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花子
一、前言
高丽睿宗二年（1107年）十二月至三年三月，高丽元帅尹瓘率17万大军，出定平关，击逐女真，在女真地面筑雄、英、福、吉、公险镇等9城，“立碑于公险镇，以为界至”。一年后，高丽迫于女真的军事压力，归还9城于女真。这一过程虽短，却在高丽、朝鲜王朝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尤其对北拓领土的进程产生影响。有关公险镇的位置，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咸兴平野说（日本学者池内宏、津田左右吉），吉州以南说（朝鲜后期史学家韩百谦、丁若镛、金正浩等），庆源说（《高丽史·地理志》），图们江以北七百里说（《东国舆地胜览》）等等。这一方面是由于可供佐证的史料不多，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名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不同民族（女真、蒙古、高丽）占有其地后，加剧了地名的复杂性，再者，随着高丽、朝鲜王朝北拓领土的进程，出现公险镇的位置北移的现象。
（一）从《金史》有关资料看曷懒甸位置
高丽出动17万大军进攻东女真，发生在完颜部统一女真之前，它不但在高丽前期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而且影响到东北亚势力格局，以及高丽与金关系的发展，《高丽史》、《金史》都记载着这一段历史。为了考证公险镇的确切位置，不妨先考察一下《金史》的有关记载。
《金史·康宗本纪》记载：
高丽遣黑欢方石来贺袭位，遣杯鲁报之。高丽约还诸亡在彼者，乃使阿聒、胜昆往受之。高丽背约，杀二使，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斡赛败之。斡鲁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高丽复来攻，斡赛复败之。高丽约以还逋逃之人，退九城之军，复所侵故地。九月，乃罢兵。
《金史·斡赛传》记载：
高丽杀行人阿聒、胜昆，而筑九城于曷懒甸。斡赛将内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佐之。高丽兵数万来拒，斡赛分兵为十队，更出迭入，遂大破之。未几，斡赛复至军，再破高丽军，进围其城。七月，高丽请和，尽归前后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与之国王和。
如上，《金史》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九城的位置和名称，但是，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是确定无疑的，问题在于，曷懒甸的位置在哪里呢？
首先，曷懒甸位于高丽千里长城附近是无争的事实。《金史·太祖本纪》记载：
十一月（天辅三年，1119年），习泥烈等复以国书来。曷懒甸长城，高丽增筑三尺，诏胡剌古、习显慎固营垒。
即辽使习泥烈等报告高丽在增筑长城，于是，金太祖下令曷懒路兵马都总管习显等要慎固营垒。这里，“曷懒甸长城”指高丽的千里长城。该长城始建于高丽德宗二年（1033年），时平章事柳韶筑关防，以抵御北部的女真和辽，经过十二载，至靖宗十年（1044年）最终完成。它西起鸭绿江人海口，向东经过威远、兴化、静州、宁海、宁朔、定戎、宁远、平虏、朔州、孟州（孟山）、云州（云山）、清塞（熙川）、安水（价川）等，再经过永兴附近的耀德、静边、和州（永兴），直达海。该长城总长达一千里，又被称为千里长城。设有定州（定平关）、宣德、元兴等三关门。高丽与东女真以及后来的金国，都是以千里长城为界的。
其次，曷懒甸位于图们江以南。《金史·高丽传》记载，完颜部统一女真过程中，金国的两位先祖盈哥（金穆宗）和乌雅束（金康宗）冲破高丽的阻挠，派兵到曷懒甸地区，收取叛亡的东女真七城的过程，内容如下：
