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坐牢的时候，别人对我都还尊重，反正是不要乱说话，客客气气的，背书、背“老三篇”比其他犯人都背得熟，每天早上要读一篇报纸，我读得比他们顺口，也没有错误，他们对我都挺客气。当时，每个犯人都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我们那时候不许有针线，针、尖刀这些铁器都不能带，有一个年轻犯人很能干，他把地板破损地方的木头撕下来，做了一个木头针，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线，做针线玩儿，他还在我的手绢上刺绣了一棵松树，还很像，可惜我后来拿回去，他们给扔掉了，要不做个纪念挺好的。
问：我听说过你在监狱里还有得意的事。
杨：得意的事，比如说，“文革”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一九七一年秋天，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到了国庆节，根据前一年的情况，林彪出来用沙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个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没有了。毛主席，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就觉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我们被关在里面，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出事摔死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结果，没过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宝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来了。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宝书没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没收。我没多说什么，笑笑：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道理，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年轻人吧，那个人还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问：得意了。
杨：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还有一个事，大家在一起说好吃的——冰糖肘子怎么好，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渣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吃，过一阵子外面监视的解放军就过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天就被抄走了。
问：你那时想吃点什么菜？
杨：我没有，一般都是些年轻犯人讲这个事。我那时候闲得没什么事，就是睡觉，我还自己背莎士比亚的那几句话，或者英国文学里的一些东西。
问：那时英文也不能自己念吧？
杨：自己在那儿想这些事儿。后来也有年轻的犯人想学点东西，让我教他唱英国歌，我就给他唱英国歌，他跟我学。
问：唱什么歌呢？
杨：一些唱酒的歌。还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识渊博一些，也要我背点唐诗，我就给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们都没念过，“……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边想着一边背，他们也就背《长恨歌》。后来还有一个调皮犯人看我人缘好，大家玩得挺热闹，他揭发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恨共产党。结果别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给闹了一顿，我一直人缘很好。平常我们也不劳动，有一次，监管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有人说闷得慌，给我们一点轻的劳动吧！他们答应到院子旁边的地方去捡煤渣，我们就去捡了。又让我们休整了一次，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捡点煤渣也算不上劳动，此外再也没有劳动，就一天两顿饭，早上一顿是十点钟，晚上是五点多钟。
问：早上吃什么？
杨：一顿两个窝头。我两个窝头都吃不下，吃一个半，剩下半个给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有的两个窝头还不够，另外，一碗菜汤，用的都是当时最便宜的萝卜、白菜，一般没有什么油，有时候给几滴油。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油都是痘猪的油，吃了以后有人还中毒了，身上长了一个疱一个疱的，我还告诉他们，一般的痘猪油在他们那儿还是保险的，都是经过卫生消毒的，除了这个以外，到过年过节给一两片肉，一年到头就是这样。夏天有一点西红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萝卜。
问：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戴乃迭去哪儿了吧？
杨：过了些日子以后，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老婆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这两年挨斗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他们说没有，也关起来了。我说孩子们呢，他们说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
