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居住风俗的奢侈性特征也十分突出。宋元时期，朝廷对官民居住作出了严格的等级规定，但越礼逾制现象普遍。如宋景佑三年（1036年）八月朝廷曾颁布禁令曰：“天下士庶之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以四铺作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宦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二月己酉。禁令颁布本身就说明当时士庶居家有“彩绘栋宇”、“雕镂柱础”等奢侈之风。而且这种奢侈现象并非因朝廷的一二纸禁令所能戒断，反而是越演越烈。故到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时，都城中“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到了南宋时，朝廷偏安于江南，社会上奢侈之风更盛，宋宁宗嘉泰（1201~1204年）初，“以风俗侈靡”，朝廷不得不再次“诏官民营造室屋，一遵制度，务从简朴”。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和南宋《中兴祯应图》所绘酒楼、居室均装修华丽，体现出奢侈之特色。
第三，宋元时期的居住风俗的差异性特征也非常鲜明。首先是贫富差异。宋代官宦之家，营建宅第往往，“务有壮丽，糜费不赀”；陆游：《老学庵笔记》。而一般百姓，则“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难事“袁采：《袁氏世范》卷下。；贫士“蓬门”则是“稻草高茨屋，绳枢窄作门”陆游：《剑南诗稿》卷七九，《书壁》。常常“屋破风斜漏不息”毕仲游：《西台集》卷二十，《即事》。其次是地域差异。如在北方西夏占领的麟州府（今陕西神木）一带，汉番杂居，乡村民居多为窑洞建筑，“城邑之外，穹庐窟室而已”上官融：《友会丛谈》，《说郛》卷四0引。；而在南方的长江中游一带，其地多竹，民居则多竹楼，王禹偁《新建小竹楼记》曰：“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二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价廉而工省也。”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再次是城乡差异。城镇往往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居室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瓦房，三五间合成一组，鳞次栉比，成院落式布局；而在乡村，则多“茅檐竹屋”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二一《春雨村居》。构成了“茅屋三间围短篱”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四《初春》。“芦蕃映茆屋”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九《峰谷互回映》。的村居特色。
1．官宦宅第重装饰
宋元时期官僚、贵族宅第的茎车格局都采用了四合院。它们高墙深院，外门建门屋或“乌头门”，而门屋多用“断砌造”，即将门屋当心间的阶台断开以便车马通行。院落周围布置廊屋，改变了汉唐以来的回廊作法，增加了居住用面积，从而使四合院的功能和布置都发生了变化。当时住宅仍采用前堂后寝的传统制度，所具特色的是将接待宾客和起居用的厅堂与卧室之间用穿廊连成工字形或王字形平面。在堂和寝的两侧建耳房或偏院。一般来说，官僚宅第较多地受礼制限制。司马光《涑水家仪》曰：“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厕。”反映了传统礼教对士大夫家族或家庭内部尊卑秩序在居室方面的要求。
一般官僚宅第多坐北朝南，故开窗多北向及东西向。苏轼《南堂》诗曰：“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苏轼：《东坡全集》卷一三。；苏辙《葺居》诗曰：“开窗北风入，爽气通户牖”苏辙：《栾城后集》卷四。；陆游《居室记》曰：“东西北皆为窗，窗皆设帘，障视晦暝，寒燠为舒卷启闭之节。南为大门，西为小门，西南为小门”陆游：《渭南文集》卷二。；金元好问《刘光甫内乡新居》曰：“为向长安旧洲道，世间元有北窗凉。”元好问：《遗山集》卷八。也有于屋顶上开“天窗”的，陆游《秋夜》曰：“月明渐见天窗白”陆游：《剑南诗稿》卷七七。；张耒《天窗》诗曰：“凿屋分将一尺明，坐今隔幌见帘屏”张耒：《柯山集》卷二四。
