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杨｝
龙威的手术非常成功。按计划，他明年就可以回到学校去了。这两天他一直哀叹自己会比日后的同班同学大上两岁──这件事很难为情。不过他很快就想开了。他说这样他可以让班里的小美眉们见识一下成熟男人的魅力。袁亮亮的病情这段日子也控制得很好。有天他悄悄问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看一次那个方可寒的照片？”
我说行。不过我要他答应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不喜欢太多病人知道方可寒的事，那样有种自我炒作的嫌疑。
我在一个明亮的夏夜里翻箱倒柜。一张我们四个人的合影从一本很旧的笔记本里掉出来。我、江东、肖强、方可寒，我们并排坐在肖强店门口的台阶上。是夏天，身边有很葱茏的绿意。江东揽着我的肩膀，方可寒笑得又艳丽又放荡。她的大红色吊带装和肖强的黑色Ｔ恤简直是绝配。
不不乖乖地坐在我旁边的地板上搭积木。这时候像只小动物一样爬了过来。仔细看着那张照片。
“你看姐姐那个时候多瘦啊。”我笑着对他说。
他的小指头指着方可寒，“你没化妆，她化妆了。”
我说：“她也没有化妆。她本来就这么漂亮。”
我们这座城市的夏夜永远这么凉爽。打开窗子风就可以吹进来，每一次我都会在这样的夜风中原谅这座城市日益严重的污染。在这样的夜风中，我还必须帮不不盖好他的小被子，尽管现在是8月份。他的大眼睛看着我，这小家伙下礼拜就要跟父亲回法国去了。他说：“以后你还能不能给我念故事？”我说：“当然，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念给你听。”然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我能不能叫你‘妈妈’？”
他睡着了，沉重而平稳地呼吸着。我的手轻轻停留在他软软的头发和小脸上。他长得很像父亲。我现在还不能睡，我得等周雷的电话。周雷说他每天加完班后如果不跟我说说话一定会疯。其实他每天“说话”的内容无非是控诉他的工作狂老板。这老板曾经留学德国，待了十年后变得跟德国人一样会折腾人。
我已经见过周雷的父母。他妈妈除了对我比他大一岁这点有些心理障碍之外，其余的问题都不大。我的生活于是就被这个今年2月糊里糊涂闯到病房里的家伙改变了，而且是革命性地改变。
夜晚独特的清凉在室内蔓延，我就在这个丝毫不带侵略性质的蔓延里闭上眼睛。那是最舒服的时刻。我想起海涅的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骗人，要真是的话谁还会怕死呢。也许是因为照片的关系。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1996年夏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喝啤酒的晚上。方可寒兴致来了就跟肖强拼酒，路灯的映照下，树叶像是透明的。肖强说：“这些叶子绿得像种液体。”江东笑了，“那叫‘青翠欲滴’，还‘一种液体’，说得那么暧昧，我看是你教育受得太少了。”我和方可寒于是大笑。
当我意识到这是个梦的时候，我就醒了。
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倾听自己的笑声。然后我听见《局外人》的最后一段的声音。那是我心里想象的默尔索的嗓音，缓慢、凝练，还有点漫不经心：
“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我发现满天星光洒落在我脸上。田野上万籁作响，直传到我耳际。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水的气味，使我两鬓生凉。这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
我在这时候轻轻诵读出声，跟上了我心里的声音：
“这时，黑夜将尽，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
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
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没错，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这对我来说可是个陌生的词汇。妈妈。我的身体里荡漾着一种温暖而辉煌的悲伤。人生最珍贵的感情莫过于此。可是我比其他人幸运。因为他们在太早的时候就把这悲伤固定在一个具体的人的形象上，妈妈。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悲伤也就因着这固定而变得生机全无。可是我，我的这悲伤一直是新鲜的，我和它相依为命的过程中不停地寻求着属于我自己的充满星光与默示的夜晚。我为它不能经常降临而恼火。在这场追逐里我糊里糊涂地弄丢了我的童贞，我的初恋，