曷懒甸诸部尽欲来附，高丽闻之不欲使来附，恐近于己而不利也，使邀止之。斜葛在高丽及往来曷懒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适欢往纳曷懒甸人。未行，而穆宗（盈哥）没，康宗（乌雅束）嗣。遣石适欢以星显、统门之兵，往至乙离骨岭，益募兵，趋活水，徇地曷懒甸，收叛亡七城。
据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星显”指图们江支流海兰河，“统门”又称“徒门”，指图们江，乙离骨岭指摩天岭，也有人考证乙离骨岭为镜城旧地名于笼耳（日本学者松井）。也就是说，乌雅束派石适欢率领海兰河、图们江一带兵，至乙离骨岭募兵，前往活水，再到曷懒甸收取叛亡的东女真七城。由此可见，曷懒甸位于图们江以南。
总之，曷懒甸的大致位置在图们江以南，更确切地说，在乙岭骨岭以南、高丽千里长城以北。至于乙离骨岭，本文倾向于指镜城长白山（旧称长白山，有别于白头山），与日本学者松井的观点接近。
（二）《高丽史》地理志对公险镇位置的记述
尹瓘所筑九城中公险镇的位置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因为尹瓘“立碑于公险镇，以为界至”，即以此作为高丽和东女真疆域的分界。《高丽史》地理志记载，此碑位于“公险镇之先春岭”，公险镇“云孔州，云匡州，云在先春岭东南、白头山（长白山）东北，云在苏下江（绥芬河——《东国舆地胜览》）边”。在这里，孔州、匡州是庆源的古地名，也就是说，公险镇被比定为图们江边的庆源或者在图们江以北的绥芬河边上。又据该志记载：“西北自唐以来，以鸭绿为界，而东北，则以先春岭为界，盖西北所至，不及高句丽，而东北过之。”也就是说，高丽西北疆域以鸭绿江为界，故不及高句丽，而东北疆域以先春岭为界，故超过了高句丽。显然，这是言过其实。先春岭的具体位置不详，不过，与该志为同一时期着述的《东国舆地胜览》，将先春岭设定为图们江以北七百里。
该志“东界”条，也有关于公险镇的记载，内容如下：
东界，本高句丽旧地。成宗十四年（995年），分境内为十道，以和州、溟州等郡县，为朔方道。靖宗二年，称东界（与北界为两界）。文宗元年，称东北面（或称东面、东路、东北路、东北界），后成州迤北，没于东女真。睿宗二年（1107年），以平章事尹罐为元帅，知枢密院事吴延宠副之，率兵击逐女真，置九城，立碑于公险镇之先春岭，以为界。至明宗八年，称沿海溟州道。高宗四十五年（1258年），蒙古兵来侵，龙津县人赵晖、定州人卓青叛，杀兵马使慎执平，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蒙古乃置双城总管府于和州，以晖为总管，青为千户，以治之。四十六年，以忠清道之宁越、平昌来隶，后还其道。元宗四年，称江陵道。忠烈王十六年，以宁越、平昌复来属。恭愍王五年（1356年），称江陵朔方道。七月，遣枢密院副使柳仁雨，攻破双城。于是，按地图，收复和、登、定、长、预、高、文、宜州，及宣德、元兴、宁仁、耀德、静边等镇诸城。前此，朔方道以都连浦为界，筑长城，置定州、宣德、元兴三关门，没于元，凡九十九年，至是始复之。以寿春君李寿山为都巡间使，定疆域，复号东北面。九年，称朔方江陵道。以此考之，铁岭以北为朔方道，以南为江陵道。高丽时，或称朔方道，或称江陵道，或合称为朔方江陵道，或称为江陵朔方道，又或称沿海溟州道，一分一合，虽沿革称号不同，然自高丽初至于末年，公险以南，三陟以北，通谓之东界云。
上文叙述的是高丽东界的沿革情况，它几经变迁，称谓也变化多端，且与东海岸的江陵道时分时合。从上述内容中，可以把握东界变迁的几个阶段：第一，最初奠定东界疆域时期，称朔方道、东界、东北面等，和州（永兴）、溟州（江陵）等包括进来。第二，睿宗派尹瓘、吴延宠击逐东女真筑九城，立碑于公险镇时期。这里，避而不谈一年后高丽归还九城于女真的事实。第三，蒙古入侵以后高丽丧失和州（永兴）以北地区。第四，恭愍王时期收复失地，包括和（永兴）、定（定平）、长（长谷）、高（高原）及宣德、元兴等长城各关口收回高丽版图。至此，该志编纂者有一个概括性的结论：“然自高丽初至于末年，公险以南，三陟（江原道）以北，通谓之东界云。”即公险镇被设定为东界的北部界限。
