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剑的“生态位”改变，是横向改变，即地理位置的改变（包括社会环境）。另一种“生态位”的改变是纵向改变，即时间上的改变（包括生活环境）。英国有位叫沃尔逊的企业家，在政府机关做官时，总想利用自己的智慧，创办一家公司，然而，紧张的公务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他六十多岁那年，他从政府机关退休回家，一下子轻松起来。一天，一家有线电视台在自然节目里，播出了一部关于月球探秘的纪录片。荧屏上，主持人手里拿着一本月球地图册，一边向观众讲解，一边翻动着一页页相关的图片。沃尔逊边看边想，这样看月球平面图既费劲，又不够直观，能不能将月亮也像地球仪那样制成月球仪呢？想到这里，他心里突然一亮，地球和月亮一样都是圆的，既然能将地球制成地球仪，月球也应该能制成月球仪。沃尔逊这么想着，第二天，他就开始行动去了。没过多久，沃尔逊的月球仪果然试制成功了。有了月球仪，沃尔逊在电视台上大做广告，于是，世界各地的订单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接着，他又开发了火星仪、金星仪、土星仪、木星仪等系列产品。因此，沃尔逊成为世界“星球仪制造大王”。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选准了“生态位”，干什么都容易成功，偏离了“生态位”，干什么都容易失败。纵观我国成千上万的企业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生态位”的得失制约着结果。同样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为什么在此地能成功，到彼地不能成功；同样的一个平台，为什么有的人能成功，有的人不能成功；同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前期能成功，后期不能成功。这些都是“生态位”在起作用。
可以这么说，吃老鼠的猫即使成了老虎，充其量也只能吃狼吃狗，决不能吃狮子吞大象，这就是“生态位现象”。我们不少企业老总坐在猫的位置上，却想吃掉老虎，或坐在老虎的位置上，却想吃掉狮子，结果是自寻毁灭。在不少企业的口号与广告词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太阳神；大风起兮龙腾飞，五洲遮日起飞龙——飞龙；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巨人；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三株。这些远离自己生态位的豪言壮语，导致了“太阳”沉落，“巨人”倒塌，“飞龙”断翅，“三株”退隐。然而，“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娃哈哈集团）与“只有逗号，没有句号”（红桃K集团）的广告语却实实在在，说得到做得到，结果这两家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保健品市场一直稳步发展。
什么叫好企业？好企业并不是一年能赚几个亿或几十个亿的企业，而是长盛不衰的企业。自然界检验一个物种成功的尺度，是看这个物种是否能延续下去，而检验一个企业的成功尺度是看这个企业能否生存下来。做企业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赛跑。衡量企业成败的标准不是强、大，而是生存。能生存就是最好的企业。偏离自己的生态位去做强者的企业，非垮台不可。世界上的好企业都是百年不衰的企业。如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120年）、可口可乐公司（115年）、吉列安全剃刀公司（100年），法国的人头马白兰地酒业公司（214年），德国的施坦威钢琴公司（150年），中国的同仁堂药店（300多年）……而这些百年不衰的企业往往都是选准了自己的生态位。这些企业既是强者又是适者。强者与适者的结合，是对自己“生态位”的高度发挥。在动物界，老虎是强者。但因为人们的开发，老虎在慢性饥饿中减少，而被视为弱者的老鼠，人们虽然天天灭，然而还是到处有，因为老鼠的生态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它可以避开老鼠药和人们的棍棒生存。因此，谁适应大自然创造的法则就可以生存下来，否则就灭亡。
一个企业的老总成败的原因有很多，“生态位”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它要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有篇题目叫《中国与大象……论非赶超战略》的经济论文，试图在动物园里找到一点论据。
