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锡红
一、伯希和对敦煌文献的考察及收集
在敦煌，奥略尔·斯坦因是收获最为丰厚的探险家。他毕生进行中亚和西域探险。当斯坦因走出莫高窟密室的那一刻开始，那里不再是密室。他赋予敦煌藏经洞里的写本卷子以近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使湮没千年的多种文字的写卷重现了古代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他第一个把大量敦煌卷子带出中国，在中国“学术之伤心史”上，划出了第一道伤口；随后伯希和来了。伯希和是法国着名的东方学家。这位年仅27岁的考古者具有超人的语言禀赋，精通13种语言，是着名汉学家沙畹的门生，能说流利的汉语。伯希和在敦煌的主要活动，是攫取了藏经洞的大量遗书和遗画，测绘了窟区地形和洞窟分布图，拍摄了洞窟内外景照片，编制了洞窟编号和撰写了洞窟笔记。伯希和在藏经洞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浏览挑选了文献精华。他的挑选原则是：非通行佛经，带年代供养人题记的佛经，社会文书，藏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希伯来文等民族和外来古文字。他对于西夏文的兴趣和了解，是与国际东方学界完全同步、并且几乎和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首次找到西夏文文献、寄呈给国际东方学会同时。1908年2月，伯希和考察队到达敦煌以后，对各民族的古文字包括西夏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首先，伯希和敏感地调查了包括用西夏文刻画题写的题记：“我觉得，为了解释这些古籍的历史，惟有一名汉学家才可能做到并挑选出和利用最佳榜题和伴同它们的游人题记，它们全部或几乎全部是用汉文书写。我已经向您讲过西夏文（Si-hia）和八思巴文（Phags-pa）的游人题记，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数量不大。属于第一类（西夏文）的可能有20余方，属于第二类的勉强只有10方左右，它们全部都无法利用了。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以常用字书写的蒙古文和少许的婆罗谜文（brahmis）题记。”
其次，伯希和非常准确地依据有无西夏文文字来判断藏经洞封闭的年代。他在报告中说道：“第一个需要澄清的间题，便是该密室的大致年代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其汉文文书中的最后年号是宋代的最初几个年号：太平兴国（976-983）和至道（995-997）年间。此外，在整批藏经中，没有任何一个西夏字。因此，该龛是于11世纪上半叶封闭的，很可能是发生在1035年左右，在西夏人征服时代。人们乱无秩序地将汉文与藏文文书、绢画、帷幔、小铜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堆积在一起。人们可能会试图将成捆卷子散落开的混乱状态也归咎于对这次即将来临的入侵之恐惧，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这种文明在唐代时非常发达兴旺，后来一直艰难地勉强维持到五代时期。”由此可见，伯希和在藏经洞文献中搜索西夏文遍寻无计，才得出了藏经洞封闭于西夏占领敦煌以前的结论。这个强有力的论断至今仍是藏经洞断代的最主要依据，虽然关于其封闭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西夏的占领。
在藏经洞中未能找到西夏文之后，伯希和在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始在北区石窟继续寻求古代民族文字包括西夏文的资料。当他攫取了藏经洞“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之后，他宁可在北区石窟寻找和带回了我们所见到的支离破碎的西夏文残片，也不再眷恋藏经洞被留下的三分之二的哪怕是那么重要、完整、甚至璀璨光华的其他文献，可见西夏文文献哪怕是一些残片，对于国际学术界都是多么的重要。
法国国家国家图书馆原登录西夏文藏品为217件，后继续查找出未编号的27件，以及伯希和1938年在中国购买的经摺装《华严经》1件，木板写本1件。共着录了246件文献；对于西夏文材料，有百济康义编目的未刊稿，大致包括《华严经》、《二十一种行》、《瑜伽师地本母》、《正法念处经契》等等。国内学者一般都未见过，可能认为残片为多也不甚留意。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就忽略了文献学、书籍史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
二、法藏西夏文文献和俄国收藏的关系
法藏西夏文文献，是从莫高窟北区出土，和俄国、英国从黑水城挖掘的情况多有不同。就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来说，伯希和所获是最多的。由此来考察莫高窟遗存的西夏文献，法国藏品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主要的参照资料。
我们知道，1908年俄国柯兹洛夫考察队首先在黑水城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多数量、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西夏文献；然后，是英国斯坦因在同一地点得到了仅次于柯兹洛夫的重大收获。此后其他地点和时间中获得的西夏文献，都没有能够超出这两次考古发现。1917年宁夏灵武发现的元代西夏文献，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少量则为日本藏家收购；再以后在甘肃武威、宁夏银川等各地，也都各有发现。但是，无论如何，伯希和在北区石窟发现的西夏文残篇断简，是敦煌西夏文文献最多发现的一次。
西夏文文献资料的发现，一开始就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明确材料的背景，明了其间的联系，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1906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我们从他的探险报告《西域考古记》已经大致了解。但是，我们似乎不知道他在北区石窟搜集到一些什么。
此后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北区石窟获取西夏文资料的情况：伯希和在洞窟笔记中说道：“第181号洞：该洞部分地被废物纸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们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古文（回鹘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在元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印经厂。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回鹘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四部不同的书籍。一本几乎是完整的回鹘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从而使人联想到了我在第163号洞中于翻捆之外而发现的那个本子，我曾怀疑它是蒙古文而不是回鹘文的。如果它是蒙古文的，那么它就应该是自1900年以来才后放入第163号洞中的。这些书籍都已遭虫蛀和被撕毁了”；“第182号洞：在于第181号洞发现一些写本残卷之后，我令人清理了第182号洞的过庭。大家在那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漂亮藏文写本残卷，它们是被故意撕碎的，有时已被部分地烧毁。其中仅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残书”。这就是伯希和获取西夏文文献的地点和环境情况。
以后是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进行了发掘清理，涉及的范围包括南区和北区。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北区确实进行了发掘清理，甚至铲剥了遗留在今编D．B．77窟西壁的影塑背光。在哥萨克的照片中就有在北区洞窟清理积沙前的场景。推断奥登堡探险队所获部分材料源于北区石窟，和现在北区清理所获材料有联系，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俄罗斯藏馆却没有出自敦煌的西夏文特藏或者编号，而相反，一些出自黑水城的汉文文献却混在了敦煌汉文文献特藏中。由于俄国已经有科兹洛夫的黑水城特藏，由于科兹洛夫本人没有对黑水城的发掘进行严格的记录，由于俄藏黑水城藏品的海量和精彩，由于收藏过程中敦煌和黑水城文献的可能混淆，我们对于掺杂在敦煌特藏中的西夏时期的汉文文献，只能根据内容和经验来判断是获自敦煌还是获自黑水城。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编号序列中，虽然有“X”即“敦煌”缩写的编号，但并非表示来自敦煌，而只是将错编到敦煌汉文文献序列的黑水城西夏文献重新甄别出来，而没有改变原先的编号。俄藏敦煌文献序列中为什么没有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文献呢？为什么就没有像伯希和获取的、敦煌研究院发掘采集的同类西夏文文献的残片呢？估计即使原先有西夏文文献，因为十分明显地表现为西夏文的文字特征，也很自然地会在整理、保管过程中被归入到黑水城西夏文特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