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说过，人生定要起伏有致方可安稳一生，太过顺畅反而不得长久。
对于林徽因来说，她的好日子，其实是太短了。
动乱年代，自有它的浪漫热血，那时的知识分子，跃马横刀，在国家遭遇变故时挥动犀利的笔刀，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纸上谈兵终究无法避免颠沛流离的奔逃。
1937年，北平在日寇铁蹄之下已满目疮痍，8月，林徽因和丈夫父老携幼，带着简单的行李向天津出发。下了北平的火车，眼前的情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车站里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天桥上架着机关枪，每一个过往的旅客都受到了严厉的盘查。天津，在血与火中颤抖着呻吟。
9月初，梁氏夫妇搭乘一艘英国商船，从天津出发，前往济南，然后南下到达长沙。由于在担惊受怕中疲于奔命，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支撑不住第一个病倒了。就这样，林徽因承担起除了烧饭洗衣等所有家务。好在南方暂无战事，他们可以稍微喘口气观望局势，再作打算。
11月下旬，大批轰炸机出现在长沙上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那是日军第一次轰炸长沙，四架飞机在长沙上空投弹六枚，死伤三百余人。
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描述了这次轰炸：
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
可怕的空袭越来越多，长沙已经待不下去了。当时，临时大学搬迁到云南昆明，中央研究院等一批研究机构也跟随前往。梁氏夫妇考虑到古建筑研究资料很多时候要依赖于这些研究机构，便也决定前往昆明。
安稳妥帖，于林徽因而言，是美好而充满向往的生活。只是如今，她也从这纷乱颠沛的岁月里，感受到生命的另一种体验。无法和琴棋书画诗酒花相媲美，却让她看见，往昔繁华终归只是梦一场。与其哀怨悲观，不如敞开自己的世界去接受一切，接受苦难带给自己的生命体会，用其通达与它交换，将幸福填满。
穿过陡峭的悬崖绝壁和凹凸不平的土路，1938年1月，林徽因一家来到了春城昆明。这是一个繁花似锦的城市，好像每一天都会换上一件新衣裳似的，永远是翠绿中透出新鲜的鹅黄。早春的天空，是玻璃般透明的青色，远山烟雾笼罩，云梦沼沼。
本是个热爱生命的女子，见到这透露着勃勃生气的春天，林徽因自是欢喜不已。在这里，她虽不能像从前在“太太客厅”那样，与知己好友一同品茗坐论天下事，却享受到了难得清净的时光。对于习惯奔忙的她而言，这清净，好似一种修行。
很快，梁思成和林徽因便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居所，就在翠湖巡律街前市长的宅院里。虽说是借住，但毕竟有了一个舒适的落脚之地。
张奚若夫妇与梁家比邻而居。出门不远，便是阮堤。散步时，穿过听莺桥，就能到海心亭去坐坐。
林徽因很喜欢海心亭。作为建筑，它倒是没什么特色，林徽因喜欢的是里面的对联：“有亭翼然，占绿水十分之一；何时闲了，与明月对饮两三。”这样清明的字让人见了，内心也会爽朗几分。
从长沙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让梁思成的脊椎病痛如排山倒海般袭来，即使穿了那件从不离身的铁背心，由于背部肌肉痉挛，他也难以直起身子。疼得最厉害时，梁思成整夜无法入睡。医生诊断说是扁桃体化脓引起的，于是切除了扁桃体，却引发了牙周炎。
后来，满口的牙也给拔了，梁思成就只能躺在一张帆布床上。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那双灵巧的能画得一手好图的手，竟然只剩得两件事情可做，一是拆旧毛衣，二是补袜子。
家中的顶梁柱倒了，老母亲卧病在床。这个昔日“太太客厅”里优雅的女主人，即使被肺病折磨，也毅然撑起了家的责任。为了赚钱，林徽因给云南大学的学生补习英语，每周六节课，每月可以挣到四十块钱的课时费。每次上课，她都得翻过四个山坡。昆明海拔高，稀薄的空气对林徽因脆弱的肺是个巨大的考验。
人在漂泊无助的时候，总会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许多时候，我们无力填平人生的沟渠，就只能任由流水东逝。可总是有人，不愿向岁月低头。
在这清贫的时光里，林徽因常以书为伴，雪莱、拜伦的诗歌支撑着她挨过无数个病痛、孤寂的白天黑夜。那些美丽的字句已经深植于她的内心：
你那百折不挠的灵魂——
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
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韧！
你给了我们有力的教训：
你是一个标记，一个征象，
标志着人的命运和力量；
和你相同，人也有神的一半，
是浊流来自圣洁的源泉。
这是拜伦的诗歌《普罗米修斯》，当林徽因觉得自己的生命快要被困苦和病魔消耗殆尽的时候，她就从这些诗句中积蓄力量。就像一个在沙漠中跋涉许久的旅人，终于找到了绿洲和甘泉。
在清苦的环境下，就是这些能慰藉心灵的文字，给了她一片放飞灵魂的天地，让她在这里留下与自然、与生命最虔诚的对话。
她不是凌霄花，不是鸟儿，不是源泉，她是一株木棉，坚强勇敢，芳香四溢，永远舞动着生命的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