，虽然不全，但已有兵谈、守权、政权、将理、原官、兵今六篇，足证此书实是汉以前的作品，后人伪作之说，不攻自破。
《管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综合性著作，体系庞杂，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哲学等多个方面，曾影响了一代学人。作者管仲，曾任齐国宰相40年，完成齐国各方面改革，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大概也是自南宋起，便有人认为《管子》一书不是出自管仲之手，是后人好事者所加。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管子》残简，证明该书的确是汉以前的作品，后人伪作之说显然不成立。但学者们认为，说《管子》非管仲亲著固然不对，但恐怕也不是他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战国时管仲学派的著作总汇。
《晏子春秋》，又名《晏子》。共8卷，包括内篇6卷、外篇2卷。内篇记载晏婴对国君的劝谏，以及晏婴对君王和权臣等提问咨询的应对。全书由200多个短故事汇集而成，无固定体例。在这些故事中，反映了晏婴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作者晏子。姓晏名婴，春秋时曾在齐国做官，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公，为政有贤名。
关于此书的性质、作者和写作年代，曾有多种不同见解。《汉书·艺文志》将它著录在儒家；唐代柳宗元之后，许多人视之为墨家类著作；也有人断之为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把它列在史部传记类；还有人认为此书属于记叙文学类。关于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自古至今有四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此书是春秋后期晏婴本人写作的；一是认为是战国时期墨家门徒假托的；一是认为六朝时人伪造的；还有人认为是后人采缀有关晏子言论、事迹的材料汇编而成。根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晏子》八篇大部分都有，可以肯定是西汉以前作品。伪书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除了为一批被疑为伪书的古籍验明证身外，银雀山竹简还为校勘古籍提供了最早的范本。竹简对传世著作的篇章组合、段落分合、句读、字句的错误都有校正作用。此外，2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以10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晦朔干支，验证了自宋代以来有关错误。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
根据出土遗物，考古学家对墓主人的身份作了如下推测：
1号墓、2号墓相距甚近，墓葬形制和下葬时代相同，因而可能是夫妇合葬墓。从墓中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写的隶书“司马”来看，1号墓的主人可能姓司马；2号墓内的一件陶罐上刻有“召氏十斗”的字样，可能是墓主人妻子的姓氏。根据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可以推定，两座墓葬的下葬年代都在西汉武帝时期。竹简的抄写年代当早于此时。抄写竹简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帝、景帝至武帝初期写成的。1号墓出的竹简多是兵书，还有阴阳书及风候杂占的简”这也是古兵书的附录，由此推知墓主人可能是将军幕府中的谋土。墓中出土遗物中无一件武器，推想墓主人可能不是武人。
比殷墟更古老的都城——郑州商城遗址
在河南省郑州市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城区内，1955年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它就是比安阳殷墟还要古老的商代都城——郑州商城。
勘探研究表明，这座商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垣周长6960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墙基最宽处达32米，地面上残留城墙最高处5米左右。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相当坚固，在城墙内外两侧还发现有护城坡。在城址的布局上最近又有重大发现，就是在原城的西部和南部又发现一道外城墙，建筑时代与大城基本同时。
城址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商代早期文化层，发现房基以及其他一些生活遗迹。东北部近40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分布着成群的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应是商王室及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在宫殿区的东北部还发现了石板蓄水池，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达2000平方米。从石板蓄水池的结构看，它应是宫殿区的大型供水设施。这种供水系统在更早的时代还没有发现过，它是古代中国城市供水系统的创举，为后世城市供水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城外发现了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制骨作坊遗址，还有中小型墓地。通过对这些遗址和墓葬的发掘，获得了大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出土的许多精美文物更显王者气派，如铭功路、二七路、白家庄等处发现的商代中型铜器墓，出土了几组青铜器，花纹简单纯朴，形态厚实庄重，是商代早期铜器的代表。先后3次发现了青铜器大型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有方鼎、圆鼎、鬲、尊、提梁卣、盂、盘、爵、簋、戈、脷等，共28件。这些青铜礼器，不仅形体较大，而且多数都是郑州商代墓葬中所不见的，如大型方鼎、大型圆鼎、扁足鼎、提梁卣、尊等，都应是商王室的重型礼器。这些发现对于研究郑州商城的性质和探讨商代早期青铜礼器组合都具有重要意义。
郑州商城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次找到的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城遗址，使我们对商代物质文化的认识从安阳殷墟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丰富了对商代前期文化及其阶段性变化的认识，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开拓了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