问：你们关起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在吧？
杨：三个孩子都在。
问：儿子是最小的？
杨：儿子是最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湖北黄冈分配到一个工厂。我们一坐牢，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他本来是极“左”分子，后来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就要斗，一斗他就想不通。
问：知道孩子的情况吗？允许孩子来探视吗？
杨：不允许。坐了四年牢，衣服当然是破破烂烂了，半年的时候，允许你写个条子，要几件换洗的衣服，通知家里送到监狱门口，也可以要求牙膏、牙刷，但牙膏、牙刷都需要检查，怕里面藏着东西。而且，也是有人常常藏东西在牙刷、肥皂里，放点辣酱、果子酱或者是黄油，每到半年他们都让你跟家里说。
问：那你在里面一直穿着那双拖鞋？后来也没要求送鞋来？
杨：一直是那双拖鞋，我也没让家里给我送鞋。后来要求送过一次棉制服，出来时也破破烂烂了。
问：你在监狱从没有见过戴乃迭吗？
杨：没有。年轻犯人都调皮，想办法从窗户的缝里往外看，说有外国女人从这儿过去，她们去洗澡。
问：你们在二楼还是三楼？
杨：二楼。
问：男监、女监是怎么分开的呢？是分楼层，还是里、外之分？
杨：女犯人在另外一栋楼。女犯人比男犯人情绪化，在那儿吵架、打架，哭哭啼啼。男犯人这种事比较少，男人找些无聊的事做，没有多少哭哭啼啼的事。
问：她进去是用英文审查，还是怎么审查？
杨：用中文。她们审查很客气。
问：也让她写交待吗？
杨：好像不写，好像也逼她认错，认罪的事比我少。我那时候有过七八次，她也就有一两次。吃饭也比我们好，有时候有饺子，有时有炸酱面。
问：戴乃迭在那里是几个人关在一起？
杨：她一直是单间。
问：单间其实最可怕，一个人很寂寞。
杨：单间闷得慌，她整天就是搞清洁、糊箱子，待遇比我们宽松得多，有外国杂志，还有一本《资本论》，她过去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样把《资本论》好好地通读了一遍。
问：最后放出来也没什么结论？那是怎么放的呢？
杨：一九七二年五月间放的，整整四年。出来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有一天让我出去，带我到一个大厅里，在台子上坐下，给我挂了一块写着“杨宪益”几个大字的牌子，下面是照明灯，给我照一个大照片，照完后我就回牢房了。回去我就告诉大家，今天给我照了相，大家都说这事不妙，可能是快枪毙了，事前给你留个档案。后来我想，该死就死吧，好久也没有审问我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放了。
问：你那档案都还给你了？还是扔了？
杨：我没要。他们说你要就都还给你，我没要，就烧毁了。我想，都是我在监狱里面写的交待材料，也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问：放你那天是怎么个情况？
杨：那天，是放人还是拖出去枪毙事前都不说，一开门就说，收拾行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两件破烂不堪的被子，卷了带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说：杨宪益，你的问题我们是跑了二十一个省，你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你没问题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了，给党做过好事，可是也做过错事，一个人，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嘛，希望你以后多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错事、坏事，好了，走吧！
问：要填什么表吗？
杨：只签个字。进来时候的东西还给你，最后又说，你们家搜查的东西我们就没收了。那个时候没收了两本书，一本是罗马诗人奥菲特的《爱经》，里面有点黄色的东西，他们觉得好玩儿，拿去了；还有点日记本，不是我的，是我儿子的，都用过的也没用了，就不要了。我说《爱经》这本书给我带回去好吗，还有一本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四大名著他们全拿走了，我说那就算了。
问：《爱经》后来译成中文了吗？
杨：有过中文版，解放前就有翻译，解放后大概也有。
问：有人接你吗？
杨：后来我就到了门外，外文局来了个吉普车接我的，来了几个办公厅的人。我那时候算是一个钱也没有，他们临时给我几十块，还是一百块钱，说要我先拿去用。然后我到屋子里一看，我的房间一切还照常，就是灰土大得不得了。封了四年，结果耗子都做了窝了。我看见书柜里面一大堆耗子，见我来了都很不高兴，都跑了。我再看衣服，上面一个洞一个洞的，全都不能穿，都让耗子咬烂了。四年都做了耗子窝了！
问：你先回的家，戴乃迭过几天回去的，对吗？
杨：我回了家后，戴乃迭一个星期以后就回来了。我先把房间整理了一下，不然戴乃迭回来她会伤心的，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我用了三两天的时间把屋子擦干净弄好，把大部分破破烂烂的都扔掉，外文局的人告诉我，戴乃迭回来了，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问：你那半瓶酒是不是还在呢？
杨：那半瓶酒还在，盖子没盖好，颜色变黄了不能喝了。
问：那半瓶酒是伤心酒，也不喝了。
杨：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也没有人浇过水，我以为还活着，我一碰，哗一下全变成灰了，干透了。戴乃迭过了一星期回来，我把屋子都收拾干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