宋元时期的官僚宅第十分重视建筑的细部装饰。马可·波罗描述元代杭州住宅是“建筑华丽，雕梁画栋。他们对于这种装饰、画图以及富有想象力的建筑物，表现了极大的爱好。所以，在这方面耗费的钱财，是极其可观的。”张师正《倦游杂录》曰：宋时“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大半饰门窗，具什器”，而且多是金漆。《宋朝事实类苑》卷六0《杭人好饰门窗什器》引。宋代住屋大量使用格子门、格子窗、阑槛构窗。门窗格子除方格以外，有球文、古钱文等，增加了装饰效果。木架部分采用各种华丽的彩画，包括遍画五彩花纹的“五彩遍装”，以青绿两色为主的“碾玉装”和“青绿迭晕棱间装”等。加上屋顶部分大量使用琉璃瓦，于是建筑外貌比前代变得华丽了。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汴京人营缮房屋“务极壮丽，縻费不赀”；即使广南东路的潮州地区，“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尤加壮丽”，虽市镇也多鸟革翚飞；家有千金者，必构书斋，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南宋《中兴祯应图》中表现的官僚宅第相当宏丽，前堂后寝，以穿廊相连，两侧有耳房或偏院。
营建第宅是士大夫时髦的风气，都城一带公卿第宅最为集中，有的构造精妙称如神工。赵普私第制作雄丽，太祖见之亦以为过；王拱辰第宅甚侈且极高大，有“巢居”之讥。欧阳修《寿楼》诗曰：“碧瓦照日生青烟，谁家高楼当道边？昨日丁丁斤且斫，今朝朱栏横翠幕。主人起楼何太高，欲夸富力压群豪。”欧阳修：《居士外集》卷四。可见，当时筑室竞富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心态。苏辙退老还家，筑室“且作百间计”苏辙：《栾城后集》卷四。；毕仲游“于颍阳所在旧屋之外，增盖二十余间小屋”毕仲游：《西台集》卷十一《上范德孺侍郎》。，作为退隐调养之所。
2．城市民居制式多样化
宋代城市数量不断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丰富促进了民居建筑的多样化。前代所行的里坊制逐渐废驰，代之而起的是管制较为松动的街巷民居。大城市中房屋建筑栉比鳞次，人口稠密。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绘有大量房屋建筑，城内建筑为各种形式的瓦房，合围成院子。房为梁架结构，除壁面上有窗外，房顶上有的加建天窗。
至于城中街市两旁的民居，则沿街开门，稍大的住宅建有门屋，有些则前后店铺，后为住宅或兼作坊，这种“前店后宅”或“前店后场”的作法一直沿用到明、清和近代江南一些城镇。小型住宅多采用长方形平面，房子组合灵活多样。外檐装修只用简单的栏干、棂格门窗、悬鱼、惹草山花等，朴素大方。屋顶大多铺小瓦，用悬山或歇山顶。在山面或两厦出竹篷庇檐。房屋进深大者，在屋顶作天窗。在街道转角处建拐角房，其屋顶转角往往将两面正脊延长，构成十字交叉脊，作两个方向的山花面向街道，注意了美观。
当时的窗格以直棂为多。棂子称为破子棂，截面呈三角形，外尖里平，糊经纱或纸。赵丽雅：《中国古建筑中的窗》，《文史知识》1988年第1期。陆游《闲居初冬作》曾提到“东窗换纸”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七。郑刚中则曰：夏日湿热，乃“破窗纸三分之一，易以蓝纱”，以透暑气；“轩前有修竹，穿纸入窗棂。”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五《小窗记》，卷二一《偶题》。或则编蓬为窗，一般是简陋住房的象征。贫者甚至无窗，或“以室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窃微光”陶榖：《清异录》，《说郛》卷六一引。
杭州城沿河居民，“门首各为阑障，不相联属”杨和甫：《行都纪事》，《说郛》卷二0引。；并注重居室外观之美，张仲文《白獭髓》记当时“杭州流俗”曰：“其或借债等，得钱首先充饰门户，则有漆器装折，却日逐籴米而食，妻孥皆衣弊跣足而带金银钗钏，夜则赁被而突。似此者非不知为费，欲其外观之美而中心乐为之耳。”
