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波
雅裨理（DavidAbeel，1804-1846），美国早期传教士。雅氏于1829年来华，1830年底受“美部会”派遣到东南亚华人社区传教，后于1834年回国。1839年，雅氏再度来华传教，并于1842年在厦门鼓浪屿建立当地第一个新教传教点。由于雅氏在近代传教史上的地位和在西学东渐的影响，雅裨理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雅氏与徐继畲《瀛寰志略》成书存在着某种关系，雅氏之受到学界瞩目更属自然。实际上，雅裨理也是最早较为集中介绍中国的传教士，其着《留居中国及其邻国日记：1829-1833》（JournalofresidenceinChinaandtheNeighboringCountriesfrom1829to1833）于1834年出版后，因对“中国形成了一个明快简捷的理解”，对早期美国中国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学界对此却鲜有论及。
一、虔诚的传教士
1804年，雅裨理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纽布仑斯克（NewBrunSWick）。美国独立战争时，其父曾担任大陆军海军军官，建国后转入造船业，成为当地较有实力的船业主。少年雅裨理因受父亲影响，有志于从军。1819年，仅15岁的他投考西点军校，后因报考人数过多而放弃。同年，入当地一所医学院学习。
雅裨理的青少年时代，适逢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宗教大觉醒”兴起。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问题也随之增加。当时，基督教试图通过复兴宗教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以直接而生动的福音布道慰藉人们焦躁而空虚的心灵，于是旨在复兴基督教福音的“第二次宗教大觉醒”兴起。这一宗教运动在信仰方式上认为，人的得救并非已被上帝所预定，《圣经》才是最后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使灵魂皈依上帝而得救。这种重视读经的思维方法论实际上推翻了原来加尔文的“预定论”，使得信仰的方式更加便捷。这一运动从新英格兰兴起，而后迅速席卷美国西北部地区。雅裨理的叔父尼尔森·雅裨理（NelsonAbeel）便是这场宗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这些无不影响着少年雅裨理的宗教观。
16岁时，就读于医学院的雅裨理的思想中萌发了强烈的原罪意识。当时雅裨理感到，“自己思想中的罪恶触犯了圣灵”；这种罪恶意识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不断加剧，他越来越感到“自己被不可思议的自然罪恶所困扰……思想被焦虑和痛苦不断折磨。为此他度过了许多痛苦的白昼和无眠的夜晚”。在雅裨理原罪意识萌生却又无法摆脱之时，他去询问当地牧师约翰·利文斯通（Dr．Johnlivingstone）。利文斯通牧师探究这个年轻询问者的心理，指出其许多在获救前“无价值的行为”，指导雅裨理去阅读《圣经》。通过阅读《圣经》，雅裨理“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上帝的平静”。
从皈依基督教之日起，少年雅裨理就开始磨炼自己对信仰的坚定性。他决心把“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健康、时间和技能等都献给上帝”。1823年，雅裨理从医学院毕业，但他并未从医，而是入当地神学院学习。在研读课程之余，他经常为一些穷人和残疾人布道，给他们提供精神和心灵上的慰藉。1826年，雅裨理在神学院毕业，被任命为牧师。同年，被教会派往纽约格林尼郡阿森斯（Athens）镇。
阿森斯镇的两年多的宗教实践，证明雅裨理是一名称职的牧师。据传记作者回忆，雅裨理初到阿森斯时，那里是一个“放荡、亵渎神祗和无节制行为处处充斥”的小镇。由于宗教人员的缺乏，居民们有时因贪图物欲享受甚至不作礼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雅裨理在刚接任牧师时便制订了周密的工作计划。他每周定期聚会、演讲，并深入到社区走访布道。经过努力，这个小镇宗教状况得到了改善，“那些原来从没有宗教体验的人开始接触真理”，前来聆听布道的人数不断增多。与此同时，社会道德也得到提升。雅裨理眼见因自己的努力而日见成效的社区宗教状况，兴奋难抑，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我都能听到很多好消息。前段时间，前来聆听布道的人声称他们觉得自己的心灵有了归宿。就连那些原本非常虚伪的人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
但雅裨理的最终愿望并不是做一名牧师，而是到海外传教。
