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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鄱阳湖文化(1)

一、儒家文化

(一)孔子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在鄱阳湖区的影响尤为深入人心。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是当时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针锋相对,应者云集,同墨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并存,使鄱阳湖地区众学派林立。

儒家创始人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兄弟中排行第二,春秋后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8月27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2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山城北泗水之滨。孔子年轻时做过鲁国高官,治国极好,贪官纷纷逃往他国,他国领袖也很敬畏鲁国。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个,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二)儒家“十三经”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据说《乐经》从此失传。“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和《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化形成八个学派。从《论语》看,孔子的思想具有博大而精深的特点,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儒家一方面同其他学派激烈论争,另一方面自己内部各派争论也十分尖锐,儒家八派正是儒家内、外论争发展的结果。

儒家在先秦遭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历代和当代一些非儒学者根据民间口头评论,将儒、释、道三家对中国发展贡献作出如下评论:“治世道,乱世佛,由乱入治是儒家。”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仰者甚众。为此,汉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逐渐取得独尊地位。

我们可以借鉴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借鉴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借鉴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借鉴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借鉴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

对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3儒家文化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和文化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东南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边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古代儒学

汉朝前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朝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清政府停止了科考制度,由学校培育人才。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第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十章分别解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要得众、慎得、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德自有人,有人自有土,有土自有财”;“见贤能举,举而能先”。《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

鉴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秦朝苛政覆灭,统治阶级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的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从此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近两千年来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仁的原则。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最后才能得到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

儒学对现代教育的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四)近现代儒学

“文革”结束后,是儒学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近现代新发展的儒家学说,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思想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要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五)鄱阳湖地区儒学代表

1.王安石。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良好的教育。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准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嘉佑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依靠神宗实行变革,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辞,九年再辞。熙宁九年罢相后,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改封荆,世称荆公。1086年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他一生写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有的风格遒劲有力、精辟精绝,有的风格雄健峭拔、修辞凝练,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对后来宋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诗作《元日》《梅花》等最为著名。

2.解缙。解缙,字大绅,又字缙绅,号春雨,又号喜易,明朝第一位内阁首辅。洪武二年十一月初七(1369年12月6日)出生在吉水鉴湖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洪武三十一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祖父解子元,元至正五年(1345年)进士,授安福州判官,迁太史院校书郎,除承务部、东莞县尹,在元末战乱中死于乱兵。父亲解开,二魁胃监,五知贡举,以父死节赠官参知政事不拜,明初授以官又不受,一心从事著述、办学,培养人才。母亲高妙莹,不但贤良淑慧,而且通书史、善小楷、晓音律。解缙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传说他自幼聪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于襁褓中教之,过目不忘。5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能属文,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诵数千言,终身不忘;12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洪武二十年(1387年)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解元);次年,会试第七,廷试与兄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选为庶吉士,读中秘书。明成祖时,入直文渊阁,进翰林学士,参与机务,后又兼右春坊大学士,一时诏令制作,皆出其手。

解缙有治国安邦之才。初入仕时,深受朱元璋宠爱,常侍奉左右。一日,太祖在大庖西室对解缙说:“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日上万言书,剖切陈词。他建议:政令要稳定,刑罚要简省,要整理经史,制定礼乐,表彰贤士,崇祀先哲,禁绝娼优,易置寺阉,薄赋敛,减德役,焚经咒,绝鬼巫,裁冗员,节流开源,以苏民困。他又指出朝廷用人当择贤者,授职当最德才;应改革时弊,鼓励农耕,实施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免去苛捐杂税,使民修养生息;要尚武以固边防,崇文以延人才;治罪不株连妻子,捶楚不加于属官。奏疏呈上,太祖连连称赞解缙有安邦济世之奇才、治国平天下之大略。不久,解缙又献《太平十策》,再次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

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11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流传后世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解缙奉诏主编《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8000余种,全书正文22877卷,上至先秦,下达明初,“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并亲自过鄱湖收集资料。留下了千古名篇:“扁舟过彭蠡,远远见庐山。巨石危将堕,阴云去复还。平铺三百里,高出九霄间。久在风尘际,览观心自闲”。

(六)孔子鄱阳湖遇神童

孔子为了传播儒学文化,率诸弟子御车出游,周游列国。一日来到豫章即鄱阳湖边,路逢一群幼童嬉戏。其中有一小孩不愿游戏,孔子驱车前问曰:“独汝不戏何也?”小儿答曰:“嬉戏无益。衣破难缝,上辱父母,下及门中,必有争斗,劳而无功,岂为好事?故乃不戏。”

言罢,低头以瓦片作城。孔子责之曰:“何不避车乎?”小儿答曰:“自古及今,为当车避于城,不当城避于车。”孔子乃勒车论道,下车问焉:“汝年尚幼,何多诈乎?”小儿答曰:“人生三岁分别父母,兔生三日,走地畎亩,鱼生三日,游于江湖,天生自然岂谓诈乎?”

孔子又问:“汝居何乡,何里,何姓,何名,何字?”小儿答曰:“吾居敝乡,贱地,姓项,名橐,未有字也。”孔子曰:“吾欲其汝同游,汝意下如何?”小儿答曰:“家有严父,须当事之。家有慈母,须当养之。家有贤兄,须当顺之。家有弱弟,须当教之。家有明师,须当学之。何暇同游也。”

孔子曰:“吾车内有三十二颗棋子,与汝奕博,汝意下如何?”小儿答曰:“天子好博,四海不理。诸侯好博,有妨政纪。士儒好博,学问荒废。小人好博输却家计。奴婢好博,必受鞭扑。农夫好博,耕种失时,故而不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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