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提出供讨论的题目是比较一下我国唐代兴起的新体诗歌和欧洲的十四行诗以及古代波斯的鲁拜体四行诗，并提出一个假设，即两者之间会不会有某种联系。我这样说，也许会使人们感觉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测，因为中国语文不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汉文与西方语文差别很大，在诗歌形式发展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乍一看来，很难相信在诗歌体裁方面能够互相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我国从魏晋时开始，讲究声律，创作了新体诗，早已有人说过，这是受了梵文声律的影响。虽然由于汉文的特点，齐梁以后讲究双声叠韵和四声对偶，在诗歌形式方面，有其独特的发展，然而过去中国诗歌曾受过外来影响，似乎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如果我国六朝以来兴起的新体诗歌可能受到过外来声律学的启发，我们说唐代诗歌可能影响过欧亚其他地方的诗歌形式，这个假设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
让我们先看看欧洲十四行诗的起源问题。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十四行诗的起源还弄不清楚。大家都知道英法等国的十四行诗体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贝特拉伽（Francesco Petrarca）等所写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意大利十四行诗的一个变种，即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由三个四行诗组（quatrain）加上末尾同韵的两行诗组成，而较早的意大利十四行诗则是由一个八行诗组（octave）和一个六行诗组（sestet）组成，前面的八行又可分为两个四行诗组（quatrain），但在前八行和后六行之间，音乐上一般要有个顿挫，最后六行更加急促奔放，以结束全诗。一般西方学者认为最早的一首十四行诗是十三世纪初西西里岛的诗人披埃·德勒·维奈（Pierdellle Vigne）的作品。维奈此人的名字见于但丁《神曲·地狱篇》（Iaferno）第十三章，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维奈约生于一一九○年，死于一二四九年；他曾是腓德烈皇帝二世的宠臣，因皇帝怀疑他不忠，被监禁备受苦刑，并被弄瞎了眼睛而自杀。根据当时基督教义，凡自杀者都要在地狱受苦，但丁把他在地狱受苦的情景写成了动人的诗句。十三世纪中除了维奈以外，还有一些别的意大利诗人用过十四行诗这一体裁，也都是属于西西里地方的这一流派。西西里岛当时还是在阿拉伯影响之下，当时西欧文化远比近东一带文化落后，很多东西都是从东罗马和大食文化传过去的，西西里岛则是接受东方文化的一个首站。当然，当时受到阿拉伯文化影响的西西里岛诗人也可能自己创造了这种诗体，但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十四行诗这种体裁是从阿拉伯人方面传过去的。由于我们对中古阿拉伯诗歌知道不多，一时还没有根据来证明这个假设。可是当时阿拉伯势力横跨欧亚，在大食文化的东边就是强盛的中国文化。从历史年代和地理条件来看，如果我们在唐代诗歌里找到类似十四行诗的体裁，这个假设，即不但欧洲最早的十四行诗是从阿拉伯人方面传到西西里岛的，而且其来源还可远溯到中国，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
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写过不少“古风”体的诗歌，其中有些从形式上来看，很像西方的十四行诗。著名的“花间一壶酒”就是很完整的一首，全诗如下：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
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
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
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
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
相期邈云汉。
开头是一个八行诗组，用的是一个韵；然后是一个间隔，下面是一个六行诗组，用的是另一尾韵。前面的八行诗组又可以分为两个四行诗组；第二个四行诗组是第一个四行诗组的延伸和发展。这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的规律是完全符合的。
在李白的“古风”体诗歌中，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首，也都同十四行诗的形式相似。如他为当时文士的不遇慨叹的一首：
咸阳二三月，
宫柳黄金枝。
绿帻谁家子，
卖珠轻薄儿。
日暮醉酒归，
白马骄且驰。
意气人所仰，
冶游方及时。
子云不晓事，
晚献《长杨》辞。
赋达身已老，
草《玄》鬓若丝。
投阁良可叹，
但为此辈嗤。
头八句描写当时得宠的权贵骄纵浪游，洋洋得意，后六句以扬雄的遭遇为例，写当时文人不受重视，受到权贵们的嗤笑，也是一个八行诗组加上一个六行诗组合成的。再如他的一首游仙诗，写中原遭到战祸的悲惨情景：
西上莲花山，
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
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
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
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
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
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
豺狼尽冠缨。
头八句写登山后看见天上玉女邀请他登上云台峰，后六句写驾鸿升天，看见尘世的情景，也是一个八行诗组加上一个六行诗组合成的。我们还可以举一首嘲笑不识时务、食古不化的鲁儒的诗为例：
鲁叟谈五经，
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
茫如坠烟雾。
足著远游履，
首戴方山巾。
缓步从直道，
未行先起尘。
