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0年（宝龟元年），在唐诗风行之际，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20卷本的着名《万叶集》问世了。《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和歌集，收集了自四世纪到八世纪中叶（自仁德天皇至淳和天皇）四个半世纪的长歌、短歌旋头歌（和歌之一种）共钓4500余首，其中长职260余首、短歌为4170首，旋头歌有61首。绝大部分是奈良时代的作品。《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类似《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万叶”有“万首”之意，也有说“叶”指时代，或指歌林中的树叶。《万叶集》的诗歌分类为杂歌、相闻与挽歌等。杂歌包括四季风物、行幸游宴、狩猎旅行、缅怀京城等，多为男女恋歌，或感情的互相闻问、亲友间的赠答；挽歌指哀悼死者。《万叶集》的作者，从历代。天皇到皇族、贵族、僧侣、农民、妓女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地区从京畿到全国各地。其中至要作者是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大伴家持（最后总编辑）等。
《万叶集》显示了生动活泼的唐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融洽与和谐，表现了日本古代人情、风俗和思想感情。作品贯穿了对皇族的忠诚，对情人的爱恋，对子女的纯真的爱。艺术特点是豪放、朴质，扣人心弦。
《万叶集》和其他诗集一样，用汉字写成，但已完全是汉字的功能。只是作为一种符号表示日本语言，称其为“万叶假名”。在天平文化的高潮中，日本脱离汉字，出现了片假名和平假名。
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父子的作品，影响颇广。随中国高僧鉴真等东渡及遣唐史返日带回王羲之、王献之不少碑帖和真迹。唐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虞世南等名家的书法，在日也被临摹，蔚然成风。奈良时代的书法在实用和鉴赏方面，风靡甚久。
中国唐代的修史事业极其繁荣，影响日本朝廷也把编纂史籍作为“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来从事。
八世纪初，日本仿效中国编纂史书的作法，采取以汉字为日语注音的方法，记载本国的历史。712年（和铜五年）编写成《古事记》共三卷，以皇室系谱为中心记叙日本从上古至推古天皇之间的史事和神话传说。第一卷为神代卷；第二卷是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卷；第三卷为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卷，书中掺杂很多歌谣和神话，可见又是一部文学作品。该书是由太安麻吕记录的稗田阿礼个人所诵习的作品。
日本第一部正史是奈良时代720年（养老四年），由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奉诏撰成的官修国史《日本书纪》。此书共30卷，另有系图一卷。此书采用编年体，用正规汉文书写，仿中国正史体裁，记述自神代至持统天皇间的史事与神话传说。该书参考中国《汉书》的地方甚多，有时原文照搬。《日本书纪》史料丰富，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713年，日本元明天皇颁诏，要求各地编纂《风土记》，这是官撰的地方志。记载郡、乡名称的由来，地形、物产、传说、异事等。以汉文体为主，也夹杂日文。《风土记》的编写，此后延续下去，天平时代政府权力已伸展到地方各国之中。
中国的儒学在日本也广泛流传。757年（天平宝字元年），孝谦天皇下诏中提出，“宜今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此话完全与唐玄宗天宝三年诏书所述一致。739年（唐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奉孔子为文宣王。日本留唐学生膳大丘在长安国子监学儒学，他回日后，任教于“大学”，专门讲授儒学，日本在768年亦奉孔子为文宣王，祭孔为圣人。奈良时代儒学极兴隆。