纵观高丽时期东北疆域以公险镇为界的时间并不长，除了睿宗时尹瓘筑九城、立碑于公险镇的一年多，再加上高丽末恭愍王时期（1351-1374）收复铁岭以北失地，推进到海阳（吉州）附近以外，大部分时期高丽疆域以千里长城为界，东北界在定平、都连浦一线，而元朝干涉时期连这一疆域都不及，以千里长城以南的铁岭（双城总管府南界）为界，该志编纂者显然将高丽最盛时期的边界当作高丽全时期的边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志编纂者将公险镇比定为图们江边的庆兴，甚至图们江以北的绥芬河一带，这与高丽的实际疆域是大有出入的，不但尹瓘的九城没有达到图们江边，就连恭愍王收复失地时期东北界仅及海阳（吉州）一带，这与其说是高丽东界的实际疆域，不如说是朝鲜初北拓领土时期被夸大的疆域意识。
二、从《高丽史》世家列传看公险镇的位置
有关公险镇的记述，《高丽史》世家、列传和地理志不尽相同，如果说地理志较多反映了朝鲜初开疆拓土时期的疆域意识，那么，世家、列传因不直接涉及地理，能够客观地反映实际地理情况。《高丽史》编撰于朝鲜世宗时期，当时高丽历代实录等基本史料尚存，因此，世家、列传理应保留实录等基本史料的原貌。
据《高丽史·睿宗世家》记载，睿宗派尹瓘击逐女真、筑九城，以及高丽被迫还九城于女真的过程如下：睿宗二年（1107年）十二月至三年三月，尹瓘、吴延宠击逐女真，大获全胜，在女真地面，筑雄、英、福、吉、咸、宜州及公险、通泰、平戎等九城，设咸州大都督府及雄、英、福、吉、公险镇等防御使，同时“徙南界民，以实新筑九城”。四月，尹瓘、吴延宠凯旋而归。但不久，女真人开始反击，七月，尹瓘、吴延宠不得不复征女真。到了四年（1109年）四月，东女真派史显、款塞请和。战斗仍在继续，但高丽军节节败退。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高丽朝廷开始讨论是否将九城归还给女真。这是因为，一方面原以为弓汉里（吉州）之瓶项为天险，遮住这一瓶颈，就可以塞女真入侵路径，但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里“水陆道路，无往不通，与前所闻绝异”，很难防守。另外，“国家调兵多端，中外骚扰，加以饥馑疾疫”，“人民将卒，疲于攻戍”；再者，弓汉里的女真酋长多受契丹官职，担心辽国出面干涉，所以最终决定归还九城。六月，尹瓘、吴延宠在引兵前往吉州的路上，听到朝廷已与女真讲和，于是，率军退回定平关。此后，完颜部统一了女真，并于1115年由阿骨打建立了金，再后来，金相继灭掉辽和北宋，迫使宋朝迁都南部。而金与高丽在经历了曷懒甸之战后，以千里长城为界相安无事，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和平局面，其前提为高丽向金称臣纳贡。
《高丽史·尹瓘传》也有关于公险镇的记载，内容如下：
罐又分遣诸将，划定地界，东至火串岭，北至弓汉伊岭，西至蒙罗骨岭。又遣日官崔资颢相地，于蒙罗骨岭下筑城廊九百五十间，号英州，火串岭下筑九百九十二间，号雄州，吴林金村筑七百七十四间，号福州，弓汉伊村筑六百七十间，号吉州。罐又城英、福、雄、吉、成州及公险镇，遂立碑于公险，以为界。
即尹瓘在北边的弓汉伊岭下筑吉州，西边的蒙罗骨岭下筑英州，东边的火串岭下筑雄州等。该传没有说明公险镇的具体位置，只记载“立碑于公险，以为界”。
《高丽史·吴延宠传》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公险镇与吉州关系的一个线索，内容如下：
女真复聚远近诸部，围吉州数月，去城十里，筑小城，立六栅，攻城甚急，城几陷。兵马副使李冠珍等，训励士卒，一夜更筑重城，且守且战，然役久势穷，死伤者多。延宠闻之，愤然欲行。王复授斧钺遣之，行至公险镇，贼遮路掩击，我师大败，将卒投甲，散入诸城，陷没死伤，不可胜数。延宠具状自劾，与罐勒兵将再赴吉州，会贼遣使请和，遂还。
吴延宠传反映了尹瓘、吴延宠凯旋以后，因女真反击吴延宠再次受斧钺出征的情形。当时吉州危在旦夕，吴延宠在前往吉州的途中经过公险镇，遭到女真兵的掩击，高丽军大败，散入诸城。可见，公险镇位于前往吉州的途中。朝鲜后期史学家丁若鳙也指出：“尹瓘之迹，未尝逾吉州一步”，公险镇位于吉州西南。那么这里的吉州是否等同于后世的吉州呢？