秦家丞相府，
不重褒衣人。
君非叔孙通，
与我本殊伦。
时事且未达，
归耕汶水滨。
头八句描写鲁儒形象的可笑，后六句是对鲁儒的斥责，也是一个八行诗组加上一个六行诗组合成的，前八行又可分为两个四行诗组。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五言古诗，我们还可以举一首七言古诗《行路难》为例：
金樽清酒斗十千，
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
行路难，
多歧路，
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也是前面一个八行诗组，又可分为两个四行诗组；后面的六行诗组，虽不完全整齐，有四行是三字句，但前面的八行诗组与后面的六行诗组之间有一个顿挫，这也是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形式完全一致的。
有人也许认为李白的古风体诗一般都是由若干四行诗组合成，其中有些偶然是六行诗组，所举各诗都是此例，只是在行数上同西方的十四行诗巧合，算不得是真正的十四行诗，但是前面所举各例都是两个四行诗组加上末尾一个六行诗组，至少这可以说明李白的古体诗常常喜欢用这个组合。李白的时代比西西里岛的披埃·德勒·维奈要早好几百年，维奈只留下一首十四行诗，而前面随便举出的李白的十四行诗则已有四五首之多，因此不管李白的诗歌影响到西方这一假设是否能成立，如果我们说李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种诗歌体裁的鼻祖，似乎也不算过分。
下面我还想把唐代盛行的绝句体同莪默凯延的鲁拜体（Rubai）做一比较。大家都知道莪默大约生于公元一○四八年，死于公元一一二三年。他的出生地方是呼罗珊（Khurasan）省的首都尼沙波尔（Nishapur），靠近阿姆河，在波斯（今伊朗）的东北部，也就是说，离今日的阿富汗不远。鲁拜体诗在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间盛行于波斯东北一带，这正是莪默的时代。实际上，莪默也并不是首创这种诗体的第一人，这种诗体的起源可能还要早一些。据传说，古代波斯人鲁达吉（Rudaki）在今阿富汗境内的嘎兹尼（Ghazni）城，看到小孩子们玩核桃，并唱着：“滚呀，滚呀，滚到巷子那头去呀！”他就用这个调子创作了这种诗体。这当然只是民间传说，不足以证明鲁达吉就是鲁拜诗体的创始者，但至少可以说明鲁拜诗体大概起源于民间歌谣，而且早在公元十世纪就出现了，因为鲁达吉死于公元九四一年。还有，这种歌谣形式很可能是从阿富汗传到伊朗境内的。
鲁拜（Rubai）的原意是四行诗，在这四行中，第一行、第二行和第四行需要押韵，第三行不押韵，所以在形式上同我们唐代盛行的绝句是很像的。这种诗体在古代波斯又被称为“塔兰涅”（Taraneh），意思正是“断章”或“绝句”。两种诗体形式既然相似，名称又如此相同，说明两者之间很可能有某种联系。从时间和地域方面来看，如果说鲁拜体是从唐代绝句演变而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个假设也并未为我首创，一位意大利学者包沙尼（AlesandroBausani）就曾经指出鲁拜体可能来自中亚的西突厥，而且他也认为可能与唐代的绝句同出一源。我们知道突厥人于公元一○三一年越过阿姆河，从东方侵入波斯境内，并在一○四一年占领了莪默的出生城市尼沙波尔，这正是莪默出生前八年。鲁拜体既然可能起源于民间歌谣，很可能是由西突厥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关于莪默凯延所用的鲁拜体在中亚盛行于公元十世纪前后的问题，不少西方学者还认为这与当时在中亚流行的一种宗教派——苏菲派（Sufism）有关。这种信奉苏菲教派的人是一种在野修行的隐士，穿粗布衣裳，一说苏菲（Sufi）这个字即指粗布衣裳而言。但他们不反对耽乐饮酒，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很类似我们唐代不得意的在野文士，吟诗饮酒，以佛教和道教思想寄托自己的理想。相传为莪默凯延所写的鲁拜体四行诗就反映了这种思想感情。唐代李白的不少诗篇的内容也与此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引下面的一首著名绝句为例：
问余何事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由此可见，不但鲁拜诗体在形式上很像我国唐代的绝句，就是在思想内容上，同某些唐代文人的诗篇也是很相似的。从历史时代和地理条件来看，李白的诗歌传到中亚，影响了当地的诗歌创作，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以上我提出的假设，由于西方十四行诗和莪默凯延的鲁拜诗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实际上是属于中西交通史性质的探讨，已经不完全是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从比较文学方面来看，我们把不同国家或地域的文学作品或现象加以比较，并不要求证明两者之间一定要有直接影响的关系。历史时代上或地域上距离很远的文学，即使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实际联系，也可以拿来比较。但是我们中国学者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反映。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如果他们属于类似地位的社会阶层，具备类似的社会条件，经受类似的社会压迫，就可以有类似的思想感情，即使他们在时代和地域上距离很远，不可能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相反，即使在同一地区，属于不同阶级的人却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感情，这就是如鲁迅所说过的，《红楼梦》里的焦大和林妹妹，虽然都在大观园内，却并没有共同的审美观念。我们不能同意某些西方学者从人性论出发的观点，认为只要是人，就会有相同的思想感情。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我们认为只有坚持科学的反映论，认为文学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的产物，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才能有坚实的可靠的基础。无论唐代李白的某些诗篇是否曾经直接影响过中亚和欧洲的诗歌，我们认为中外文学上这种偶合现象也总是可以给以科学的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