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9年（隆安三年），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走西域道抵五天竺。他在巡礼了北、西、中、东天竺、师子国、随商舶东归，经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于412年（义熙八年）在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崂山县东）登陆返国。后将其求法经历于414年（义熙十年）写成《佛国记》一书。该书对其陆地行程、天竺、师子国等地的佛教盛况记叙详细，而特别是南海归航经过，描绘的栩栩如生。展现出了5世纪初印度洋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13个日夜的大风暴、海洋动物、商舶、海盗等。当时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有90天的航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纪实性文献，对探讨4世纪与5世纪初的北印度洋航线有着不容忍视的重大价值。
公元671年（咸亨二年）11月，唐代僧人义净从广州起程，搭波斯商舶，经过今天的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尼科巴群岛，于673年（咸亨四年）到达耽摩立底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塔姆卢克一带），踏上了佛国圣地。在印度半岛，他瞻仰佛迹，留学那烂陀寺，又在当时佛法兴盛的室利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南）逗留了10年，并写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两书。再循海路东归，于695年（天圣元年）返国，抵洛阳。
义净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其后一部主要讲述当时印度、南海佛教流行的律仪。而前一部是记载从唐初到义净抵印度时的60余位僧人的事迹。书中详细的记叙了僧人们经南海、印度洋的航线，以及涉及的国家、地区的实况。特别要指出的是有关裸人国（今印度洋尼科巴群岛）的记述，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有关该岛的最早文字记录。7世纪的印度洋已成了佛教交往的桥梁，全书所记61位僧人之中的52位是从海路赴印度的。僧人搭商舶往返，与商人结伴同行，在征服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中留下了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民族精神，当是中国人驾驭印度洋的又一个侧面。
公元674-675年（上元一至二年），唐人达奚弘通曾横渡印度洋。他写下《海南诸蕃行记》一卷，原书早已失存。在《玉海》卷16引《中兴书目》中曾提到，自赤土（今马来半岛西吉打南部）到虔那（今阿拉伯半岛南部之BandarhisnGhorah），经36国。除了起、终这两个地方外，其他34个国家今天都不可考。另外。在《新唐书·艺文志》里也列出此书名，可知，确有其人。
公元572年（天宝十年），唐与东来的大食势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有过一次战斗。唐军败北，随高仙芝西征的杜环被俘，后跟着大食军西行，遍历阿拉伯各地，在那边留居了8年，还从西亚到过北非。762（宝应元年）年，他搭波斯人商舶，出红海由印度洋返回广州。归国后，他把遍历各地及归途的见闻写成《经行记》一书。原书已失传。今天，只能从《通典》中保存的1511个字中见其端倪。幸赖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了张一纯的《经行记笺注》一书。该书虽是残卷，仍不失为中国人参与印度洋活动的信史。
公元1330-1334年（至顺元年至元统二年），1337-1339年（至元三至五年），在此期间，元朝人汪大渊两次浮海。航行所到，前一次，以印度洋区域为主，后一次只在南洋一带。他将出航的纪实，在第一次返航后写出“五年旧志”，第二次归来，将其充实，于1349年（至正九年）成书《岛夷志略》。该书为研究14世纪的印度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全书不分卷，列出100条，其中99条是作者本人亲身访问过的地方。首先，这部书的实践性与科学性不容否论，晚一个世纪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从自身亲历在所着《瀛涯胜览》的“序言”中对该书作了肯定，“知《岛夷志》所着不诬”。其次，该书各条目所记山川形势，民情风俗，使14世纪南海、印度洋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则，汪大渊笔下为我们展现出的印度洋上贸易的班阑景观，堪称不可多得。容后详述。