日本政府为全面吸收唐文化，十分重视教育。中央设大学，各地设国学。作为培养官吏的机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多照搬唐制。在京城设大学寮，招收的学员限五位以上的官吏子弟，东西史部子弟、或八位以上官员子弟中出贡（荐举优秀）者，大学寮由各类官员分别领导，任教者多为留唐归来的学者。对中国的法律、礼仪、儒学、祭礼、军事、建筑等研究有的吉备真备等人归日不久，即任大学的助教，专授中国文化。教师中的音博士任务是矫正学生的汉语发音。当时有汉音（即长安、洛阳等地的唐音）与吴音（中国江浙一带音）的区别，日本主要是普及唐音。
大学中的学科分为明经（儒学经典）、明法（法律）、纪传（历史）、音、书（书法）算等。其中以明经科为主，专修经学。经学分大经（《礼记》、《左传》）；中经（含《毛诗》、《仪礼》、《周礼》）；小经（《周易》、《尚书》、《论语》、《孝经》）各科。纪传科则攻读“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等。《孝经》、《论语》是公共必学课，加强儒学对学生的灌输。
地方各国设立的学校称国学，学员名额视各国情况确定，大致为20-50人，学员主要来自地方官员的子弟，如缺额，可由庶民子弟选补，其官员与教员同大学类似。讲授的课程以纪传科为主。
大学寮中的主要制度是学生凡通二经以上者可参加考试为官。首先参加校方的推荐考试，及格后由校方推荐给太政官，被荐者再受式部省的“登庸试”。此试分四科：（1）秀才科，考生须作“方略策”文章两题，其中最优秀者可授正八位上；（2）明经科，由《孝经》、《论语》等各经中出题，最优秀者则授正八位下；（3）进士科，考时务策文章两题，最优者可授从八位下；（4）明法科，提问律七条，令三条，全通者为甲，授大初位上。算生只在大学寮受试，合格者授大初位下。
四、艺术、工艺与体育
日本天平时代，佛教鼎盛，以佛教艺术为中心的建筑艺术获得了飞速发展，成为天平文化的主流，庙塔建筑、佛像雕塑、寺院壁画等艺术杰作，植根于大和民族的土壤中。
天平年间，平城京共有七大寺（原来的兴福、大安、元兴、药师四寺迁入奈良，还有圣武天皇新造的东大寺、孝谦（即称德）天皇所造的西大寺以及原前代经重修的法隆寺），另加鉴真修建的唐招提寺、各寺佛教的雕塑都吸收了中国造型艺术的成就。
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金铜像于749年（天平胜宝元年）竣工，752年举行开眼大会。卢舍那大佛是依据《华严经》和《梵冈经》的教理铸造，高达16米，重约500吨，建东大寺和铸大佛，日本倾注了举国财力、物力和人力。据统计，仅铸造金铜大佛，便用去熟铜739560斤、白银12618斤、炼金10446两、水银58620两，炭18656石。此佛乃全世界最大的青铜佛像之一，体现了当时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天平时代还盛行泥塑像和干漆像。东大寺、唐招提寺中皆有仿唐的典型的代表作。塑像和漆像姿态各异，风度优美，形象逼真，刻画入微，造型写实，体躯丰盈，重量轻，成本低，线条清，水平高。
天平时代的绘画深受唐绘的影响，以佛教题材居多。不论人物、山水、花卉、禽鸟的绘画均争奇斗艳。中国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成就也传入日本，世俗生活为题材的绘画日增，许多绘画反映出唐绘的画风。
工艺的发达也很显着。中国唐代的唐镜、屏风、棋盘、乐器等等大量输日，不论日常用具、娱乐用品以及御用品，制作技术，巧夺天工，技艺变化万千。日本正仓院中珍藏有数千件以上的精致工艺器，可资佐证日本工艺与唐技艺之渊源。
中日间的音乐交流，生动活泼。中国唐朝广泛融合了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及中亚各国音乐于一炉，产生了闻名的“唐乐”。日本人对“唐乐”很热爱。早在698年正月，日本朝廷颁令奏唐乐，此后，唐乐正式编入朝廷乐队。大宝令中规定设雅乐师。日本遣唐使团中有许多擅长音乐的名手。他们把唐乐典谱和乐器带回日本。从天平年间开始，乐制改革，唐乐居首位，和乐退于次要地位。735年（天平七年）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乐书要录》十卷和定乐律的铜律管。《乐书要录》一书，在中国已失传，在日本尚存三卷，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珍贵资料。唐乐器如笙、箫、大鼓、铜钹、琴、筝、琵琶……等传入日本，丰富了日本的乐器品种。当时传入日本的唐乐有五调，即壹越调、平调、双调、黄钟调和殷涉调。曲目有《秦王破阵乐》、《太平乐》等一百多种。