宋代砖瓦业较前代有了相当的发展，《营造式法》对砖瓦技术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据载有砖型13种，瓦则有筒瓦6种，覆于两行板瓦之间；板瓦7种，仰铺于屋顶。前代已有的琉璃瓦到宋时更为普及，颜色以绿、黄为多，《清明上河图》中绘有铺满琉璃瓦的屋顶，可见在都城民居中瓦的使用也逐渐扩大。此外，在州县城镇的民居中，瓦料也已有较多使用。辛弃疾任职湖南时，曾于居民家取沟瓦共20万别创营栅。《宋史·辛弃疾传》。在浔州（今广西桂平）任职时的崔与之，也曾“撤居廨瓦”来覆盖常平仓。《宋史·崔与之传》。岭南地区城镇富室民居亦“覆之以瓦，不施栈板，唯敷瓦于椽间，仰视其瓦，使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为厌也。”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屋舍》。城镇民居盖之以瓦，常常是身份的象征，刘挚诗咏曰：“苟能适意茅檐足，何必鸳鸯碧瓦筒。”刘挚：《又次韵景修题萃景亭》，《忠肃集》卷十八。
但是，许多偏远州县，城镇民居仍多茅房竹居，故有些地方官则大力倡导，改城镇茅屋为瓦屋。如夷陵县（今湖北宜昌）民居，“灶廪堰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景佑年间（1034～1038年）当地官员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邕州（今广西南宁）官舍民居“悉以茅覆”，元丰时，地方官员集陶匠烧瓦，公私屋宇始改为瓦房。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元年二月二日。叶康直知湖北光化县，“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宋史·叶康直传》。孝宗时，郑兴裔知扬州，“民旧皆茅舍，易焚，兴裔贷之钱，命易瓦，自是火患乃息”《宋史·郑兴裔传》。
3．乡村“茅居竹篱”和窑洞
在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中所反映汴梁近郊的农村住宅比较简陋，有墙身很矮的茅房；也有主房为瓦房，而辅房为茅草房农家小院。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所描绘的农村的小型住宅、大中型住宅和村落，则住宅四周大多只有围篱墙，而围墙则很少。小型住宅一般只有一两栋小房；大中型住宅则有大门，东西厢房，主体部分有前厅和后寝，之间有穿廊连接，构成工字形平面。有些住宅除大门、前厅以瓦覆顶外，后寝和穿廊则以茅草为顶。有少数住宅子还在大门内建有照壁，前堂左右附有耳房；有的则在后部起楼，大约为大地主之住宅。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卷》也绘有江南村落和住宅，有园庭、围墙，竹木围绕，或依山构廊，或临水筑台，均非普通农户的住宅。
一般而言，农村住宅以简陋的草房为主。在南方，“茅居竹篱”构成了村居的特色。范成大述其亲历，在长江下游沿岸所见乡村中几乎全是茅荻结庐。范成大：《吴船录》卷下。陆游《葺舍》诗曰：“补漏支倾吾可笑，呼奴乘屋更添茅”；《杂题》诗曰：“茆屋三间已太奢”；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七，卷七六。《入蜀记》曰：归州（今湖北秭归）“满目皆茅茨”，惟州宅才有“盖瓦”；而鄂西的一些民屋虽茅屋却很整洁，“苫茆皆厚尺余，整洁无一枝乱”，“茆屋尤精致可爱”。陆游：《入蜀记》卷三。苏轼《鱼蛮子》诗描绘江淮渔民室居曰：“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苏轼：《东坡全集》卷十三。
农村茅居大多围有芦藩竹篱，张耒《芦藩赋》咏其齐安（今湖北黄冈）客居曰：“陋屋数橼，织芦为藩”张耒：《柯山集》卷一。；梅尧臣《小村》诗曰：“淮阔州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梅尧臣：《小村》，《宛陵集》卷三四。；郑樵《过桃花洞田家留饮》诗曰：当地山家“竹篱环草屋”郑樵：《过桃花洞田家留饮》，《夹漈遗稿》卷一。鄂西地区农家，居室围以藩篱者比较普遍，《初春》诗曰：“茅屋三间围短篱”；《入蜀记》曰“芦藩茅屋，宛有幽致”，“虽茆荻结庐，而窗户整洁，藩篱坚壮”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四《入蜀记》卷五。
江南地区多竹，故民居多竹楼。赵彦卫《云麓漫钞》曰：“截大竹长丈余，平破开，去其节编之。又以破开竹覆其缝脊，檐则横竹夹定，下施窗户，与瓦屋无异。”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陆游《村居》诗曰：“蔽雨筱代瓦”陆游：《剑南诗稿》卷六二。筱是小竹。
