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礼俗宴饮，明初简约，嘉靖后渐趋丰奢、排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曰：“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据陈继儒《万宝全书》卷五《文翰门》所记，嘉靖时富裕之家一年宴饮名目，有薄酌、萌酌、樽酌、杯酌、小酌、草酌、粗觞、杯茗、菲酌、豆觞等，新年又有春酌、春酒，一年四季，送往迎来，宴饮不断。
明代富裕之家开席设宴的规模和情状，从《金瓶梅词话》一书中所描绘的女眷在元宵节时会亲兼祝寿的宴会可知一二。书中云：
“须臾，前边卷棚内安放四张桌席，摆下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样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点心，细巧油酥饼之类，两边家人媳妇、丫头侍奉服侍，不在话下。吃了菜，又在前厅摆放桌席整齐，请众奶奶们递酒上席。须臾，吴月娘与李瓶儿递酒。阶下戏子鼓乐响罢，乔太太与众亲戚又亲与李瓶儿把盏祝寿。李桂姐、吴银儿、韩玉钏儿、董娇儿四个唱的，在席前锦瑟银筝，玉面琵琶，红牙象板，弹唱起来，唱了一套寿比南山。下边鼓乐响动，戏子呈上戏文手本。乔五太太吩咐下来，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厨役上来献小割烧鹅，赏了五钱银子。比及割凡五道，汤陈三献，戏文四折下来，天色已晚，堂中画烛流光者如山叠，各样花烛都点起来。来兴媳妇惠秀与来保媳妇惠祥，每人拿着一方盘果馅元宵，都是银镶茶钟，金杏叶茶匙，放白糖玫瑰，磬香美口。走到上边。春梅、迎春、玉萧、兰香四人分头照席捧递，甚是礼数周详，举止沉稳。阶下动乐，琵琶筝琴，笙萧笛管，吹打了一套灯词《画眉序》花月满春城。唱毕，乔太太和乔大户娘子叫上戏子，赏了两包一两银子，四个唱的，每人二钱。月娘又在后边明间内摆设下许多果碟儿，留后座。四张桌子都堆满了。唱的唱，弹的弹，又吃了一回酒。乔太太再三说晚了，要起身。月娘众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门首，又拦了递酒，看放烟火。”
可见明代富家盛宴照例先在卷棚摆茶，然后在正厅开筵。主人向来宾挨个敬酒。按尊贵等次礼让到座位上去，叫递酒安席。此时乐妓弹唱相应的庆贺歌曲。宾主坐定，厨师捧献肴馔，艺人呈戏单听候点戏。宴会开始总是“大嘎饭”（大菜、主菜）所谓“玉割三汤”，第一大菜几乎总是鹅，如烧鹅、水晶鹅等；接着是烧花猪肉、烧鸭、炖烂跨蹄儿之类。隆重的官筵，还有烧鹿、锦缠羊等，以示豪华。
福建泉州一带的礼俗宴饮，16世纪来华的西班牙人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一书中有所记载。该书载曰：筵席上每位客人有一张桌子，若筵席是正式的，各位客人有很多桌子。这些桌子上放有尽可能多的盛食物的盘碟，唯有烧肉放在那张主要的桌上，那是为了讲排场和阔气。有整只的鹅、鸭、阉鸡、鸡、熏咸肉及其他猪排骨、新鲜小牛肉和牛肉，各类鱼，大量的各式果品，还有用糖制的精巧的壶、碗和别的小玩意儿，等。在举行筵席的厅外，由侍从仆人侍奉及鼓乐伎人恭候，客人莅临时，开始奏乐演奏。主人迎出门外，领客至宴会厅前的会客室，然后向客人一一鞠躬行礼。接着侍仆为客人上茶，客套一番。接着客人入席就座，宴席开始，此时鼓乐齐鸣，乐器有鼓、六弦琴、琴、大弓形琵琶，一直演奏到宴会结束。同时还有戏剧表演和杂技，为客人助兴。桌上虽摆满食物，仍不断上汤上肉。宴会中间，主人一直不断热情祝酒。但主人饮酒是有节制的。认为主人先从席桌起身是小气的表现，相反，只要客人在席桌上，就不断上菜，直到客人想起身为止。宴席期间也常演出木偶戏（图22）。
江南宴客菜肴，俗重尝新，尤以河蟹为贵。晚明时已有蟹宴、蟹会。张岱《陶庵梦忆》卷八载：“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刘若愚《酌中志》记宫内蟹会曰：河蟹“活洗净，蒸数五六成，群攒坐共食，嬉嬉笑笑，为盛会也。”
北方宴客则俗重烧鹅，冬日宴客，则有“头脑酒”，“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朱国祯《涌幢小品》谓：“盖以避风寒也。”
6.茶酒饮料日兴
