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后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历史背景
1．清代后期汉族风俗文化的时空范围
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鸦片战争失败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前后共72年，为清代后期，是清代社会逐步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封建统治从衰落逐渐走向灭亡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的国土，如1858年至1900年间沙皇俄国先后割取我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1842年英国割取香港，1895年日本割取台湾等，缩小了中国封建王朝有效治理下的汉族风俗文化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广大农村的封建自然经济全面破产，迫使沿海地区的农民纷纷出洋谋生，他们背井离乡，出西洋、下南洋，有的则落地生根，侨居海外，这样在客观上又扩大了汉族风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汉族风俗文化随着海外移民的增多，逐渐播布到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
2．清代后期的社会特点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五月间，厉行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主持虎门销烟，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悍然闯人中国广东海面，挑起了鸦片战争。在历时两年的战争中，清政府调集全国兵力，两易统帅，竭力迎战，但由于统兵将帅的腐败无能和武器的落后等原因，最终战败，并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给汉族地区千百年来“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并加速了这种经济的分解。由于这种分解主要是由外国列强的商品入侵和原料收购的需要而促成的，是一种被动的分解，故虽然也有利于汉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未能触动封建地主所有制，未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因而分解的结果是增加了生产的不稳定性。农村小生产者在已遭受封建剥削之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榨，许多人因此陷于失业破产的困境，生计难以维持，人们的生存境况日益恶化，终于酿成了19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大动荡。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领导拜上帝会众发动了反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经过两年战斗，太平军出广西，人湖南，克武昌，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占南京，遂定其为首都，改称天京，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全国各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清起义遍及大江南北，很快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农民革命战争的高潮。到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终于失败。就在清王朝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时，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国侵略者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迫使咸丰皇帝出逃热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英、法、俄、美四国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剧。
经过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猛烈冲击，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认识到，要改变受制于“四夷”的危局，应付内忧外患，保住统治地位，必须改变旧的统治方法，“师夷之长技”。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开展了以练兵及举办清代后期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曾给清代后期带来若干现代化的因素和气息。自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官僚在经营军用工业的同时，陆续举办了轮船、煤矿等民用工业，为清代后期工业产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不少人希冀以此达到富国强兵、摆脱外侮的目的，但是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失败，人们的这种愿望破灭了。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领土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在19世纪末掀起了两次影响重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即维新变法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各界人民的愤慨。广东举人康有为联络在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痛陈拒和抵抗、变法图强之道，并冲破清朝不许结社的禁令，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组织维新团体，创办报刊、学堂，大张旗鼓地宣传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锐意变法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正式变法，维新运动遂进入高潮。但维新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仇视，当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逮捕、屠杀维新志士，废除维新派所有的改革计划和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全部新政。维新运动至此失败。
继维新变法运动之后，中国北方地区又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扶清灭洋”口号下，义和团的斗争矛头直指外国侵略势力。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维护列强在华的侵略利益，英、法、美、日、俄、德、意、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联合出兵，发动侵华战争，同年七月（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光绪帝等仓皇逃往西安，同时下令屠杀义和团。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绞杀，震撼全国的义和团运动遭到了失败。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通过这个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完全把清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从此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此后，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风起云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为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3．清代后期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清代后期，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和西学传播的影响下，兴起了救亡图存的思想及科学、民主思想，动摇了原来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儒学体系。社会上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社会观、历史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知识精英中，在宇宙运行、天地变迁、生物兴灭，乃至人的自然属性等方面，都改变了传统的看法。郭嵩焘在日记中曾提到“日居中，五星与地球环绕之”[1]，表明“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传统观念已有所破除。近代思想家龚自珍则认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更是提出“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主张，无疑是对传统封建道德的彻底反叛。在清末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高举“道德革命”的旗帜，对封建道德观念，如三纲五常之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天赋人权”、民权民主等西方近代政治观念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国民中进行了一次思想启蒙。