随着美国“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的展开，“基督福临论”开始在美国出现。该理论认为，耶稣基督不久将再次福临人间建立理想的千年王国，信徒将获得永生，罪人将受到审判和惩罚，唯有立即皈依基督才有出路。为了迎接千禧年王国的来临，信徒必须在人间弘扬基督教精神，引导人们信奉上帝，以逐渐改造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在“基督福临论”成为推动宗教发展的巨大思想源。受着这一理论的激荡，美国开始出现了海外传教热潮。
还在阿森斯担任牧师期间，雅裨理已经萌生了去海外传教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使命（即海外传教）已经开始引起我的注意，而且越来越成了我最大的兴趣”；“虽然我也曾有过别的各种计划，但却没有一种我愿意长期从事的工作。因为到异教徒国度传教这一想法一直占据着我的思想。”然而海外传教对于当时的雅裨理来说可谓困难重重。一方面，雅裨理父母当时年事已高，雅氏又是双亲膝下唯一在世的儿子，海外传教意味着他将从此与父母“永别”；另一方面，这个选择是重大的考验，海外传教的远程航海的风险对于从小体弱的雅裨理也是一场极为严重的挑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雅裨理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一道路。1828年冬，受“归正会”派遣，雅裨理前往英属东印度群岛的圣约翰岛（St．John）。从而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海外传教生涯。
圣约翰岛之行是雅裨理一次不成功的传教经历。当时，圣约翰岛属英国殖民地，由于宗教渊源关系，岛上的殖民当局信奉英国的国教。因此，尽管“岛上的居民急切想听到雅裨理的传教”，雅裨理也曾通过各种方式和当局交涉以获准传教，但殖民当局最终还是以“礼送”的方式结束了雅裨理的传教活动。三个月后，雅裨理只得郁郁而归。
然而雅裨理的传教热情并没有因此熄灭。就在从圣约翰岛返回的当年，雅氏在为“归正会”总部工作之余仍然在四处打听有关海外传教的消息以践履其宗教的信仰和追求，当他得知“美部会”正在物色一名传教士同裨治文（E．C．Bridgman）前往中国传教时，欣然前去申请。1829年10月，雅裨理以“海员俱乐部”牧师的身份，偕同裨治文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
1829-1830年，雅裨理在为“海员俱乐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协助裨治文的传教工作。1830底，雅裨理根据约定，他转入“美部会”开始传教。鉴于当时在中国传授新教所面临的困难，英美传教组织决定采取先在周边地区华人社会传教，然后再向中国渗透的传教策略。“美部会”决定派遣雅裨理前往东南亚地区“获取各个岛屿有关宗教的情况、展开宗教活动的必需情况以及在那里建立传教据点的可行性”。1830年-1833年，雅裨理先后在新加坡、泰国、巴达维亚（即雅加达）一带从事传教活动。1834年由于健康原因回国。
1834年到1838年雅裨理回国养病期间曾多次准备来华。1836年，雅氏刚刚病愈便“急切盼望能在当年秋天前往中国”。但就在准备出发的前一天，病情突然复发。等到病体康复后，轮船起航已经整整10天；1837年，雅氏再次做好启程的准备，可是“孱弱的身体又一次使他失望了”。直至1838年，雅裨理才再度登上来华的航船。
1839年，雅裨理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不久鸦片战争爆发，致使他只能辗转于澳门、东南亚一带。1842年，当在澳门的雅裨理获知英军已经占领厦门时，便与另一位传教士文惠廉（w．J．Boone）迅速赶到鼓浪屿并在那里建立了传教点。在以后的岁月里，雅裨理一直在厦门以及福建东南沿海一带从事布道、游历、散发宗教小册子等宗教活动。1844年，雅裨理由于健康原因再次回国，1846年在美国病逝。
由于忙于传教事务，雅裨理并没有关于中国的专着。所着《留居中国及其邻国日记：1829-1833年》成书于雅氏第一次回国的1834年，主要根据自己在中国和东南亚一带活动的日记整理而成，多为见闻杂录。1841、1842年的《中国丛报》曾登载过其在福州、厦门一带传教时的几篇日记。透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看出这位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观。
二、“充满罪恶的异教徒国度”
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曾向西方大量介绍有关中国的知识。当时，重农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家美化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曾几何时，中国曾经一度成为西方钦慕敬佩的对象，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后西方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那一令人钦慕的中国形象已成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连篇累犊的对于中国的负面性认识，前述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外交官有关中国的记述中也可看出，对中国负面的描述以及蔑视和贬低之词在当时已屡见不鲜，西方中心观甚嚣尘上。这一大语境下，深受近代西方文明熏染的雅裨理在看待中国时，视线也被西方中心观所左右。但雅裨理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他有着极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深湛的宗教理论修养，这一切决定了他与一般商人和外交官不同的秉性和品质。因此，雅氏观察中国的视角也颇为独特，他将关注重心主要放在在中国的宗教、道德和文化层面。