酒，是明代汉族社会官民人等的重要饮料之一。明代既不征酒税，也无关于禁酒的律令，因此帝王宰臣、官绅贵族、富商大贾以及文人、百姓等，均以饮酒为乐事、快事；酒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文献记载看，明代的酒品明显多于宋代时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记有四十多种酒，其中有京师黄米酒、蓟州薏苡酒、永平桑落酒、大名刁酒、济南秋露白、兰溪金盘露、绍兴黄酒、粤东荔枝酒、汾州羊羔酒、高邮五加皮等。另外，李时珍《本草钢目》、高濂《遵生八笺》、宋应星《天工开物》、谢肇淛《五杂俎》等书及一些地方志中都记录于大量的明代酒名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知，明代汉族地区的主要酒品有金华酒、咂嘛酒、麻姑酒、秋露白、饼子酒、景芝高烧、愈酒、逡巡酒、五加皮酒、白杨皮酒、当归酒、枸杞酒、桑椹酒、姜酒、茴香酒、金盆露酒、薏苡仁酒、天门冬酒、古井贡酒、绿豆酒、茵陈酒、青蒿酒、术酒、百部酒、仙茆酒、松液酒、竹叶酒、槐枝酒、红曲酒、神曲酒、花蛇酒、紫酒、豆淋酒、霹雳酒、虎骨酒、戊戌酒、羊羔酒、葡萄酒、桃源酒、香雪酒、碧香酒、建昌红酒、五香烧酒、山药酒、三白酒、闽中酒、梨酒、枣酒、马奶酒、红灰酒、双料茉莉花酒、葛歜酒、莲花白、德州罗酒、窝儿酒等近百种。《酒小史·酒名》则云，当时市卖之酒，以金华酒和麻姑酒最负盛名。李时珍《本草纲目》曰：“入药以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江西麻姑酒以泉得名”。东阳酒即金华酒，明代的东阳县归金华府管辖。东阳酒自古擅名，《事林广记》中曾载述其酿制之法，说所用之曲药，“惟用麸面蓼汁拌造”，此酒酿成后清香四溢，色泽金黄，饮之至醉也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又有烧酒，或称白酒、火酒，系元时创制，迨明则得以流行，主要供下层劳动者零星市沽，饮少易醉，节费省时。《本草纲目》曰：“北人四时饮之，南人只暑月饮之。”表明酒在明代汉族社会的饮食文化中扮演着十分独特的角色。
饮茶之俗，明初承宋元遗风，“茶加香物”，谓之“香茶”。《金瓶梅词话》描写的是不产茶的北方城市生活，但书中所提及的香茶有二十多种，其中有熏豆子茶、芫荽芝麻茶、木樨青豆茶、胡桃松子泡茶、福仁泡茶、果仁泡茶、蜜饯金橙子茶、盐笋芝麻木樨泡茶、梅桂泼卤瓜仁泡茶、木樨金灯茶、咸樱桃茶、桂花茶、八宝青豆木樨茶、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香茶、姜茶、土豆泡茶等。香茶冲泡方法，同书也有描写；“火边茶烹玉蕊，点了一盏浓艳艳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六安雀舌芽茶”。嘉靖以后，则流行新法，“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陆容：《菽园杂记》。
明时另有一种“香茶”，它不是用香花熏制的茶，或用香果干品冲泡的茶汤，而是将茶叶末加香料、药材等压制成饼状，然后将它作为饭后含嚼之用，具有香口解秽的功效，颇似现在之嚼口香糖。这种“香茶，”在明时是杭州的名特产品，后来已失传。
此外，明代汉族民间流行的日常饮料还有：不老汤、香糖渴水、林檎渴水、杨梅渴水、葡萄渴水、木瓜渴水、天香汤、暗香汤、桃叶汤、三妙汤、稻叶熟水、紫苏熟水、沉香熟水等。如不老汤的做法，据《宋氏养生部》记载：“乌梅甘草、紫苏叶、盐、面，用前二味别研，后三味匀和再研为细末，贮瓷器中，沸汤点服，夏日宜用，早秋亦宜。”稻叶熟水的做法，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载曰：“采禾苗晒干，每用滚烫入壶中，烧稻叶带焰投入，盖密，少倾泻服，香甚，桔叶、桂叶可如上法通用。”
7.宴席喜用果品
明时的礼俗宴饮，席面一般都要用果品，《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三回写祝寿宴会曰：“……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样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点心，细巧油酥饼馓之类。”
