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道宗汉化之深。在生活习俗上也多吸收和继承汉民族的风俗，如不仅一般情况下喜服汉服，兴宗后大礼时也服汉服了。又如仿汉俗过端午节，重阳节。更有甚者，辽太宗并于会同三年(公元939年)宣布：“契丹人投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都表明在民族同化的风云之中，契丹族与汉民族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民按壁垒最顽固的部分被打破了。
女真族更是如此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一使“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以物博易，无工匠”的女真族的生产得到发展，出现了“收多支少”的丰收年景。二使女真族社会封建化。女真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主要表现为“猛安谋克”的封建化。几经南迁的“猛安谋克”领授耕地，散落在汉族地主庄田的汪洋大海之中。金世宗时，租佃关系已经普遍存在。金章宗时又大量解放“二税户”，“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正式承认“猛安谋克”出租土地的合法性。三使女真语言、文化逐步汉化。不仅与汉民族人民杂居的“猛安谋克”户学会了汉语，连女真贵族也学会了汉语，甚至不会说女真语了。同时，女真人简译汉姓和改易汉姓的也越来越多，并且“好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最后不得不解除民族间婚姻界限，宣布“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于是，“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女真族就是这样在被汉族同化的道路上迅速地前进看。
宋辽夏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被汉民族同化的这种情况，还可以以苏轼(东坡)与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家族的关系作具体的说明。
苏轼，汉族人，是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与苏轼同时的正是耶律楚材的曾祖父耶律内刺，其曾任辽国太师，对苏轼在宋朝的威望十分了解，并努力收集、精心保存苏轼的议奏和诗文。官至金国尚书右丞相的楚材之父耶律履对苏轼也非常熟悉，甚至连苏轼的家庭生活情况都了如指掌，其特别佩服苏轼的诗文和政治才能。楚材本人更是五体投地地崇拜苏轼的性格、品德和志向，称其为“坡仙”。他在《免景贤》诗中说：“既慕东坡才，当如东坡志；君才如东坡，其志未相似。诗似东坡诗，字如东坡字，胡不学东坡，且学长不死。”这种思想意识、学术风格、文化修养方面的关系，在楚材时还进一步发展成亲缘关系，楚材的继配夫人苏氏是苏轼四世孙苏公弼之女，其长期跟随楚材生活在模北和林，又曾伴同楚材随蒙古大军西征，辗转跋涉于西域各地，生子铸、镛及女儿数人。楚材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元朝的种种建树，都与苏氏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公元1242年，苏氏逝世，葬于燕京瓮山(今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麓。公元1244年，楚材也逝世，与苏氏合葬于此。显然，历经宋辽金无4朝的楚材家族与苏轼的关系发展成亲缘关系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汉民族与契丹互相依存，不断往来，契丹族同化于汉民族的必然结果。
在民族同化风云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勾通得愈深，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愈积极，汉民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炭火就越烧越旺，把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都熔化到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元统一中国后，把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及留居中国的一些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这种民族歧视的等级制，固然反映了元统治者分化汉民，以利其统治的目的，但却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北方自宋、辽、夏“三国鼎立”，以及金与南宋“南北对峙”以来民族同化基本完成的事实。元朝末年，即宣告免除北人与南人的界限。这正如斯大林所说：“历史的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汉民族这个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的民族，这时经过宋辽夏金时期大分裂、大动乱的再一次重演，民族同化风云的再一次兴起，在新的基础上，由于又同化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了。
（第二节从两宋到明清汉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
民族的自我意识，亦即民族意识。所谓民族意识，梁启超曰：“谓对他而自觉为我。”费孝通称：“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就是说民族意识是民族自我存在的思想反映，也是联系民族思想、民族感情，即民族共同心理的纽带。它通常表现为对民族利益的一种感觉和维护，也包括对民族形式、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热爱。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
民族意识的强弱与民族稳定性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汉民族自西汉从华夏民族发展，转化形成以众经历史的长期检验，经阶级斗争烈火的考验，经民族斗争风暴的洗礼，越来越稳定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汉民族的这种稳定性不仅表现出强大的吸收力和同化力，发展和壮大了自己，而且还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和自识性，民族意识不断增长。汉民族的民族意识，经过魏晋南北朝亡国灭族的危机，及至隋唐的统一，在两宋到明清时期得到了特别显着的增长。
从两宋到明清，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增长并得到表现，根本原因在于汉民族的北宋政权面临着契丹族的辽和党项族的西夏两个政权的侵扰，后又被女真族的金所灭；汉民族的南宋政权一直受到金亡国灭族助威胁，后亡于蒙古族的元；元始终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民族处于“民族监狱”之中；满族的清灭明后，汉民族又一次陷入亡国灭族的危机之中，民族矛盾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一直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这个矛盾的民族斗争也就成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样，当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时，民族的内聚性和自识性所引发出来阔内聚力和向心力，就会由于外力的作用而显得特别突出和强大。从两宋起，特别是自南宋起，经儒学传统伦理道德长期熏陶的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得到空前的增长，激烈复杂的民族斗争为汉民族自我意识的表现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一)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斗争，是汉民族民族意识增长购突出表现。
出身子农民的岳飞，在女真贵族灭了北宋，侵占了广大中原地区，进而威逼南宋，汉民族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呼出了“还我河山”的豪言壮语，表示了保族卫国的雄心壮志。自20岁开始从军，转战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在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支使下，写出了传诵千古的《满江红》词：
