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通制书，为明太祖外交册封文书中仅见的一通制书，颇值得注意。如以古意“大除授用之”，则是对于当时高丽国王的特殊待遇。一般而言明代册封外国文书，称为诏书，并给诰命文书，明初尚沿用制书文体，然并非为常用的文体了。这通制书的出现，仅见于《高丽史》，不见于明朝文献，如此独特，耐人寻味。我们知道，由于洪武七年（1374年）高丽发生了政变，国王王颛被杀，辛祸即位为王。辛祸曾一度接受了北元的册封，改变洪武年号，径用北元的“宣光”年号，摆向北元。经历13年的曲折，明朝才册封辛祸为高丽国王。在明太祖初次册封高丽国王时，给予的是诰文。制书是为朝廷重大事件颁发所用的文书类型，这通制书如果确实是明朝所为，则表明明太祖对于高丽的态度已发生重要变化。这样的看法，依据是在明太祖的《御制文集》中，仅见两通制书：一是《答太师李善长等表请御正殿制》，另一是《答太师李善长等表请上寿制》，由此足见所涉事关重大，在明朝属于不常行用的文书类型。相比之下，以此类型的文书颁发给高丽国王则不太可能。何况《明实录》虽然不载文书，但却有“诏使”、“诰使”之遣，说明颁诏、给诰一如既往，并无不同寻常之处。特别是这通制书在《明实录》等明代文献中均不载，仅见于《高丽史》，从内容来看，其中“仍前高丽国王，世守三韩”之语等，并没有异常言辞。由此，可推测“制书”的出现可能是出于朝鲜李朝编纂方面。《高丽史》一书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年），作为编纂者的郑麟趾奉王命修撰此书，由于李朝太祖李成桂一直没有受到明太祖册封，辛祸的册封以制书出现，特为加隆，也未可知。其真实原因尚待进一步查考。下文还将提到明朝给予高丽国王的谥诏，在《高丽史》中称“制”，不称“诏”的情况，而明朝谥诏出自《明太祖御笔》，是原始资料，足证问题出在《高丽史》编纂方面。总之，尚待进一步查考。
（五）诏谕
徐师曾论《谕告》曰：“按字书云：谕，晓也。告，命也。以上敕下之词。商周之书，未有此体。至《春秋内外传》始载周天子谕告诸侯及列国往来相告之词，然皆使人传言，不假书翰。”他指出汉代以后，谕告成为王言的一种程式。特点是口谕，不是撰写成文的文书。明代对外诏书中，采用一种以谕告为主旨的诏，这种诏书也是书面成文的文书，现举例如下。
宋濂奉制谕安南国诏春秋大义，乱臣贼子在王法之所必诛，不以夷夏而有间也。间者安南国王陈日蝰薨，我国家赐以玺书而立曰为王。今观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询诸使者，曰：为盗所逼，悉自翦屠其羽翼，身亦就薨。此皆尔叔明造计倾之，而成篡夺之祸也。揆于大义，必讨无赦。如或更弦改辙，择曰：亲贤命而立之，庶几可赎前罪，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尔其毋悔。
这通诏书，说明发展到明代，谕告与诏书已浑然一体，不再有很大区别。顺便提到，上述诏书是宋濂“奉制”所撰诏书，这里“制”是作为皇帝之令的一种泛称，与原本有重大意义的制书有所区别，是不言而喻的。
（六）敕谕
徐师曾论《敕》曰：“按字书云敕，戒敕也，亦作来力。刘熙云：敕，饬也，使之警饬，不敢废慢也。刘勰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汉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书，即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发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则唐之用敕广矣。宋亦有敕，或用之于奖谕，岂敕之初意哉？其词有散文，有四六，故今分古、俗二体而列之。宋制戒励百官，晓谕军民，别有敕膀，故矣附焉。今制，诸臣差遣，多予敕行事，详载职守，申以勉词，而褒奖责让亦用之，词皆散文。”明初，王言继承前朝，又有所发展，将戒敕与谕告的功能相结合而形成文体，这种文体就是“敕谕”，下面举例说明。
敕谕安南国王陈叔明
前者为入贡之礼繁，所贡之物广，然广则广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备内廷之供，下无利于军民，往复劳苦，致生嗟叹。为斯止贡，三年一至，至必贡微情厚，乃国王之大体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数来无诚，物广寡用，安得万里神交者耶！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险，封疆之际，密迩中国之边陲，若欲互生情爱，福及黎民，则送往迎来，毋必自侮；若泛常施以小诈，将非重轻，则大体一失，祸不招而自至，又非无事而生事。今王不如我约，贡物之广，劳民从事，行移字异，莫辨真伪，阮士谔非人，国王之为也。今陪臣行人归，特谕王知；迩来朕中书御史台朋党相尚，事觉，已行诛毕，因是王知，故兹敕谕。
敕与谕相混用，还直接表现在洪武朝以“谕”出现的敕书。《御制文集》卷七《敕》中收有《谕中书却高丽请谥》，即其一例：