岭南地区一般百姓则“垒土墼为墙，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为瓦，或但织竹笆两重，任其漏滴”。而“广中居民，四壁不加涂泥，夜间焚膏，其光四出于外，故有一家点火十家光之讥。原其所以然，盖其地暖，意在通风，不利堙窒也。未尝见有茅屋，然则广人于茅，亦以为劳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屋舍》。土墼即土坯。
西北地区乡村民居多为窑洞建筑，如在北方西夏占领的麟州府（今陕西神木）一带，汉番杂居，“城邑之外，穹庐窟室而已”上官融：《友会丛谈》，《说郛》卷四0引。
在长江流域一些地区，乡村居室都建有地炉，以便冬天烤火，如欧阳修在荆地时，有诗咏道：“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墐户畏初寒，开炉代温律。规模不盈丈，广狭足容膝。”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二《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陆游《冬日排闷》诗曰：“地炉微火伴寒灰”；《秋冬之交杂赋》诗曰：“地炉烧葑火，土塌藉蒲团”；《霜夜》：“榾柮烧残地炉冷”陆游：《剑南诗稿》卷七九，卷七三，卷七四。“榾柮”是指木柴。
4．造园风气盛行
两宋造园风气盛极。北宋汴梁皇家苑囿总数不下九处，大臣贵戚的私园数量更多，“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闻地”。被《东京梦华录》列为汴梁居民探春游览的名园就有十余座。南宋时，西湖四周和临安城内，王公贵族之园林数量更超过汴梁。仅《都城纪胜》和《梦粱录》提到的临安苑囿就有五十多处。另，周密《吴兴园林记》载曰：“吴兴（今浙江湖州）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后，秀安僖王府第在焉，尤为盛观。麓中二溪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故吴兴一地就有园林34所。
当时风俗，皇家和贵戚花园，不少都向市民开放。汴梁连皇家花囿金明池和玉林苑也在三月一日到四月八日开放，任人游览，各种商贩艺杂人等，布列苑中，略无虚日。临安大多数花园也定期开放，如二月十五日的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唐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元宵灯节期间，城内一些贵戚的私家园林也开放几天，让市民游赏。
宋代私家园林在建筑设计上承前代之旧的基础上，更有新的发展。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名园共19处，馆榭池台，富于自然情趣。其中“董氏西园”有三重堂屋，“开轩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各夸得意”。其屈曲深邃，甚至“游者至此往往相失”。就如“卑小”的司马光“独乐园”，也是亭堂池台，应有俱有。“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追求自然、幽邃、工巧、闲古成了宋代园林建筑的主要审美倾向，体现了当时士人尚古、悠闲的精神情趣。
江南苏杭一带的私家园林，则大多以精巧取胜。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园囿》详述了遍布临安的苑囿，享馆台榭，藏歌贮舞。其规模均比洛阳要小，但精巧不减。韩侂胄之“南园”、贾似道之园池，均极营度之巧。南方园林更重“值景而造”，叠石造山，引水开池，竞为奇峰、峭壁、涧谷、幽洞等，堆砌精工。
四、器用风俗
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居室用具日趋丰富。《东京梦华录》所载汴京城内的“诸色杂卖”，就有日常生活所需的“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两宋时期，桌椅等日用家具的使用，在民间已十分普遍，品种大为增加，有床、桌、椅、凳、高几、长案、柜、衣架、巾架、屏风、曲足盆架、镜台等，其中有不少是当时新出现的品种，如圆形和方形的高几、琴桌与床上小桌等。在制作上，已讲究材质坚硬细腻，并注重细部的雕刻装饰，善用描金漆红等。此外，洒具、茶具、卧具、文具、灯具等“诸色杂货”，品类已比前代更为丰富。
1．竹席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