还有我的江东。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因为失去的东西而向任何人求助，向任何人撒娇，向任何人妥协，我忍受了我该忍受的代价，包括我曾经以为被弄脏的爱，包括我自认为伟大其实毫无意义的牺牲和奉献。我现在无法判断这值不值得，可是我不后悔。
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眶。妈妈，我明年就要嫁人了，不过不是嫁给江东，妈妈你早就知道了吧。
｛肖强｝
1997年7月9日的傍晚，江东来和我喝酒。最后他把啤酒瓶摔碎在我的柜台上。晶莹的绿色粉身碎骨，带着啤酒白色的、凉凉的泡沫。他说：“肖强，从现在起，我不是你的哥们儿。”
其实临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让我痛不欲生的话：“我真是妄想。我怎么能指望一个拿着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当圣经的人会敢作敢当？”
为了这句话我顽固地恨着他。为了这句话我曾经对他的歉疚早就荡然无存。直到两年前，我在街头看见他。他上车之后愣了一下。他的眉宇间有了风尘气。不过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猥琐的风尘气。看着这样的他我也有些糊涂，我积压了这么久的恨意好像一下子无法对号入座。
就在这时候他说：“哥们儿，有空吗？咱们喝酒去。”
于是我就原谅了他。在一刹那间原谅了他。我想我们毕竟有缘分，至少我们对“女人”有着一样的眼光，一样的品位，更重要的是，一样的憧憬和梦想。
｛周雷｝
一个好不容易不用加班的晚上。我和天杨非常恶俗地去电影院看《十面埋伏》。结果欣慰地发现，原来张艺谋现在比我们还恶俗。
凉爽的夜风里，我很喜欢她的高跟鞋敲击着步行街路面的声音。她点上一支烟，很娴熟地挽紧我的胳膊。那时候我就开始批判自己：“你怎么能这么心满意足呢？一个人才二十四岁就这么满足还有前途可言吗？”
在这份可耻的心满意足里，我第一次怀着善意打量这个我出生并成长的城市。
夏天是最好的季节。空气里有一种奇迹般的澄明。
我们散着步，路过了北明中学。高考红榜又贴出来了，状元们的照片被人人观赏，大家评价得更多的是他们的长相。
堤岸上的旧房子都没有了，建成一个新的商品房小区。碰巧这间公司有一个我过去在房地产公司的同事，他可以很爽快地给我这里房子的底价。明年，我们也许就要把家安在这里了。
生活是简单的，简单而安静。我的故乡毕竟善良地接受了我。我就要像个真正的成年人那样在这里安家，立业，有自己的孩子。也许过不了多少年，我的表情也会变得跟街头这些来往的人一样。我第一次觉得这不是一件不可以接受的事。我想要个小女孩，一个像童年的天杨一样安静，一样聪明的小姑娘。最好漂亮一些但也别太漂亮。
电视新闻并不好看。可是跟天杨在一起的时候，我仍然喜欢把电视调到有新闻的频道。印象中这是一个家庭的夜晚最标致的景象。我简直像是个过家家的小孩儿。天杨就在这时候走过来，很不客气地枕着我的腿，“我不看新闻，给我转到电影频道。”我已经很恐怖地感觉到这将是我们家日后的──决策模式。
就在我寻找遥控器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唐槐在屏幕上一闪。记者正在采访一个长得就很像专家的专家。我这才知道，我们的唐槐快要死了。它太老了，害了一种很难治的病，镜头下它依然苍翠，不怒而威，衬得围着它瞎忙活的那帮专家和记者很没品。
周末晚上我和天杨一起到了步行街，我得看看它。我是当着它的面第一次吻天杨的。8点钟，天刚擦黑。它依旧宁静地立在步行街的尽头，根本看不出它死期将至。令我惊讶的是，它的护栏外面居然围了一圈人，这些人看着专家们在护栏里面治疗它，看着他们给它拍照片，这些人看上去都像是吃过晚饭出来乘凉的。一个年长的人对我们说：“就是因为那条新闻。这几天，每天都有来乘凉的人，顺路过来看看它。不是多么刻意的举动，看看而已。”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几年，第一次知道原来它也有这么真诚和温柔的时候。这个我甚至不愿用女字边的“她”形容的城市。
那天晚上我特别煽情，煽情得丢人现眼。我很郑重地跟天杨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想告诉她我究竟为什么丢掉了成都的那份工作。当然不全是因为冯湘兰──准确地说，冯湘兰的事只是导火索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