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调查会还编辑了《妙峰山》、《东岳庙》、《北京市招》等３种风俗书籍。钟敬文先生认为北大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是“着手较早，而努力亦比较集中的”，“终于做了中国民俗学工作的开始者，并且成绩很不坏……合国人知道研究风俗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１９２６到１９２７年间，由于段祺瑞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对知识界的残酷弹压，北大一些教授纷纷转到南方，不少学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重新将《歌谣周刊》的旗耸立起来。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以“民俗学“命名的组织——广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民俗周刊》。
《民俗周刊》共出１２３期。其中有“槟榔专号”、“清明专号”、“中秋节专号”、“旧历年专号”、“神的专号”（４次）、“妙峰山进香专号”、“疍户专号”等，均以风俗为研究对象。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杨成志《民俗学问题格》、钟敬文《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帐》、陈锡襄《风俗学试探》等都是对风俗研究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章，基本上代表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民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民俗周刊》停刊三年后，１９３６年９月复刊为《民俗季刊》，共出８期。重要文章有杨成志的《现代民俗学——历史与名词》和《民俗学之内容与分类》、王兴瑞和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刘伟民的《东莞婚俗的叙述与研究》、江应梁的《昆明民俗志导论》、郑师许的《方志在民俗学上之地位》和《中国民俗学发达史》、罗致平的《民俗学史略》等。这些文章对民俗学的名称、概念、范围、研究方法以及世界性等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突破了我国民俗学固有的框框。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还出版了民俗学丛书３７种，其中有关风俗研究的有顾颉刚、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丧》、周振鹤的《苏州风俗》、顾颉刚的《妙峰山》、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魏应麒的《福建三神考》等。
张紫晨先生认为：“中大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确实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前后工作达十五年之久。中间虽有几次终断，然而坚持力、持续性都很强。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民俗学团体”。
１９３０年前后，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在杭州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周刊》，以及《民俗学集镌》两辑。发表了《紫姑的姓名》（娄子匡）、《从祭祀说起》（钱南扬）、《南阳婚俗》（蔡一木）、《苗人的跳月》（黄石）、《“迎紫姑”之史的考察》（黄石）、《金华斗牛的风俗》（钟敬文）、《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顾颉刚）、《占雨的谣俗》（娄子匡）、《签试小考》（钱南扬）、《四教与食》（江绍原）等风俗研究方面的文章。同时还利用浙江《民众教育季刊》，出版了“民间风俗文化专号”，集中推出了一批中外民俗学者的论文，有意识地介绍与借鉴国外民俗学理论。
民国时期的民俗学活动，“以北大为开端，以中大为发展，北大始其源，中大畅其流，再加三十年代各地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在这场民俗学活动中，风俗研究始终被放于重要的地位，体现出民国时期学者对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视和尊重。
２．风俗学研究着作的大量涌现