遣唐的学问僧们把佛教舞蹈引入日本，出现了表现佛事仪礼和鬼神故事的“伎乐”舞蹈。出现了为宫廷享乐用的“舞乐”。749年（天平胜宝元年），拜东大寺时，除奏唐乐外，还跳起五节曲舞等传统舞蹈，东大寺的大佛开眼仪式上更表演了多种歌舞。日本为了发展自己的和风乐舞，在天平八年（736年）和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先后设立歌舞所、大歌所和内教坊等，主持乐器、神乐歌等。
天平时期体育运动十分活跃。“相扑”从民间进入宫廷，供皇室贵族观赏，后来逐渐发展为独具民族色彩的竞技，称为“国技”。
围棋本是中国古老的运动项目，自春秋以降，受到教育家们重视。传入日本后，备受欢迎。唐代时在日本相当普及。奈良正仓院中有“松下围棋图”的精美唐式棋盘。
蹴鞠——蹴球，是一种足球运动。日本古代足球专着《游庭秘抄》和《蹴鞠九十九条》中，都记载了蹴鞠由唐朝传入日本普遍流行，尤其在贵族当中。由中国传入的马球活动在八世纪时也在日本开始风行。将箭矢投入壶中的游戏活动，也是自唐传入日本，在上层社会中盛行。正仓院中至今尚保存着当年日本宫廷中使用过的投壶和矢。
五、中国唐代医学与科技的传入
唐代中国的医学知识和实践进一步提高，药品增加，医学机构日趋完善，唐朝设有“太医署”机构，设有太医令官职……日本来唐的僧人和医生归国后，逐渐形成本国的医官、医药制度。八世纪，仿唐制在宫内省设立专门的“典药寮”，规定医生必须学《脉经》等。鉴真去日本时，带去大量中医药典，并从事民间医疗活动。14世纪以前，日本医学界视鉴真为医学的始祖。
中国药品多以赠品的形式输入日本。正仓院中至今仍珍藏着犀角、人参、麝香、巴豆、远志、大黄等唐代40余种中药。还有唐代时不同规格的陶制药碗、药壶、磁罐、药瓶等。中国各种医药书籍，如《黄帝针经》、《神农本草》、《张仲景方》、《古今录验方》、《新修本草》等大量传日。《新修本草》一书，编纂于七世纪中叶，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国家政府名义和力量编写并颁行的国家药典，后被日本留唐学生携归，在日本广为流传，成为日本权威药典。
中国唐代传入日本的科技书籍，包括数学、医学、天文、建筑、军事等多种内容，共计3000多卷。数学着作占30多部，其中有着名的《周髀》、《九章》、《六章》、《孙子算经》、《数术记遗》等，在日本的“大学寮”设有“算科”，专门讲授中国的数学知识。中国的数学知识，被日本用于各种建筑工程的测量和计算上，提高了施工效率。
世界上最先发明纸的国家是中国，后传入日本。日本借鉴中国的经验，勇于创造和改进，在盛唐时，利用本国原料已生产出“云纸”、“编印纸”、“白柔纸”等高质量的纸张。遣唐使还向唐输送“似蚕而泽”，专用于书写公函的优质纸张。日本的印刷术在天平时期也有显着发展。中国雕版印刷术于770年传入日本。日本764年平定“惠美押胜之乱”后，称德天皇发宏愿制三重小木塔100万座，分给各寺，并敕印《无垢净光陀罗尼》印刷品。此印品历经六年完成，是日本现存的最古的印刷品。
旧本对唐朝先进的军事技术也十分重视。据《读日本纪》记载，约760年（天平宝字四年）中国军事名着《孙子兵法》传入日本。骑兵必备的角制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角弓等，步兵必备的箭矢如射甲箭、平射箭等，都由吉备真备等人从中国带回日本。知识渊博的吉备真备还在日本朝廷讲授过《诸葛孔明八阵图》与《孙子》，并指导制作仿唐甲胄。中国以剑刀为主的短兵器也为日本人青睐。在遣唐使返日献给日本天皇的礼品单（“献物账”）中经常记有唐式的武器。
综上所述，日本的天平文化有明显的特点和历史意义。首先，文化是经济、政治的晴雨表。大化改新及此后的新政，为日本文化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前提。天平文化是八世纪中叶时日本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反映。其次，天平时期日本全方位地发展了文化，她吸收并在日本普及了唐朝佛教的各宗；唐朝京都长安的范式是平城京建筑的标本；唐诗和造型艺术在日本得到移植和进一步发展，日本儒学广泛流传，这时日本充满唐风。再次，天平文化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和贵族性。她同日本固有的思想相结合，是在日本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对日本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复次，圣武天皇和孝谦女皇的天平时代，政治清明，中日关系友好、和谐，交流频繁，十多次的遣唐使、留学生（僧）的多次赴日和鉴真六渡扶桑以及吉备真备等贤哲将华夏文明传日，为异彩纷呈的天平文化做出了贡献。最后，天平文化的盛况，充分昭示出，一衣带水的中日关系，和则两利，符合历史潮流，她是日本辉煌历史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