朕起寒微，实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国。当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飞报四夷酋长，使知中国之有君。当是时，不过通好而已，不期高丽国王王颛即称臣入贡，斯非力也，心忧也。其王精诚数年，乃为臣所弑，今又几年矣。彼中人来请为王颛谥号，朕思限山隔海，似难声教，当听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弑其君而诡杀行人，今岂遵法律，笃守宪章者乎？好礼来者归，尔大臣勿与彼中事，如敕施行。
（七）封诰
关于《诰》的源流，徐师曾详述之：“按字书云诰者，告也，告上曰告，发下曰诰。上以告下，《大诰》、《洛诰》之类是也。考于《书》可见矣……秦废古法，止称制诏。汉武帝元狩六年，始复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称诰。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赠大臣、贬谪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盖当时王言之司，谓之两制，是制之一名，统诸诏命七者而言。若细分之，则制与诰亦自有别……今制，命官不用制诰，至三载考绩，则用诰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赠封其亲，及赐大臣勋阶赠谥皆用之；六品以下则用敕命。其词皆兼二体，亦监前代而损益之也。”虽然他梳理出历代诰文的演变轨迹，但还嫌疏略。经考察，明代初年与上述所言就有所不同，命官是用诰的。《御制文集》中《中书左右丞相诰》等颁发给上至丞相，下至地方知府、指挥使的大量诰文，就是证明。对于外国国王，也用封诰，下面就是一例。
诰曰：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绍前之令绪，恪遵华夏，为东土之名藩。当四方之既平，尝专使之往报，即陈表贡，备悉忠诚，良由素习于文风，斯克谨修于臣职，尤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赍印，仍封尔为高丽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于戏！保民社而袭封，式遵典礼；传子孙于永世，作镇边陲。其服训辞，益绥福履。今赐《大统历》一本，锦绣绒段十匹。至可领也。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一品至五品官员，作为凭证性质的任命文书，称为诰命；六品至九品官员，作为凭证性质的任命文书，称为敕命。妇人随夫品级。诰用制诰之宝，敕用敕命之宝，以文簿与诰敕，各编字号，用宝识之，文簿藏于内府。明朝的诰敕轴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一品官诰用玉轴，二品官诰用犀轴，三品、四品官诰用抹金轴，五品以下用角轴。《明会典》记载颁诰敕时，也规定有一定的仪式。诰敕有一定的式样，诰，用五色纶丝，前面织有“奉天诰命”；敕，用纯白绫，其前织文是“奉天敕命”，诰敕均以升降龙纹，左右盘绕，后面织某年月日造。其带用五色。
一般来说，明代对于外国国王的册封，采用诏书的形式，并给予诰文。《实录》中对于高丽国王辛祸的册封，虽然不载文书，但却有“诏使”、“诰使”之遣，是一例证。但上述这通封诰，是今所见外交文书中仅见的一例。
（八）祭文
关于《谕祭文》，徐师曾云：“按谕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词也。或施诸宗室、妃嫔，以明亲亲；或施诸勋臣、大臣，以明贤贤而示君臣始终之义。自古及今皆用之，盖王言之一体也。”明太祖祭安南国王文，就属于这种王言的典型一例。
祭安南国王陈（煸）文
上古受胙方隅者，一王纲而无二，所以固封疆，遣逋逃，却有罪，睦邻邦而恤鳏寡，故得二者之欢心，以事先人。尔煸为民上，于安南失固，封疆未审，曾侮于鳏寡，而乃至占城。有是此果逼迫人而若此欤？彼占城无礼致徂征而若是欤？使者来告，尔殁海滨。朕不觉痛心。呜呼！一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陪臣之佐奚用，其道有此耶？呜呼！颠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虽云尔亡，邦家无虞。特遣使奠祭。尔其有知，尚飨！
（九）祝文
徐师曾云《祝文》曰：“按祝文者，飨神之词也。刘勰所谓祝史陈信，资乎文辞者，是也。昔伊祁室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此祝文之祖也……春秋以降，史辞寝繁，泽祝文之来尚矣。考其大旨，实有六焉：一曰告，二曰修，三曰祈，四曰报，五曰辟，六曰谒。用以飨天地、山川、社稷、宗庙、五祀、群神，而总谓之祝文。其辞有散文，有韵语，今并采而列之。”明人沿袭祝文这种文体于外交文书，现举明太祖致祭外国山川的祝文一例于下。
祭高丽国山川祝文
高丽为国，奠于海东，山势磅礴，水德汪洋，实皆灵气所钟，故能使境土安，国君世享富贵，尊慕中国，以保生民。明神之功，于是为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统。比者，本国奉表称臣纳贡，朕嘉其诚，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于山川之祀，无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将牲币往修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