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灵祭作为日本文化政策的特殊形式，不仅仅出现在青岛。日军往往每到一处就会把这种祭祀战死者灵魂的仪式带去。日占时期的东北、天津、济南、上海、福建等地都曾举办过多次慰灵祭。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在其国内也利用这种祭祀仪式来宣扬忠灵、英灵的荣誉，愚弄和麻痹日本人民，让更多的日本人为战争服务。“靖国神社在每年的例祭之外还要举行多次特别的祭祀，不断地把阵亡的日本军人合祀到靖国神社，并通过种种慰灵的仪式鼓动日本的年轻人加入军队，加入为天皇献身的行列。1939年之后，祭祀和慰灵等活动就不仅仅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举行，而在地方的护国神社也举行，扩大了宣传的范围和力度。日本政府也会邀请部分遗族代表参加，给他们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条件，使其成为宣传战争的工具。”可见，日本占领青岛时期的慰灵祭是日本实施对华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而日本对华文化政策也和日本的总体国家战略相呼应，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
二、慰灵祭的特点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慰灵祭是日本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麻痹、精神奴役的重要工具，是其“文化战”、“思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明确的目的性
青岛特别市公署是慰灵祭最主要的主办方。但它在当时只是日本控制青岛的一个工具而已，拥有实权的则是日本统治者。此外，慰灵祭的主办方有时还包括青岛日本居留民团、第四舰队、二阶堂部队等，而且每次慰灵祭都包括日本各机关、团体代表。
《中国人牺牲者慰灵祭实施要领》中明确记载：“为祭悼此次事变勃发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不顾被敌方称为汉奸，毅然诚心协助皇军，拯救一般中国人民而卒致殒命者。民众对其英灵，莫名感激。今为祝其冥福，并为安慰遗族而兴此举。”显然，当局完全是日军控制的傀儡，其举办慰灵祭的目的有二：一是为追悼“英烈”，激励士气。随着青岛地区人民的抗日活动的不断开展，日伪军的伤亡也就无法避免。人员伤亡的同时军队士气也会受到影响。为了激励士气，建设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使日、伪军可以继续为战争效力，傀儡当局通过此举来显示其对牺牲士兵的重视和尊敬，以讨好日本占领军，重振军心，效忠日本天皇；二是为了“安慰”遗族，“将皇军之盛意传达于山东三千万民众”。为更好地掩盖日军侵略残暴的真面目和自己傀儡政府的本质，日伪当局寄希望以慰灵祭这个披着神秘与善良外衣的祭祀形式，来安抚战死者的家属，显示仁慈，拉拢中国民众，以美化日军和伪政府的形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局一方面要求在青岛的日伪各机关、各团体、市民都必须派代表参加，另一方面还要求遗族代表必须参加，并且通过给他们一点物质利益，以达到“感化”民众的目的，使更多的人为日军服务。
（二）组织的周密性
慰灵祭作为日本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明确的实施要领，涉及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举办慰灵祭的主旨、名称、目的、祭场、参加人员、仪式、次序、警备、经费、招待办法等。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殉难者合同慰灵祭的实施细目》中，甚至将休息室之设置、招待员、佛教团之交涉等一些具体详细的安排都列在其中。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
从表面上看，这些规定是由青岛特别市公署颁布的，但是“市公署”实际上只是一个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其实际最高掌权者是担任“市长顾问”一职的日方人员。而其下属的各主要部门均设有顾问、辅佐官等职务，由日本人担任，掌握实际的主导权。
举行仪式的组织则主要由日华佛教团全权负责。日本在第二次占领青岛之后，一方面利用本国的佛教势力从事文化侵略的活动，另一方面对青岛佛教势力采取以同化为主、打击为辅的政策，积极地进行拉拢。“青岛日华佛教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的宗教团体，在祭祀活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华佛教团对举行仪式须负一切责任”。