曹先生问：谈到动物园与中国经济的关系。
其作者说：如果把每个国家都用动物来表示，最强大的美国就是一只虎，英、法、德、日、加、俄等国家可以说是几只狼，其他一些中小国家可算是一群羊。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应该是争做一只大象，在发展中国经济的战略上，我们不要盲目地赶超虎、狼，也不要与羊为伍，而要走自己的大象之路，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附记］外省人在异地如何立足
外省人在异地如何立足——比如在北京，在外省人心目中，有时是巴黎，有时是纽约。它有类似于大歌剧院的包厢式音乐厅，有贵妇人主持的上流社会的沙龙，甚至还有流浪艺术家的画廊（譬如圆明园的画家村），这些都曾经是巴黎的专利。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北京有浪漫主义。然而，北京又是现实的，皇帝时就有的四合院与胡同不断地拆迁，以营建蝴蝶状立交桥和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远远望去，这简直像积木堆砌的王国。玩偶之家的主要成员包括金融家、个体商贩、世袭贵族以及各种各样的明星人物。舞台已经延伸到车站、电话亭就在十里长街上，这都使人嗅闻到纽约的气息，权力与金钱相混合的气息，有点儿陌生，有点儿熟悉。
对于北京来说，外省人主要指两种，一种是从来没到过北京的边远地区的居民，他们主要通过电视、报纸、中央文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是通过羽毛般的谣言，来想像北京。另一种是来北京出公差或自费旅游的，包括基层干部、供稍员、群众代表乃至度假的观光客，他们手持地图走下火车，在高楼大厦之间稍一走神就迷路了，于是重新向擦肩而过的行人打听方向。北京在他们眼中是一张放大的地图，是藏龙卧虎的名胜古迹。甚至连故宫有几个门都没弄清楚，他们就打道回府，向邻居吹嘘沿途的见闻，他们对北京的印象不过是一篇蜻蜓点水的游记。
还有第三种外省人。他们是一些背井离乡来北京寻求生存空间的外省人，他们的血型、姓名、学历不是北京给予的，但他们的梦在北京，他们将北京视若角斗场，视若第二故乡。他们两袖清风地走在长安街上，向这座高耸入云的城市索取职业，索取成功与辉煌。他们是祖国版图上的候鸟，以梦想家的陶醉吹着新移民主义的乡村口哨。他们还不了解北京，但需要了解北京，因为他们热爱北京——这份宗教式的热爱甚至会使本地土着自叹不如。他们的童贞属于外省，但他们的青春却是献给北京的。所以他们对北京的感情是特殊的，他们拥抱这座城市的姿态也是与众不同的。北京这个地名，是他们验证自身价值、验证光荣与梦想的一张试纸，不来这儿他们找不到自己。他们以朴素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认识北京，就像通过一枚枚硬币的递增来积累财富，通过一枚枚硬币的总和来考证金钱这个概念。在他们眼中，北京不是巴黎，不是纽约，不是天堂，更不是地狱，北京就是北京。生活不允许他们产生任何错觉，因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从刚走出北京火车站的那一天起，他们便以北京人自居，他们不得不以主人自居，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单程车票，他们甚至连铺盖卷儿都从家乡带来了，他们准备把一生作为赌注投掷在这座轮盘城市。这是他们一生中的诺曼底，在登陆之前，他们就已破釜沉舟。纵然在本地居民眼中，这一张张充满梦幻的新面孔不过是固执的外省人。他们租平房住，或索性睡地下室，没有取暖设备照样过冬；他们骑自行车上班，在食堂吃饭，每年一次探亲假；他们梦里不知身是客，甚至对做梦的时间都很吝啬，白昼和夜晚对于目光炯炯的他们而言，不过是穿鞋子和脱鞋子的过程，一切都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他们只能选择加倍地投入……这是些能吃苦的外省人。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安营扎寨、稳操胜券，有的升官有的发财，混得最差的也娶妻生子、粗茶淡饭，北京终于承认他们为自己的嫡系，他们的下一代也真正拥有北京的血统。除了早年的口音无法彻底更改，他们完全是北京的主人翁。他们接待远道而来更为年轻的外省人：“好好干，慢慢会适应的。有什么困难就说话。你们是北京的新血液。”然而，躺在北京的户口薄上，高枕无忧之时，他们才想起自己的籍贯，毫不怀疑自己外省人的身份。
他们开始患怀乡症。他们教育子女老家在哪儿，祖父和祖母是谁。一走上长安街就思念长安，买一斤高级的烟台苹果便梦见胶东半岛。在五星饭店面对美女如云、山珍海味，反倒像李白那样停杯投箸，反倒像周作人那样回味家乡的野菜，眼前的一切都不如家乡溪头的野菜秀色可餐……