在民国民俗学的发端和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民俗学学者。他们原本从事其他学科，诸如社会学、考古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的研究，现在却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投身于民俗学领域，开始对民俗学进行较为科学系统的探讨。由于他们大多是从本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民俗学，使得民国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而且颇具特色，明显带有交叉学科的味道。在民俗资料调查、民俗学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以及民俗发展史四方面，都有一大批水准极高的着述问世。仅以风俗研究而言，就有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杨荫深的《衣冠服饰》，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贾仲的《中华妇女缠足考》，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等。可以肯定地说，民国时期的风俗学专着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样、深刻，有些甚至至今仍无法超越，确实是现代意义上的风俗学着作。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尚秉和（１８７０～１９５０年）着，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４月版。是第一部对我国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进行系统考证的专着。全书分“有巢燧人时社会状况”、“伏羲神农黄帝时社会状况”、“五帝时社会状况”、“三代以来首服”、“身服”、“足服”、“饮食”、“周时车马”、“汉以来车马”、“屋室”、“灯烛”、“城郭”、“都城街衢”、“市肆”、“闾里”、“祠祭”、“学校”、“农田”、“嫁娶”、“丧事”、“葬”、“坟墓”、“坐席”、“拜跪”、“讼狱”、“笔墨纸砚之沿革”、“迷信禁忌”、“厕溷”、“取水、取火、取材木”、“官吏休沐、佩印、受杖、多虱”、“古贵贱之观察”、“历代物价”、“历代称呼”、“奴婢佣赁”、“治病、傩疫”、“赋税、力役、户籍”、“行旅”、“兵事”、“岁时伏腊”、“各种游戏”、“家庭状况”、“社会杂事杂物”、“平民仕进”、“妓”等类别，共４４卷。所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风俗学研究的所有对象。
作者在书前的《例言》中，阐述了他对风俗的认识、撰写之目的和书之体例、特点等。杜琨在本书《叙》中曰：“社会之推移，风俗之演变，一事一物之沿革，可以考人群之进化，防弊害于未然。其事虽小，其所关则甚大，且历代风俗事物，真象不明，一读古书，则生杆格。目前一事一物，虽通儒达士，有不能道其所以然者矣”。而此书则“近取诸身”，“而推及于社会。凡家庭之琐屑，起居之早晚，民气之暮，张弛之深意，下而至于更衣之状况，遗后拭秽之用筹用纸，防鼠之用犬用狸儿猫，无不详稽其起源，及其成功之历史。”该书“考订之精详，征引之繁富，及剖驳汉唐古注之论误，虽起古人质之，亦不得不食俯服也。真读书者之管钥，祛疑惑者之蓍龟，而究研古社会状况者之渊海也”。
《衣冠服饰》，杨荫深（１９０８～１９８９年）着，世界书局１９４６年版。《衣冠服饰》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历代服饰风俗的专着。着者在序言中说：“衣冠服饰，古今不同，在昔专制时代，自天子以至庶人，服制有规定，上得兼下，而下不得僭上”。“今就此习见习闻之衣服名称，分别参其由来，述其沿革”。全书共分２０个门类，分别对衣冠服饰逐一叙述。包括袍、裘、衫、袄、马褂、背子、裙、绔、帽、袜、鞋、靴、巾、带、被、褥、衣料、首饰、脂粉、夹袋等。书尾有历代服饰辑略。作者对每一服饰品目分别从历史、古代记载、演进情况以及有关典故一一作了阐述，使人能对其沿革的轨迹一目了然。如记“裙”的发展史曰：“今以女子下衣为裙，男子也有一种作裙，男子自长袍盛行以后，即不多着裙。裙本着帬，所谓下裳也。古者上曰衣，下曰裳。裙，即女人所服也。据五代马缟中《中华古今注》云：古制衣裳相连，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上加翟衣，皆以绢为之”。作者不仅只是罗列古籍中有关衣冠服饰的论述，而是将当今服饰与以往加以比较，描摹衣冠服饰具体款式的演化过程。因此，此书的学术价值甚高。