在文化教育方面，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除了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外，还积极从事各种近代文化事业，如办报刊、办学堂、组织学会团体，翻译西学书籍，介绍西学思想，提倡白话文等，促进了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尤其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建立的各种新式社会团体，大多以移风易俗为宗旨，如湖南的“不缠足会”，以革除缠足陋俗为主旨，规定入会者所生女子“不得缠足”，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8岁以下缠足者一律“解放”[2]。熊希龄、谭嗣同创办的延年会，主张革除无端耗费时间的不良习俗，主张办事注重时效，崇尚质简，免除虚文应酬。此外，戒鸦片、戒迷信、改良婚丧礼俗、提高妇女地位等，均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提倡之列。这些社会文化方面的改良和革新，对清代后期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变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清代后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变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中国被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西方生活习俗也相继输入，中国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考察清代后期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变迁，主要有以下两条鲜明的特征：
1．西俗东渐
鸦片战争后，西方生活习俗是通过洋货带入、传教宣扬、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这五条途径传人中国的。洋货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把西方生活方式也带入了中国，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在原有的传统色调之外增添了一些清代后期文明的色彩，并影响和改变着汉族的精神面貌和汉族固有的习俗文化；西方宗教的传人，不但直接使一部分人改变了信仰习俗，而且通过外国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得以传播，促使中国人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传统观念，对接纳新事物、摒弃旧习俗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外国侵略者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口岸建立的租界，成为中国人窥视、模仿西方生活习尚的窗口；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洋风俗的评介，使人们大开眼界，并帮助人们有目的地选择、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习俗事象；一部分有幸到国外游历、出使、留学、考察的中国人，归国后不仅用日记、游记，而且还用现身说法来介绍、传播刚刚从西方学来的新习尚。
这一切，对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开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是社会生活习尚出现了尚新崇洋的趋向。社会上穿洋服、习洋文、用洋货、行洋礼，一切以“洋”为时髦。在上海，普通工人也穿起西服，“西装旧服广披罗，如帽如衣各式多，工人匠人争选购，为他紧束便摩挲”[3]；在湘西偏僻山乡，居然也有习洋文、懂洋礼的西席老夫子[4]。其次是传统习俗观念有所更张。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士大夫耻与商人来往。而到了清代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社会风气的移易，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真所谓“曩所谓转移风俗权操于士者，今且为商所攘”[5]。同时，还由此引出社会上违制僭越现象的不时发生，如1905年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出丧，“其仪从之盛，为古今未有”，舆论批评说：“席氏一买办耳……其声势实视阶级国之王侯而过之。是何为也？以国法论，是僭也，是不道也。”[6]再次是都市风俗趋向发达。同治、光绪年间，由于商业的繁荣、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汉族社会的都市化程度得以较快的提高，以茶楼、酒馆、戏园、会馆、公所等为标志的都市风俗日渐发达。以会馆、公所一类社会组织为例，洋务运动以后各地新兴的会馆、公所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到1860年的200年间，上海建立过30个这类组织，而1861年至清末的50年间，上海新建的会馆、公所差不多是前者的两倍；同时，这一时期会馆、公所的内部组织结构已有所演变，其习俗功能也有所扩展，普遍具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项功能[7]。第四是封建迷信开始式微。汉族社会素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传统，如迷信佛道、相信巫卜、崇尚风水等。西俗传来，特别是洋务运动中，办报刊、译西书、设学堂，使清代后期科学知识得到初步传播，汉族社会人们的迷信心理随之日渐淡薄，各种迷信活动也相应式微。如《文明小史》中的抚台万岐奉命调鄂时，恰逢俗以为恶月的五月，社会上有五月不接印的习俗禁忌；万岐却突破禁忌，毅然接印，上任视事。以上事实说明在同治、光绪年间，汉族社会的习俗观念和风尚喜好比之前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汉族地区已出现了风气初开的局面。
2．改革易俗
在“西俗东渐”潮流的推动下，汉族社会的价值观念开始更新，封建性古老习俗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男耕女织、重农轻商的淳朴民风日渐式微，传统礼俗发生了变化和解体，在清代汉族风俗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太平天国的“礼俗改革”和戊戌维新时期的“天下移风”，汉族社会风俗文化逐步向近代化方向变迁；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俗改革更是使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有了突变性发展，并使之逐步进入了现代化时期。
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汉族社会的礼俗风尚也呈现出变化剧烈的趋向。太平天国起义者们在服饰方面，采取“禁头变服”措施，即禁止汉族剃发蓄辫、恢复明代服制，试图重振“汉宫威仪”；在礼仪方面，视清朝的打拱、作揖、打千、叩头等礼节为“妖礼”，而加以禁止，只保留对尊长的长跪礼；在婚礼方面，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在丧葬方面，“父母死，禁不得招魂设醮”，反对葬墓讲风水；在社交方面，强调男女平等，等等，给汉族社会的传统风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太平天国的礼俗改革，虽然在“破”的方面总体上说是革命的、激进的，但在“立”的方面。由于脱离中国社会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变化的实际，不符合清代后期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基本上是不合时宜的，最后只能是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告终。
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把破除旧习陋俗，树立新风作为“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的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在维新志士的倡导下，在汉族各地，以改良社会风俗为主旨的群众团体相继兴起。这些团体大多能从当时进步的价值观念出发，抓住移风易俗问题的要害，把斗争矛头对准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恶风陋习，社会影响力较大。经过维新志士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改革陈规陋俗、提倡新俗良风已成为当时汉族社会普遍的愿望和行动，为整个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清代后期化变迁带来良好的作用，社会风俗为之一新。