“恕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面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雷；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路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后来，汉奸秦桧卖国投降，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了仅39岁的岳飞。正因为在民族矛盾成为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之时，岳飞代表汉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保卫民族生存的强烈愿望，英勇奋战了一生，所以他被誉为汉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英雄。
岳飞的英名成了汉民族民族意识增长的一个象征，在中国历史上，800多年来很少有人不知道岳飞的名字。而他所开创的抗金事业，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和民族精英，例如陆游、辛奔疾、陈亮等。他们继承了岳飞的事业，坚持抗金，用热血表明了他们不傀是黄帝的子孙、华夏的后裔、汉民族的精英；用诗词写出了汉民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民族精神，反映了汉民族“一心中国梦”，“愿睹汉旌旗”的民族意识的突出增长。陆游曲《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元志告乃翁！
不仅是他的遗嘱，而且还是他抗金的最后号召，教育和鼓舞了汉民族后代无数的革命志士，直到五四时代，陆游的诗还鼓舞着反帝斗争中的人民，梁启超就热烈地赞扬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还有，曾经直接参加过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辛弃疾强烈的民族意识表现在他对被分裂的北方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上。他送杜叔高的《贺新郎》词就说：
“起望衣冠神州路，
白日销残战骨，
叹夷甫诸人清绝。
夜半狂歌悲风起，
听铮铮阵马檐间铁，
南共北，
正分裂。”
这样，陆游的诗和辛弃疾的词犹如一对号角，鼓励南宋人民力争抗金的胜利。
在这种强烈民族意识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了挽回南宋覆亡的命运，寸土血战，百折不挠，直到战败被俘，仍然坚持民族气节，誓死不屈，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他的杰作《正气歌》既表现了坚持民族气节的自豪感，又表现了他对民族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
为什么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如此强烈呢？南宋的思想家陈亮说得十分明确：“尧之都，舜之垠，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历日自当中。”这就是说汉民族历史极为悠久，其浩然之气一定会压倒沾染中原的女真族的腥膻味，即“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正因为汉民族民族意识的历史作用，所以每当汉民族的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的影响就越大，人们往往从他们的事迹和作品中吸取精神的鼓舞力量。
(二)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提出，反映汉民族民族意识增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中国，却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民族被人为地分成“汉人”和“南人”。在政权机构和军队组织上排挤和歧视汉族人，在刑法上重惩汉族人，在征敛方面重收汉族人都不必说，而且还规定汉族人不得聚众畋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鹊鸟都不允许。因此，元朝民族矛盾一直处于尖锐状态，民谣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所以元于公元1271年建立后，仅80年，即公元1351年就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
在起义过程中，义军首领刘福通，陈友谅、明玉珍先后建立过“大宋”、“大汉”、“大夏”政权，国号取名“宋”、“汉”、“夏”，都强烈反映了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汉民族这股民族意识增长的浪头，在元末红巾军的大起义中。最后汇集在一起，形成为一股巨大的洪流，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明确地表示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强烈地表示了汉民族的自我存在和民族光复的决心，反映自两宋以来民族意识的增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是汉民族用热血谱写的强烈表现民族意识的一曲悲歌。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汉民族又一次面临着亡国灭族的危机，抗清风云席卷中原大地，悲壮义烈的保族卫国的战斗遍及大江南北。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困守孤城，誓死不降，最后英勇牺牲，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的民族气节，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公元l645年6月15日，清政府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部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借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剃发之后，衣帽装束随之改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民族传统的风俗，是汉民族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强迫剃发，实际上就是灭族，这是对汉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檄》就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所以，当清朝严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时，汉民族人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誓言，奋起进行了悲壮勇敢的反剃发斗争。其中江阴和嘉定两地的斗争最为激烈。江阴人民报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在24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81天，誓死不剃发。嘉定人民组织乡兵，地自为守，人自为战，有10多万人参加反剃发斗争，坚持了1个半月，2万多人壮烈牺牲。汉族人民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强烈表现民族意识的一曲悲歌。
在民族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明末农民起义军服从民族的最高利益，在汉民族民族意识的指导下，从反明转为联明抗请。李自成的余部在李过、郝摇旗等人率领下，与南明将领何腾蛟合作，奋战在湘鄂战场的最前线，与各地反清起义相呼应，掀起了南明抗清的第一次高潮。后来，张献忠的余部在李定园领导下，与南明的桂王政府联合抗清。出广西，攻湖南，入广东，败敌数十万，获得空前未有的大捷。这样，加上李过儿子李来亨领导的李自成的余部和东南沿海郑成功等人的配合，掀起了南明抗清的第2次高湖。农民起义军联合南明政府的抗清斗争最后虽然都归于失败，但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汉民族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也是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强烈表现汉民族民族意识的又一曲悲歌。
从两宋以来到明清时期，汉民族民族意识的不断增长，既是汉民族稳定性的表现，又对稳定汉民族有重大作用。在民族矛盾的漩涡和民族斗争的风浪中，锻炼了汉民族为反对外来民族压迫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民族精神，锤炼了汉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清初满族贵族虽然灭了明朝，暂时征服了汉民族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征服汉民族人民的心，即汉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被征服中，汉民族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同化了大部分满族，仍然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屹立在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