此外，如李干忱《破除迷信全书》（１９２４）、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１９２８）、嵇宇经《民间游戏》（１９２８）、贾逸君《中华妇女缠足考》（１９２９）、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１９３３）、黄芝冈《中国的水神》（１９３４）、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１９３５）、李则纲《始祖的诞生与图腾》（１９３５）、吴守雄《婚丧喜庆礼节文件大全》（１９３５）、姚灵犀《采菲录》（１９３６）、樊演《民间谣俗与民众教育》（１９３９）、常任侠《民俗艺术考古论集》（１９４３）、张江载《中国史迹风土丛书》（１９４３）、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１９４６）、卫聚贤《中国的帮会》（１９４６）和《岁时令节》（１９４６）、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１９４７）、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１９４７）等都是优秀的风俗学专门着作。
３．系统性风俗志书和风俗资料汇编的出现
民国时期属系统性风俗志书和风俗资料汇编性质的着作主要有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李家瑞编的《北平风俗类征》和瞿宣颖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中华全国风俗志》，胡朴安编着，１９２３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风俗志专着。全书分上下两编，共约六十余万字。摘选历代古籍、近代报刊及杂着中各省的风俗资料，编选而成。上编按市、县分别选录，下编以民俗划类汇辑。正文前有一篇论说性极强的作者自序，阐释了作者对风俗的见解，编着之主旨及编撰之缘起、体例编排等。作者认为：“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幅员辽阔，为千里者以十计；为百里者以千计，各自为风，各自为俗。风俗之不同，未有如中国之甚者也。以中国不同之风俗，数千年来，在统一国家之下，卒能相维相持于不敝者，其道安在？间尝求之而得其故。盖以学术统一而已矣。自汉武表章六经，儒术遂尊。佛虽盛于晋唐之际，出世而非入世，不能与儒家争政治之权；所以自汉以后迄于清季，为儒术统一国家之时期。虽其间乱亡相继，而其由乱而治，由亡而存者，无不揭橥儒术，以为收拾人心之具。所以不同之风俗，而卒能归于统一者此也。西学东渐，功利之说兴，儒家仁义之说不能与之相抗，学术分裂，各执一端，于是不同风俗之国家，遂无统一之望矣。夫求治之道，须因病施药，不呆削足适履。学术既无统一之能力，当留意于风俗之习惯，而为因病施药之举。”为此，作者为“详考其风俗，乃退而读方志，凡有关于风俗都随笔记之，释成巨册。”以作“从政者考镜之资”。
胡朴安广搜博采各地各民族的各种风俗记载文字，翻检辑钞功夫之大，所涉风俗范围之广，实乃前所未有。大凡明清以前与风俗有关的书籍均有摘抄，并纳入各省州府县的风俗之项目中。上编体例近似地方志，对某一地区的风俗只作概貌式的描述。如山东历城县只如下数语：“重农桑、崇学业，乐输将，敦气节，其较大也。而四乡三关，风尚各异。南乡务耕牧，椎鲁畏法。而近关杂处，人多剽悍。东乡习耕读，聪察善讼，俗号殷富，士多出仕。而近关者稍朴鄙，西乡亦务稼积，知诵读。近关之士，多雅秀而文，然稍失之华，北乡则专治畦圃，敦朴无他营，最为近古”。但对某些区域的风俗也进行了文献的考索，材料较为丰富，颇具学术价值。如对湖南风俗史料的考索，从《后汉书》开始，将历代为官者所提及的湖南风俗的言论加以辑录，使其风俗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为后世民俗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下编按类排列，体式活泼，有综述、分述，有议论，有粗有细，有详有略，凡涉及风俗之记载，尽皆搜罗。如京兆《北京輏轩录》所含“社会丛谈”、“八埠艳语”、“新年佳话”、“礼俗杂志”、“百业消长”、“负贩琐录”、“晨巷食谱”、“燕京百怪”、“游览会期”、“燕市杂咏”１０部分２６７则，从多方面反映了民国初年北京社会风俗的面貌。
《北平风俗类征》，李家瑞编纂。全书上、下两册，１９３７年５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专门介绍北京各种风俗的资料书。编者广泛搜集载有有关北京民俗书籍报刊的材料，征引书止极多，达六百多种。其中明代以前着述近二百种，几占三分之一，绝大部分为清至民国间的着作。以笔记、杂记、报刊为多，亦有趣话、琐录、纪游、轶闻、竹枝词、歌谣集、方言、俗曲等。作者很注意资料的时代性，重视康熙以来特别是近代的资料，并依这些大量资料的性质，分上册为“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饰”五部分；分下册为“器用”、“语言”、“习尚”、“宴集”、“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缀”等８部分。每部分皆依年代先后“顺时排列，每一条的上面，都标一小目，中有数条同记一事者，则只在最早一条上同标一目”，希望“它永久当为类书或游行指南等书应用”《北平风俗类征·序》。