四时果品，孙承泽《典礼记》载有：“四月樱桃、杏子、青梅”，“五月桃子、李子、来禽”，“六月甜瓜、西瓜”，“七月枣子、葡萄、鲜菱、雪梨”，“九月橙子、栗子”，“十月柑子、橘子”。苹果为北方特产，《采兰杂志》载曰：“燕地有苹婆果，味虽平淡，夜置枕边，微有香气。”除苹果外，北方城市市民日常使用的各种干鲜果品，仅《金瓶梅词话》一书所提到的就有柑子、金橙、雪梨、红菱、乌菱、石榴、橄榄、大枣、萝芥、李子、雪藕与荔枝、龙眼、枇杷等。北方汉族食梨、藕，多喜熟食。谢肇淛《五杂俎》曰：北人食梨，“畏其性寒，多熟而啖……至于菱藕之类，亦皆熟食。”
南方水果品种繁多，16世纪来华的西班牙人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一书中提到的就有黑白葡萄、橘子、柠檬、大佛手柑、梨、苹果、野梨、桃、李、桑、坚果、栗、枣、南瓜、黄瓜、西瓜等。
岭南、云贵等地则喜嚼槟榔，《景泰云南志》载：“其地多瘴疬，山谷产槟榔，男女且暮以蒌叶蛤灰纳其中而食之，谓之可以化食御瘴。及遇亲友往来宾客，辄奉嚼之，以礼之敬，盖旧俗也。”
万历时，烟草自南洋传入，始则闽粤，继之全国，汉族官民人等遂有吸烟之俗。姚旅《露书》记烟客吸烟，“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陈宏绪《寒祖录》载，崇祯末年，吸烟之俗风行，“男妇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
8茶肆酒楼发达
在明代汉族的饮食文化中，官民士庶在茶肆、酒楼进行的品茶和饮酒，在形式内容方面均有别于平日的饮食习尚，蕴含特殊含义。
茶肆，也叫茶坊、茶屋、茶摊、茶铺、茶馆等等。这种茶肆，唐玄宗时就有了，当时叫“茗铺”。明代人不但讲究饮茶的场所，有许多善于品茗的人，而且在进行品茶饮赏活动时，还有美人伴茶、焚香伴茶等特殊的风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明代茶馆，及其精洁讲究，“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据文震亨的描述，明代文人最讲究饮茶之所的安谧幽静。他在《长物志》卷一中说：“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淡、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一个方丈精室，筑于居室之傍，室内茶具悉备，一个茶童专主敲火烹茶，以侍主人长日清淡，寒夜危坐。”这种幽雅清静的茶室，即是文人墨客赖以会朋接友、品茗独坐、亦诗亦文的“世外桃源”。
唐宋以来，艺术的品茶，已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明代文人群体中，美人伴茶和焚香伴茶的时尚较有代表性。对美人伴茶明末清初江南才子钱谦益曾在《影梅庵忆语》中，记有他和江南名妓柳如是品茗斗趣日常生活的乐融情景，他说：
“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焦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片界。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炊涤。余每诵左思《娇女》诗：吹嘘时鼎鬲之句，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备极卢、陆之致。”
焚香伴茶之风，最先从江浙一带兴起。文震亨着《长物志》卷十二“香茗”一节，便详载了明人焚香伴的情趣。他说：“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暝，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拓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醉筵醒客，夜雨蓬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品之最优者以沉香、茶为首，第焚煮有法，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所以明人陆容《菽园杂记》有诗咏此俗曰：“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