三、在印度洋上的活动
15世纪前，浩瀚的印度洋既是国家间建立友好关系的通道，也是僧人弘扬佛教思想的桥梁，更是日益繁荣的商业贸易场所。
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奔波于印度洋上的中外使臣络绎不绝，在此，仅就汉朝、元朝作简略阐述。
位于印度半岛东部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公元2年（元始二年），黄支国还赠送汉朝犀牛一头。犀牛是较大的动物实体，只有先海路运输而后转陆路，才能到达长安。这成了汉朝轰动一时的佳话，在班固的《两都赋》中就提到了犀牛饲养在皇帝的私人花园中。公元159年（延熹二年），161年（延熹四年），天竺国经日南送方物到东汉朝。这是非常明确的由海路，经印度洋而抵中国。古代中外使臣跨越印度洋是来日方长的。时至千年以后的元朝，列于史册的有些着名的外交家，如畏吾几人亦黑迷失于1272年（至元九年），1275年（至元十二年）两次受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八罗孛国（今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尔一带），后该国国师与迷失同入元，并以“名药来献”。迷失于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又出使僧伽剌（今斯里兰卡），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再度受命西航，出使马八儿国（今印度西南巴拉巴尔海岸一带）。他的这几次出访扩大了中国人在印度的影响。还要提到的是广东招讨使杨庭壁，受元廷派遣先后于1279年（至元十六年），1280年（至元十七年）、1281年（至元十八年）、1283年（至元二十年）四次出使俱兰（今印度西海岸的奎隆）。由于元使多次出访俱兰，致使元朝国威跨越了印度洋，故而在元朝建立的前15年中，印度半岛的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国家马八儿、须门那（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苏姆那）、僧急里（今印度西岸柯钦北面的克朗加诺尔）、来来（今印度古吉拉特邦马希河与基姆河之间一带地方）等不断遣使泛舶印度洋送物来华，与元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印度洋上漂流着使臣的足迹，还传颂着僧人的情操。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中国僧人把去西天求法作为最高理想，起先，他们涉沙漠、翻雪山，不辞千辛万苦，走陆路西域道，抵佛国。而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又由于西域道上政治形势的变化，故而前赴后继的中国僧人大多循海道，上面所介绍的义净着述已有交代。这种情况一直到10世纪，因为佛教在本土的衰微而少见汉文史籍的载录。这里，将要把在茫茫无边的大洋中，许多中国僧人谱写可歌可泣的事件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是义净笔下的常憨。
常憨实现了他的夙愿，踏上了去佛国的海路征程。他先到诃陵国（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尔后由此国附舶至末罗瑜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占碑一带），再由末罗瑜到中天竺。不幸的是，起航不久，遇上风浪。因为商舶载物量过渡，舶渐下沉。在这危急关头，人们争先恐后，逃生于小船。舶主可能是信佛者，对着常憨高喊“师来上舶”。常憨答：“可载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轻生为物，顺菩提心，忘己济人，斯大士行。”说毕，面向西方合掌，口念“阿弥陀佛”，舶沉身没，言尽而终。时年50岁。他还有一个弟子，受其感到，号眺悲泣，也是在口念西方中，与舶俱没。
常憨的事迹，在当时的生还者中得到广泛的流传。这种忘己济人，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的高贵品格、德性，固然有普度众生的佛教信念，然仍不失为我们民族精神“舍己为人”的固有情操。他的事迹与印度洋水长流千古。