该书以岁时习俗材料最为丰富，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首录全年岁时习俗材料，以后按月份录，各月又首先录全月岁时习俗后再分时间前后分录有关岁时习俗事象材料；从辽朝至本书编撰之民国时，闻见必录，洋洋大观，相当详尽。这不但为搜集和保存古代书籍中关于北平地区的民俗记载，帮助人们广泛了解北京地区传统的生活习俗，进而深入进行民俗学研究，提供人了丰富、详实、可靠的直接或间接材料，而且，也为后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俗材料，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家瑞十分注重晚近的风俗资料的引用，许多风俗事象在当时仍处于流行之中，为“活”的风俗。从而使得本书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如“职业篇”，集中载录了各行各业的的日常生活，诸如算命、掌班、花匠、卖婆、木作、石作、搭作、漆作、厨子、了头、老妈、修脚、刻字、产婆、剃头匠、补鞋匠、裱画的、卖炭的、卖煤的、卖凉粉的、卖扒糕的，等等，三教九流，应有尽有。透示出当时学术界对都市新风俗的重视。
《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瞿宣颖（１８９２～？）纂辑，１９３７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名为“社会史料”，实为“风俗史料”。全书共５３万字。作者在《题语》中曰：“端居读史见有关制度风俗者，辄笔录之。积十余寒暑，遂充箱箧。爰以暇目，稍加理董，以类相次，长或盈卷，短或数行，其中亦有先已于他处刊布者。总为一编，不复别择，自惜辛勤，匪云着述，以贻贤哲鉴观焉。”该书所辑范围极为广泛，涉及风俗的各个领域。正如顾颉刚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取材博而用力深，上自民族经济，下至衣食住行，及夫一物一事之形态，一时一地之风尚，莫不备焉，此可谓极搜集史料之能事矣。”全书分“衣饰”、“饮食”、“建筑”、“居处”、“器物”、“经济”、“民族”、“信仰”、“传说”、“婚姻制度”、“丧纪”、“社会制度”、“娱乐”、“社交”、“交通”、“仪物”、“艺术”、“职业”、“语文”、“杂风俗制度”等２０章。章下列项，一些项又列有条。资料的采集从汉代始，一直推进到近代。如第８章“信仰”类下列有“西汉之巫术”、“西汉杂神祠”、“东汉时之杂忌讳”、“东汉时之杂神祠”、“东汉时之杂方技”、“汉代之道教”、“魏晋间社会信仰”、“南朝之道术”、“唐代佛寺”、“轨革”、“录签”、“天心止法”、“土地堂”、“吃菜事魔”、“社树”、“枫人及樟柳神”、“白眉神”、“罗祖教”、“北方各教”等２３项，军按朝代或地域、性质列题引录介绍，形式自由，检索合理，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４．传统文人笔记对当时风俗的记述
民国时期，文人笔记对当时风俗的采录和记载颇多，而且呈现出专门化的趋向。如１９３８年９月北京双肇楼刊印的《京津风土丛书》，共收书１７种：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的风俗笔记着述，就有《燕市负贩琐记》（燕归来簃主人）、《硫璃厂肆后记》（缪荃荪）、《大兴岁时志稿》（张茂节、李开泰）《宛平岁时志稿》（王养濂、李开泰）、《春明岁时琐记》（让廉）、《燕市货声》（闲园鞠农）、《燕市百怪歌》（佚名）、《津门百咏》，和《天津杨柳青小志》（张江载）等。其中《燕京负贩琐记》为一本以记录饮食风俗为主的着作。书中记载了北京摊贩所贩卖的食用杂品，从豆芽、头肉、干羊肉到耗子药、戏术、缝破鞋等无所不有，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街市风俗画。
《燕市货声》为一部专门记叙北京小商贩沿街叫卖风习的书籍。书中把元旦到十二月一年之中各个时节的出产、人们饮食以及社会习俗等情况。作者除按岁时排列外，还按门类（如铺肆、工艺、商贩等）逐一编辑，将北京市民社会生活习俗状况尽录笔下。它对研究民国经济及社会民俗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春明岁时琐记》记载了一年四季不同节会里的风习人情，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集会、节令到服饰、饮食、祭祀、仪礼等等，资料甚为完备、具体。如书中载：“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俗传地官赦罪之辰，人家上冢奠先人，如清明仪。僧家建盂兰盆令，诵经斋醮焚化纸船，谓之法船，以为渡幽冥孤独之魂。市中卖各种花灯，皆以纸作，莲瓣攒成总谓之莲花灯……”这些皆为作者所获之第一手资料，确当可靠，对研究民国北京市民习俗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