明代中晚叶，在江南涌现出一批以诗、文、书、画擅名一世，又以茶人身份主导了一代的饮茶风尚的嗜茶文人。他们因具有共同的嗜好、性情、品味、志趣，逐渐形成为着名于世且具有时代格调的茶人集团，并以茶会方式来完成文化生活的目的。明代茶人的茶会，已取代宋代普及一时的茶馆，成为明代文人生活文化的特色之一。
明代统治者为粉饰太平，提倡建造酒楼。在南京，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庚寅，新建京都酒楼成。先是上以海内太平，思欲与民偕乐，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以接四方宾旅，既又增作五楼，至是皆成，赐百官钞宴于醉仙楼。”因此，明代酒楼日趋繁荣，各种不同等级的酒楼林立于南北城镇，如明时的南都南京，着名的大酒楼就有十六家，号“十六楼”，《金陵琐事》载：“十六楼者，在城内者曰南市、北市，在聚宝门之西者曰来宾，在聚宝门外之东者曰重译，瓦屑坝者曰集贤、曰乐民，在西关中街北者曰鹤鸣，在西关中街南者曰醉仙。在西关南街者曰轻烟，曰淡粉，在西关北街者曰柳翠，曰梅姘，在石城门外者曰石城，曰讴歌，在清凉门外者曰清江，曰鼓腹。”这些高级酒楼门前都挂有名人题字的匾额，门口均有衣冠鲜丽的接待招呼客人，酒楼内有美酒佳肴、歌妓舞女，还有专供文人墨客饮酒题诗的诗牌。酒楼待客之俗，《警世通言·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小说里所描写的杭州丰和楼就具代表性：
俞良“当下一径走出涌金门外西湖边。见座高楼，上面一面大牌，朱红大书丰乐楼。只听得笙簧缭绕，鼓乐喧天。俞良立定脚打一看时，只见门前上下首立着两个人，头戴仿顶样头巾，身穿紫衫，脚下丝鞋净袜，叉着手。看着俞良道：请坐。俞良见请，欣然而入。直走到楼上，拣一个临湖傍槛的阁儿坐下。酒保只当是个好客，折莫甚新鲜果品，可口肴馔、海鲜、案酒之类铺排面前，般般都有。将一个银酒缸盛了两角酒，安一把杓儿，酒保频将酒荡。独自一个，后晌午直吃到日哺后……俞良道：恁地时，取诗牌和笔砚来。须臾之间，酒保取到诗牌笔砚，安在桌上。”
除了大酒楼外，一般散处全国各地的中小型酒店（肆）也各有其特色，还有以悬挂酒旗为标志的。它们或以小吃精美闻，或以经济实惠招客。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酒肆不仅是饮酒享乐的最佳去处，而且还是人们社交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习惯到这里来谈生意、商量事情，甚至说媒看人也在这里进行。这在《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书籍中均有描写。
明代的饮酒习尚，在承袭传统古礼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酒宴的座次、歌乐侑酒的习尚都颇有讲究，饮酒时行令劝酒的习俗已普遍时兴。
三、居住风俗
明初，居室曾有定制，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定官民房屋，“不许盖造九五间数及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井，朱门红窗”。并规定：“公候伯前厅、中堂、后堂各七间，门屋三间，俱用黑板瓦盖，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角彩色绘饰，门窗枋柱用黑漆油饰、门兽梁面摆锡环”；“一品、二品厅堂各七间，屋脊许用瓦兽，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门屋三间，门用绿油、兽面摆锡环；“三品至五品与二品同，但门用黑油摆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各三间，梁栋止用粉青刷饰，正门一间，用黑油铁环”；“庶民房屋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其余从屋虽十所二十所随宜盖造，但不得过三间。”《明史·舆服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