（三）参与的强迫性
为了达到所谓“将皇军之盛意传达于山东三千万民众”的目的，市公署每次都是以训令的方式，规定本署各机关自股长以上一律参加慰灵祭。除了对本署职员要求参加之外，还对单位、遗族以及市民等都做了相应的要求。以“日华殉难者合同慰灵祭”为例，参加人员包括，即墨区队本部区队长、青岛警备队总队长、守备队长、宪兵队长、新民会即墨事务局、各指导官、办事处各联络员、即墨地方法院院长、即墨地方法院检查处首席、即墨稽征所所长、即墨邮政局局长、即墨电报局局长、华北汽车公司交通汽车公司代表、青岛同乡会、区队本部各指导官、各中队长、各中队指导官、办事处各科长、各区长、各商会、各校长、各乡镇长、办事处职员、各界来宾、军警。自1942年春、秋季慰灵祭形成制度化之后，傀儡政府在每次慰灵祭的仪式中又添加了一项新的内容——默祷。该内容打破了以往仅派市民代表参加的惯例，要求“于该日下午三时全体中日市民各于所在之地默祷一分钟”。这种强迫当地人们对战死者进行默祷的方式，完全无视当地人民的感情，将慰灵祭扩展成为全民祭祀。
三、慰灵祭的影响
由于日本在青岛进行的慰灵祭具有目的明确、组织周密以及强迫人们参与等特点，势必对当地政府和人民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考察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日华佛教团作为慰灵祭的主持方，本身就是一个佛教傀儡机构。他们极力宣传“大东亚共荣”的理念，为战死的日、伪军超度亡灵，在当时的佛教界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据统计，截至1940年6月，青岛有本土佛教寺院35所，布教者129人，佛学院1所，佛教所属小学3所、幼儿园1所、医院5所、青年会1所、佛学会1所。日华佛教团打着“日中亲善”的招牌，极力分化本地佛教势力，培养日军侵华的帮凶。慰灵祭作为日华佛教团的活动之一，不仅粉饰了日军的侵略面孔和傀儡政府的奴才本质，而且正是这些反动的宗教行为逐步蚕食着本地佛教中的部分软弱势力和一些反动会道门组织，促使他们在日军恐怖和怀柔双重政策下纷纷依附。
其次，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界限，可以将日本在青岛举办的慰灵祭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举办的慰灵祭没有固定的举办时间，参加者大多是政府的职员、团体代表和遗族代表；后期举办的慰灵祭每年都会有两次固定的举办时间，即春季慰灵祭和秋季慰灵祭，而且慰灵祭的参加人员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成员，而扩展为全民祭祀的活动，规定青岛的全体中日市民于所在之地默祷一分钟。由此可见，前期举办的慰灵祭侧重于对政府上层领导的宣抚、教化，使其忠诚地为日军服务，充当统治的工具。后期举办慰灵祭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让全体市民都加入到这一祭祀活动之中，让市民了解当局对为其效忠的战亡者及其家属的“优抚”，以麻痹更多的人为建设“大东亚秩序”效力。因此，在这一时期，慰灵祭的影响得到渗透和扩大。
再次，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时期招募的伪军，其户籍并不局限于青岛本地，而是来自于山东省的各个地方。从1939年《中国人牺牲者慰灵祭实施要领》中关于“牺牲者”详细信息的记载中，可以归纳出43名死者的家庭住址分别是：胶县（属青岛特别市）7人、即墨县（属青岛特别市）4人、青岛市12人、安邱县（今属潍坊）14人、博山县（今属淄博）1人、博兴县（今属滨州）4人、商河县（今属济南）1人。按照慰灵祭实施要领的规定，一旦他们成为慰灵祭的祭祀对象，其遗族必须在当地县公署人员的陪同下来青岛参加慰灵祭。因此，举办方通过遗族这一媒介，顺其自然地将其“重视死者、善待遗族的盛意传达于山东三千万民众。”可见，通过遗族宣传其文化政策已经不局限于青岛地区。
四、结语
日本占领青岛时期的慰灵祭是日本军国主义实际操纵的、由伪当局市公署操办的、并且是为了在青岛这片土地上“建设大东亚秩序”而战死的日、伪军而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它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死者，更重要的是为了“鼓舞”军人斗志，麻痹青岛和山东人民的思想，削弱民众的抗日意志，以达到欺骗、怀柔的目的。在日本侵占领青岛乃至侵占中国的时期，它已经不在是一个单纯的超度亡灵的佛教或神道的宗教仪式，而明显转换成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控制和文化侵略的工具。从慰灵祭在青岛的组织和实施情况来看，日伪当局主要通过强迫官员、市民、遗族参加的方式，来扩大其势力和影响，达到“教化”各个阶层、广大市民以及山东人民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