中国的宗教是雅裨理最主要的关注对象，而判别中国的宗教是否属于“异教”国度是其最终目标。有关中国宗教的论述，雅裨理来华之前马礼逊、米怜《新近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ARetrospectofthefirstTenYearsoftheprotestantMissiontoChina）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新教传教士认为，将“真正的宗教”即纯洁的基督教与“异教”区别开来，主要在于其是否只崇拜独一的活真神（theonlytrueandlivingGod），或者说，是否“偶像崇拜”（Idolatry）。所谓“偶像崇拜”，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就是对“独一的活真神”或上帝以外的事物，如对有形的图像或实物的崇拜。根据这一标准，雅裨理对中国的宗教作了如下的分析。
雅氏首先需要界定中国是否崇拜上帝。在对中国的佛、道教和儒家思想介绍之后，雅氏认为中国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反复灌输来世的回报和惩罚。佛教散布各种避免肉欲和懒散行为，而道教教义则宣扬多种对肉体摧残的方法”。因此佛、道两派不属于宗教。至于儒家，雅氏认为，“就连孔子……这位哲学家也对于灵魂不朽和末世的惩罚说的很少。他的后学认为，美德遭到回报，放纵会受到惩处，甚至还会祸及其子孙，但这一切只限于世间。他们不会认为有不朽，而认为灵魂会消灭、散失”。因此也和真正的宗教沾不上边。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没有宗教，雅裨理也提及反应精神生活的另一形式——文学，认为尽管“中国的文学范围很广……从他们的作品来看，他们很少关注道德问题。他们对最重要的、唯一可以提高人们道德素质的真理（即指基督教教义）一无所知”。因此，在雅氏看来，无论从中国已有的信仰还是人们思想底层的观念中，都没有“真正的宗教”的影子。
既然中国的宗教信仰里没有上帝的影子，那么中国的宗教是否属于“偶像崇拜”？在雅氏看来当然勿庸置疑。在《日记》，雅氏为了说明这个异教徒国度偶像崇拜的盛行，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中国社会所信奉的多类别的神灵，如寺庙供奉的神灵、民间的街坊神、财神、门神等等。在介绍中国的各种神灵的同时，雅裨理也涉及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因为在基督教看来，祖先崇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祈求祖先对后代保佑和庇护，因此，这实际上是误把祖先当作真神，是为了满足尘世欲望的一种信仰，也属于偶像崇拜。为了说明祭祖这一偶像崇拜形式在中国的普遍性，雅氏对中国人的清明祭祖做了详细介绍。在雅氏看来，祭祖这一形式不仅属于偶像崇拜，而且并不能达到对先祖的缅怀之情。他观察中国人祭祖结束后“往往要大吃大喝”，认为只能说明“肚子是中国人的上帝”。
因此，雅氏认为中国的宗教，“如果要给其下定义的话，是帝国内不同宗教流派教义原则的混合体。宗教的教义和程式没有系统的起源，仅仅是一些实用的信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对“独一的活真神”一无所知、偶像崇拜盛行的异教徒国度。
至于中国的社会道德，雅裨理认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各式各样的罪恶。可以写一整本书”。在具体的介绍上，雅氏主要围绕中国女性所遭受的迫害：溺婴、缠足以及女性地位低下而展开。
雅氏对中国女性最为关注、着墨最多的是对溺杀女婴的描述他认为，溺杀女婴是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中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的地区如厦门一带的男女比例为四比一。
除了刚出生便被溺杀外，雅氏认为中国女性受摧残的另一表现便是“对人性扭曲或摧残的习俗”——缠足。在他看来，中国妇女缠足非常普遍，“除上层的妇女不缠外，大多数妇女甚至包括乞丐也是用小脚步履蹒跚地缓缓行走”。至于缠足的大小“据中国人自己说，最小的是三寸，四寸的很少见。实际上，缠过的已经不再能被称为脚。因为除了一个脚趾就没有别的”。他进而认为，缠足这种习性实际上是男性为了幽禁妇女而采取的一种非人道手段。他认为中国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