印度洋上活动的重要角色当是商人。商业贸易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依赖手段。使臣僧人虽是随商舶往返，商业贸易当是主要内容。印度洋既然是世界上最早的海运中心，中国人参与印度洋贸易，有明确记载的是公元前2世纪，“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壁流璃、奇石巽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到了410年（义熙六年），法显在师子国无畏山精舍佛殿拜霭时，见到一“晋地白绢扇”供奉在玉佛像前。这里，不管供奉者是谁，它都说明了中国的商品已跨越印度洋来到师子国，5世纪时师子国已有直通中国的船舶，公元429年（元嘉六年），433年（元嘉十年），西域舶主竺难提两次载师子国比丘到南朝宋的首都建康。这说明了在当时的印度洋上，师子国舶已是一支较活跃的商队。到了9世纪初，唐人对师子国舶具体描写如下“南海舶，外国船也。可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而韩愈在公元823年（长庆三年）写的“送郑尚书权赴南海”诗文“番禺军府威，欲说暂停杯，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风静爰居去，官廉蚌蛤回。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事事皆殊异，无嫌屈人才”。不仅提供出广州作为唐朝国际贸易港口的兴旺发达景象。而“货通师子国”又明确指出了唐代商品已直达印度洋中的岛国。印度洋上日益频繁的商品贸易，到了13世纪，中国人还在今天印度泰米尔纳得邦东岸的坦焦尔东约48英里的讷加帕塔姆建造一座土塔，“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云咸淳三年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咸淳三年即1267年。讷加帕塔姆是中世纪印度半岛上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大港，在此处建立一个中国塔，说明到印度半岛的中国商人之多，在异国他乡书写汉文，既表达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怀念，也反映出印度洋贸易中，中国人参与的程度。
以下，将集中交代汪大渊描绘的14世纪印度洋上的贸易情况。从他的笔下，首先看到了印度洋上交易的商品琳琅满目：如印度洋半岛出产各式各样的布，有明加剌的芯布，高你布，八丹布、大八丹土塔的棉布，马八屿的细布，巴南巴西的细棉布，放拜的绝细布匹、大乌爹的布匹、须文那的丝布等。这些布匹都是参与印度洋贸易的输出品，当时东非沿岸的居民们“穿五色绢缎衫，以朋加剌布为独幅裙系之”。除布匹外，出产在八都马（今缅甸莫塔马一带）淡邈（今缅甸土瓦）、故临、下里、东淡邈、须文那、甘埋里等地的胡椒也是印度洋区域的大宗输出商品。还有，僧伽剌的猫儿睛、大乌爹的鸦鹘石，大食的乳香和没药、曼陀郎的犀角、层摇罗的象齿等。这些，都是带有地区特点的传统商品。至于中国人也是用传统商品以丝绸和瓷器为主参与印度洋的贸易：有五色缎、南北丝、白丝、五色绢缎、青缎、五色紬缎、苏杭色缎、锦缎、诸色缎、苏杭五色缎、土绢、五色绢、青白花瓷、青白花碗、青瓷器、青白花器、瓷瓶、青白瓷等。之外，还有金、银、铁等中国商品。从上面列出的丝绸和瓷器名称，不难看出其销售量大，受到印度洋地区人民的喜爱。
既然有兴旺的商品贸易，当会有货币流通和税收。从汪大渊的笔下了解到一些有关的情况，如朋加剌“国铸银钱，名唐加，每个二钱八分重，流通使用”。天竺“民间以金钱流通使用”。北溜（今马尔代夫）“以权钱用”。一个朋加剌的银钱可换11520余个子。“将一舶子下乌爹（一说今印度奥里萨邦东北，一说缅甸教固一带）、朋加剌，必互易米一船有余”。这里要特别提出，元代中统钞在印度洋地区可以流通，其兑换率是“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至于税收，朋加剌“官税以十分取其二焉”，乌爹“税收十分之一也”。而产蚌珠最富的第三港（今印度南部马纳尔湾沿岸），将珠人所得“于十分中，官抽一半，以五分与舟人均分”。中国商人在沙里八丹用高价购买第三港所产珍珠，“珍珠由第三港来，皆物之所自产也。其地彩珠，官抽毕，皆以小舟渡此国互易，富者以金银用低价塌之。舶至，求售于唐人，其利岂浅鲜哉？”从元钞的兑换通行和购买昂贵的珍珠，显示出远在14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在南海、印度洋的贸易中有丰富的商品和充足的资金。
最后，还要介绍汪大渊笔下的两个负面，一是海盗的猖獗，一是非洲的幼童被贩卖。在龙门牙（今新加坡）条记述到，从印度洋返回的船舶往往在这儿丰富的商品和充足的资金。遭海盗窃掠，其“贼舟二三百只”，说明海盗已成团伙。这反面衬托出南海、印度洋贸易的发达。在加里门将（今非洲东海岸）条中，有“当地丛杂回人，其土商海兴贩黑囡住朋加剌。互用银钱之多寡，随其大小高下而议价”。这非常清楚的说明了东非的黑人幼童被卖到印度半岛东岸。这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所载相一致，其中称朋加剌是当时阉人与奴隶的市场。这当然是印度洋贸易中不文明的丑恶现象。
综上所述，自公元2世纪以来中国人就参与了开辟印度洋航线，并为这条航线的确立和拓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人类征服印度洋的千百年中，中国人有所作为。在印度洋文明的形成中，中华文明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此来看，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在印度洋上展示的威武雄壮一页，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