《金史》可以做一个补证，《金史·阿徒罕传》记载：
高丽有屯于海岛者，三十人夜渡，焚其营栅、战舰，大破之。遂下吉城，既而八城皆下。
即攻下吉城以后，依次攻下其它八城，于是，女真收复了被高丽夺占的九城。
《高丽史节要》也有类似记载：
弘正（高丽将领崔弘正）等始撤九城，自吉州，以次收入战具、辎粮于内地。女真喜，以其牛马，载还吾民，遗弃老幼男女，一无杀伤。
根据以上史实，虽不敢保证公险镇绝对在吉州以南，但是，它肯定在吉州附近，因此，大体上可以说九城在吉州以南。公险镇不可能远离吉州在图们江边上，更不可能在图们江以北七百里（《东国舆地胜览》）或绥芬河边上。
另外，《高丽史》世家、列传没有记载尹瓘立碑于先春岭，只记载立碑于公险镇，据此，有人认为所谓立碑于先春岭是朝鲜初期的人杜撰出来的，如丁若鳙就指出：“争疆之人，权为此说，相沿述之，女真卤莽，信其实。”
可见，吉州在九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首当其冲，位于高丽与女真争夺的最前沿，吉州保不住，其它八城也难保。又，与《高丽史》同为世宗朝着述的《东国舆地胜览·咸镜道国舆地胜览》记载：吉城即为尹瓘、吴延宠所筑吉州。该《胜览》之“东览图·咸镜道”，在现今吉州位置上标有吉城。《金史》和“东览图”有关吉城的记载和标示，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
三、高丽与明朝围绕铁岭设卫的争论
高丽与明朝围绕铁岭设卫的争论，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一般认为，明太祖最初计划在半岛内部即咸镜道与江原道分界的地方设铁岭卫，后因高丽的阻挠不得不退设于辽东地区（此说以日本学者和田清为首）。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铁岭卫应在黄城（今吉林集安，日本学者池内宏），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平安北道的江界（旧名秃鲁与铁岭名称相近，日本学者稻叶岩吉）等等。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学者金龙德曾撰文（“铁岭卫考”，《中央大论文集》6，1961年）对以上观点提出质疑，他否认明太祖最初想在半岛内部设立铁岭卫，而高丽对此的过敏反应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是攻辽派有意捏造事实，做虚伪报告所致。不过，金龙德的观点不过是一家之言，至今未能取代以和田清为代表的前述观点，在韩国影响较大的几部通史均持有此观点。本文试从明朝与高丽对铁岭地理概念的差失人手，进行一个试探性研究。
众所周知，明初在消灭旧元势力的基础上，在东北设置卫所，以加强对女真人的管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明朝在辽东都司下置铁岭卫。其位置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初设于奉集县旧铁岭城。奉集县，据考证为沈阳东南奉集堡（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也有人认为在抚顺附近（金龙德前引论文）。又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奉集县，本渤海旧县，有浑河”，表明奉集县就在浑河流经的沈阳、抚顺一带。前述，设于奉集县旧铁岭城的铁岭卫，于洪武二十六年移到旧城西北的古嚣州地方（现今辽宁铁岭）。这个新址，“西有辽河，南有泛河，又南有小清河，俱流入辽河”。可见，铁岭卫无论初设于奉集县，还是移设于古嚣州地方，始终没有离开过辽东地区。
在设铁岭卫之前，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二月，明太祖考虑铁岭以南离高丽界不远，因此命户部咨高丽王，“各正疆境，毋侵越”，详细内容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