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外省人，生活在北京的外省人。他们既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又是永远的外省人。北京有两个，一个是本地人眼中的，另一个是这些外省人眼中的——他们对北京的认识注定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共同劳动，并且共同创造了北京，共同改变着北京。
成吉思汗来过北京，李白成来过北京，八旗子弟来过北京。科举时代，书生们纷纷进京赶考，北京有国子监，北京出状元。在天子脚下读书，其乐融融。后来，毛泽东带领解放军进了北京。可以说，北京的历史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省人写下的。北京出部长，北京出将军，甚至北京的报纸都是全国发行的——这一切，足以对外省人构成永远的诱惑。
外省人这个称谓，带有浓郁的法国味，而且是19世纪的法国味。19世纪出浪漫主义，而法国的浪漫主义举世无双。在莫泊桑、左拉、福楼拜笔下，外省是与巴黎相对立的，巴黎纸醉金迷，外省炊烟袅袅；巴黎是贵妇人，外省是荆钗布裙的村姑。
巴黎的社会名流去外省度假，美其名日：“去乡下。”而朴素憨厚的外省人进巴黎，准会迷路的。因而外省人在法国含有布衣草民、老实人、乡下佬或老百姓的意味。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虚荣心。外省人在北京居民口头上，也带有中国特色了，叫外地人无法判断是否有贬意。至于说起外国人，又称老外，则明显有几分仰慕。北京姑娘有吹嘘嫁老外的却没有以嫁外地人为荣的——除非傍大款傍的是外地的大款，两项又扯平了。但这种情况已好多了，总而言之北京是好客的、慷慨大度的。现在，至少粤菜已进了北京，广东人（更确切说是商人）进了北京，像巴黎香水、人头马酒一样受欢迎。估计北京将为越来越多的外省人提供市场。
第三种外省人中，还有来北京创业的外省人。应当估计自己的标价一时半会儿抬不上去。不要着急，要这样想：我还年轻呢。北京的股市行情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是说不准的，道是无晴却有晴。没准明天早晨我就大发了。北京的天平是公正的，给每一个人以机会。外省人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就没被排除有衣锦还乡的可能。北京的林子很大，什么鸟都有，但栖息枝头的外省人不会觉得渺小，不会觉得羽毛黯淡。这巴黎能比得上吗？纽约能比得上吗？伦敦更别提了，那儿只出产雾都孤儿。
纽约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地狱，帝国银行大厦太高，饥饿艺术家的手够不着。巴黎有圣母院，却没有圣母，没有持富济贫的慈善院，所谓的贵妇人也太小气，她们邀请你参加沙龙，允许你蹭饭、喝鸡尾酒（或迷魂汤），是为了套你的话儿，她们附庸风雅，却并不真掏钱买你的画，你愿意免费为她们演讲及演出吗？况且在巴黎，并不见得走哪儿都能撞见茶花女——那是小仲马的福气。巴黎的最后一班地铁早停开了，伦敦上空的鹰都被猎枪打光了，在纽约的北京人都把绿卡抢购一空了，而莫斯科的眼泪都快淹死普希金了——所以，写诗的外省青年，汉语的劫持者与流浪者，咱们还是回家吧，家门是北京，国门是北京。想来想去还是北京好啊。北京的烤鸭好，北京的美术馆好，王府井好，图书馆好，音乐厅好，北京的公共汽车好，北京人好，北京话好听。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相信某一天，北京会成为艺术家的乐园。譬如诸多流浪画家安营扎寨的圆明园村，就是北京城里的艺术梁山、外省人谱写的水浒传。如果没有冒险的勇气，千万别来北京，北京的风沙大，北京的交通拥挤，掉进人海里就沉底了，就找不着了。在北京，外省人的肺活量要大，要有耐心，屏住呼吸，才可能像气球一样浮出海面。在北京，要为生活憋那么一口气，要和生活赌那么一口气。在北京，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做魔鬼或做天使都不可能，你只能老老实实做人，因为谁比谁傻多少，谁怕谁？这么看来无论对外省人抑或本地人，在北京都不容易，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外省人，应该这么想：北京有海市蜃楼，北京永远是一个千锤百炼的梦，因为北京出状元，北京出大师。北京更是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2008年之前，大家都能在北京赚他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